印度迅速发展的服务外包产业

本书从分工出发，对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之间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国际外包对承接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产业内升级与产业间升级两个层面，在理论上，我们利用Feenstra和Hanson（1996）以及Kohler（2004）模型分析了国际外包某一产业价值链的影响，并利用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证明了国际外包影响产业间结构变化的机制问题，还利用中国工业面板数据对国际外包承接活动的产业结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为了适应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本书还研究了国际外包在当前中国面临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所可能起到的作用。在对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总结和分析之后，本书对Long、Riezman和Soubeyran（2004）进行了改造加工，从理论上证明国际外包对于承接国从制造业经济走向服务经济的过程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的实际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看国际外包是否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内生性的发展。在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之后，我们得到了以下的一些主要结论：

第一，产业结构的本质在于分工，产业结构的变化由分工的演进所决定，同时国际外包则是国际分工这一特殊分工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新的贸易形态，因此，分工成为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共同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从而国际分工也就成为建立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理论和实际联系的桥梁。

第二，总体上，无论是制造外包还是服务外包，对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总体影响是正面的。然而反过来，在工业行业中，劳动密集产业和技术密集产业的结构发展有利于其国际外包承接，而资本密集产业和资源密集产业的结构发展则不利于国际外包行为，整体上，工业结构是不利于国际外包活动的，服务业产业结构的发展也妨碍了服务外包的发展前景，由此可见，中国产业结构本身并不利于国际外包活动。

第三，从接包国的立场上讲，国际外包从改变其要素结构（包括资本深化、人力资本结构）、收入水平、技术水平以及贸易结构等多个方面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这些影响都可以称为国际外包的产业结构效应。同时，国际外包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通过相对价格效应、劳动供给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四种机制起作用，并且，这些机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和方向是存在差异的，一些机制还与外包的类型是相关联的。从一个产业内分析的结果表明，国际外包承接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产业间的分析则表明国际外包承接并不必然导致产业结构升级，这也就意味着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

第四，中国近年来承接国际外包增长迅速，其中，服务外包的增幅更加可观，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是就工业行业来说，国际外包承接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产业技术水平越低越具有高的国际外包承接行为，但是增长的趋势却是稳定的，并且行业结构有升级的趋势。尽管国际外包的增长主要仍然是来自增长效应，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较小，但是，产业结构效应在近些年有所改善，而服务外包承接更具发展前景，尤以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以及电影、音像等行业的发展空间巨大，但是服务外包的行业结构却相当不合理，当前服务外包的产业结构不利于这一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第五，从中国工业承接国际外包的实际经验来看，国际外包活动促进了中国国民收入的增长，但是却拉大了技术工人的收入差距；它没有达到促进中国产业资本深化的目的，也没有对人力资本结构改善起到应有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有恶化中国产业结构的消极影响；同时，国际外包承接在技术进步的影响上也是比较复杂的，主要通过后向关联和产业间溢出方式对中国产业技术产生积极影响，而在其他影响机制和程度方面则并不突出，不过在总体上它仍然表现出来正面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国际外包承接对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正面作用。国际外包的各种产业结构效应都存在较大的行业差异，与产业特征具有密切的联系。

第六，从理论和经验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制造经济到服务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型是中国经济前进的一个重要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当生产性服务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其发展可以强化人口红利，为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较强的外部效应，原因就在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内生性，在经济生产中，一笔投资可以通过投资的直接刺激、劳动力的变化、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溢出作用以及部门之间生产要素边际生产率的差异等多种途径促进国民经济的扩张。

第七，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竞争力的一种源泉。在考虑了制造外包之后，我们发现制造外包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企业具有重要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相当复杂，它一方面伤害了服务企业利润和工人福利，另一方面却能对一国服务业的发展产生倒逼机制，要求服务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种类和提升其服务生产技术，从而进一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服务外包对企业的影响则与市场结构是相关联的，在Bertrand竞争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将承接中等复杂程度的专业化服务外包，并且，这种服务外包活动会促进专业化服务价格的降低和可利用服务类型的增加，进而引起制造业企业生产性服务利用成本的下降，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同时服务外包承接还会引起专业化服务需求的增加，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形成经济体的一个良性循环，推动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而在Cournot竞争条件下，如果专业化服务之间的替代性较小的话，同类专业化服务的价格水平相同，因此，专业化服务的生产是否外包是没有差异的。但是，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仍然导致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服务利用成本的降低，从而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

第八，需求上由最终需求带动转向中间需求拉动，而在增加值上却是由高附加值转向低附加值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即一种“低附加值、高带动性”的倾向。相对于资本密集产业而言，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的分工与全球化嵌入程度仍然有待提升，三类产业附加值特征相差并不十分明显，相对来说，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的附加值更为低下，这是中国整体附加值不高的一种体现。但是从产业内部联系上看，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均在增加，产业之间的联系在增强，产业内部结构的稳定性和内生性在加强，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越来越不依赖于其他产业的发展，相反，资本密集产业和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的成长则越来越受其他产业发展的影响。

第九，同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落后，产业分工深化程度不高，但是其增加值远远高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不过其增加值状态在近几年有所下滑，其产业关联效应在1997—2007年间也有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在细分的生产性服务业上，各类产业表现出了比较大的差异和发展趋势，产业发展异化严重，但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和金融业的感应度比较大，两类产业的发展受到其他产业发展的影响比较深。同时，除了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之外，基本上所有其他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受到其他行业的影响程度在降低，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发展相当不合理，产业结构亟待优化。

第十，产业内生存在部门内乘数效应、部门间溢出效应和部门间反馈效益三种机制，其中，部门内乘数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从里昂惕夫逆矩阵分解的结果来看，部门之间的溢出效应也是产业内生发展的重要源泉。对于制造业发展来说，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的部门溢出效应占据一个相当重要的比例。反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制造业向服务业的溢出效应相对而言则要小很多。在中国，虽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确实具有较强的内生互动特征，但是更多的还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的支持性作用。同时，SFA模型的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了相关因素的影响之后，我们发现这种支持主要来自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第十一，国际外包也对产业结构内生性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经验数据表明，制造外包的一个冲击会带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产出的长期增加，并且均呈现了先增后减的一个过程，其峰值会在第二年达到最大，对制造业的推动力度为4.25%，而生产性服务业则为3.23%。服务外包对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则不同，它对制造业存在一个长期的推动性作用，并于第二年达到5.88%的最高水平，而生产性服务业则与当年即达2.95%的最大值，服务外包对于制造业的促进作用要高于生产性服务业本身。从长期来看，制造外包制造外包的承接对于生产性服务的促进作用是更大的，这意味着，承接国际制造外包其实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承接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的，甚至承接国服务业受益的程度比制造业还要大，而服务外包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性也有一个较长期的影响，但是最终会消失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