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叶青 曹洁 韩树蓉[1]
［摘要］ 已有关于政府信任的研究着重分析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以及不同群体之间政府信任的差异，而对政府信任究竟为何重要，以及政府信任如何影响个人对政策的支持度关注较少。本文以迁移群体社会保险参与为例，探讨政府信任是如何影响迁移群体社会保险参与行为。通过将政府信任操作化为政府官员信任度、政府正确度、政府公平感三个指标，本文发现除政府官员信任度外，政府正确度与公平感都对上海社保参与产生影响。其中政府公平感会显著影响个体对社会保险扩面新政策的响应：当迁移者认为政府公平感越强时，迁移者越有可能积极参与新的城市社会保险政策。同时，政府决策正确度与迁移者的受教育程度、就业呈负相关，从而造成对社会保险参与的负向影响。本文提出提高政府公平感、改善迁移者的就业质量、增加迁移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将会有效地促进其社会保险的参与水平。
［关键词］ 政府信任，福利态度，社保参与
一、引 言
我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部人口迁移。《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中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末，我国迁移人口已达2.53亿，这相比于1982年的657万人，已增加了近38倍（国家卫生计生委，2015）。表1列出了自2009年至2014年我国迁移人口数量，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年我国的迁移人口数一直在上升，在未来几年内还将会继续保持这一趋势，专家预估在2020年，这一数据将会增加到2.91亿人。
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优化了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为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推动我国社会体制转变和经济结构变革的重要力量。但是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保障情况却令人担忧，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迁移人口中，在流入地至少参加一项社会保险的人员仅占43.8%，还不足总人员的一半，其中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7.8%、35.6%、31.3%，而参加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比例仅为12.3%、8.0%和4.1%（蔚志新，2013）。迁移群体参与了城市的经济建设，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但却没能公平地分享城市的经济社会成果，社会保障的缺失和不完善的现状使他们成为低保障、低福利、无组织的城市流浪打工者。因此，迁移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也成为现阶段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解决好这一问题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表1 2009—2014年中国迁移人口数量
资料来源：国家卫生计生委（2015）。
为提高迁移群体的社会保险覆盖率，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分析影响社会保险参与率的因素，他们既从公民本身入手分析了迁移人口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也从外部环境着手分析了迁移群体的经济社会特征、流动特征以及社保制度特征，但却较少从政府角度着手分析迁移群体对政府的信任对其社会保险参与率有着怎样的影响。对此，本文试图在这一领域做尝试性的探讨，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上海市迁移人口的政府信任与其社会保险参与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二、迁移群体社保参与影响因素综述
在现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已对影响迁移群体社保参与的因素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如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社会特征、流动特征、制度支持及社会融入等方面着手，分析他们各是怎样影响迁移群体的社保参与率的。本文将会从这几个方面对学者的研究进行综述。
第一，个体特征。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以及户口性质。对于不同的社保险种，性别的影响作用不同。袁城等（2014）利用2010年中国计生委对106个城市进行的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发现，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情况下，女性的参保率高于男性，而在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情况下，女性的参保率则低于男性。朱桥艳等（2013）将广东省城镇居民的年龄划分为年龄段后发现，年龄段对城镇居民社保参与的影响大致呈倒“U”形，这与韩枫（2016）对京津冀流动人口的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相似。但蔚志新（2011）却认为随着年龄增大，迁移人口参与“五险一金”的比例会不断降低。在教育程度对迁移人口的社保参与影响方面，各学者意见一致，即迁移人口的教育水平越高，社保参与比例越高。关于迁移人口的户口性质对于社保参与的影响，韩枫（2016）发现非农户口的参保率显著高于农业户口，郭菲、张展新（2013）利用北京、天津、上海及广州四城市的数据，将迁移群体按户籍性质分为农民工和外来市民，发现外来市民参加社会保险的可能性明显高于农民工，但这两者参保的可能性都低于本地市民。
第二，家庭特征。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储蓄总额、子女个数、家中是否有土地以及配偶和子女是否在本地。吕学静、李佳（2012）分析了子女个数、家中是否有土地以及配偶和子女是否在本地这三个变量对迁移人口养老保险参与意愿的影响，发现这三个因素与迁移人口的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均无显著关系。这与袁城、李荣斌（2014）的发现不太相同，他们认为子女个数对迁移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意愿是有一定影响的：对于乡—城迁移人口，不同险种与子女个数之间关系不同；对于城—城迁移人口，子女数越少，参与社会保险的概率越大。对于家庭储蓄总额因素，袁城等发现在乡—城迁移人口中，储蓄总额较低的家庭相比于储蓄额较高的家庭，参与社保的可能性要高。但朱桥艳等（2013）却未发现这一因素与社保参与之间有何关联。
第三，经济社会特征。经济社会特征主要包括单位性质、从事职业、收入水平以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在单位性质方面，对全国106个城市的迁移群体数据进行分析后，蔚志新（2011）发现，不同工作单位性质的人员参与社保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外资企业、中外合资和国有单位与机关事业单位、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这与韩枫（2016）、朱桥艳等（2013）所得出的结论类似。对于从事职业的性质，袁城等（2014）发现，迁移人口从事工作的技术性越强，其社会保险的参与率就会越低，从事体力劳动或其他低端行业的劳动者相较于高技术工人更愿意主动参加各种社会保险，吕学静（2012）在这方面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迁移人口是否参与社会保险，众多研究（秦立建等，2015；朱南军、王文健，2015；郭菲、张展新，2013）都显示出，签订工作合同能够有效提高迁移群体的社会保险覆盖率，其作用大小要高于非农户口身份作用大小。而且，签订合同的期限越长，迁移群体所参与的社会保险项目也会相应越多（郭菲、张展新，2012）。收入水平对于社保参与的影响是复杂的，在某些险种下，低收入水平者更愿意参与保险，而在另一些险种下，高收入水平者参与率更高（吴焱军等，2012）。
第四，流动特征。流动特征主要包括流入区域、流动范围、流入年限等等。从流入区域来看，迁移人口的社保参与率有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迁移群体参保率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参保率最低的地区是中部地区，这与我国三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所处的层级不相匹配（吴焱军等，2012；朱桥艳等，2013）。为了了解各个省份的迁移人口社保参与率分别处于何种水平，蔚志新（2013）按照养老保险参与比例将全国32个省份划分成了低参与地区、中参与地区以及高参与地区。不同水平的参与地区，其参与社保的个数、参加社会保险的种类也各不相同。在流动范围方面，从全国来看，省内跨市迁移人口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较高，跨省迁移人口则在工伤保险和公积金方面有更高的参与率（石人炳、陈宁，2015）。流入年限对于社保参与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具体来说，流入当地时间越长，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可能性越大，对于工伤保险，情况则有所改变（袁城等，2014）。
最后，制度支持及社会融入因素。制度支持因素主要是指迁移群体对社保体系的熟悉程度、对社保制度的总体满意度以及社保办理手续的简易程度。在这三者之中，只有迁移人口对社会保障的熟悉程度对其参保意愿有显著影响（袁城等，2014）。社会融入因素主要包括迁移人口的融入意愿、生活满意度以及他们的身份认同。融入意愿对迁移人口的社保参与并没有显著影响，只在乡—城迁移人口中的医疗保险方面显示出一定的关联。生活满意度亦是如此，只在工伤保险情况下有一定的显著影响（朱桥艳等，2013）。吴焱军等（2012）在代际视角下进行研究后发现，农民工关于自身的身份认同会对其是否参与社保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将自身定位于“农村人”的农民工显著性地不愿参加更多地社保项目（郭菲、张展新，2012）。
在对学者们关于哪些因素会影响迁移人口的社保参与率研究结果进行回顾之后可以发现，学者们较少从政府角度着手探讨影响迁移群体社保参与意愿的因素，也很少考察政府信任对社保参与的影响。事实上，社保政策连接着政府和公民这两大主体，单从公民角度着手分析影响社保参与的因素是不足够的，也是不太合情理的。政府信任会影响民众对政策的预期，良好的政府信任会促进公众对政策的参与和响应，从而保证政策得以推行和落实（Gainous et al.，2008）。反之，政府不信任则会削弱公众对政策前景的信任，从而出现公众“用脚投票”的情况，不利于政策的推行。在实证研究方面，赫瑟林顿（Hetherington，2005）曾证实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与其社会福利支持度降低有着重要的关系。因此，从迁移群体的政府信任着手，分析其对社保参与的影响也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源于在上海实施的关于迁移人口社会福利态度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以上海市六普数据为蓝本，采用配额抽样方法，共对上海1 500个迁移人口进行了调查，最终获得1 216个有效样本，填答率为81.1%。其中，女性有487人，占总样本数的40%，男性有729人，占总人数的60%。有192人在1969年及以前出生，所占比例为15.8%，1970—1979年出生的人有238人，占19.6%，有近一半的人出生于1980—1989年，剩下16%的人员在1990年及之后出生。因此，上海市迁移人口总体来说呈年轻化态势。在教育水平方面，44.2%的人员接受了初中及以下的教育，22.8%的人处于高中、技校和中专教育水平，另有33.1%的人员所接受教育达到了大专及以上水平。在接受调查的人员中，他们平均在上海生活5.8年。其余样本变量的基本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迁移人口基本特征描述性统计
四、政府信任与社保参与关系分析
（一）变量定义
本文主要考察上海迁移群体的政府信任与其社会保险参与之间的关系，由于主要研究上海地区的迁移群体，所以考察的社会保险也多与上海保险有关，具体来说，本文涉及的社会保险主要是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上海城镇职工保险、上海综合保险和上海过渡保险。早在2002年，上海率先实施综合保险制度，将社会保险覆盖面扩展到迁移人口。这项制度是专门针对迁移人口的，在政府的监管下由商业保险公司负责运营。无论是城镇或农村户籍的迁移者都可以参加。与主要针对本地人口的上海城镇社会保险相比，综合保险的参保人不需要缴纳保险费，而是由他们的雇主负责缴纳；综合保险的给付待遇相对较低，仅仅用于工伤、住院医疗及老年津贴三项的支付。2005年，参加综合保险的迁移人口可以享受每月20元的日常药费补贴。综合保险的创新在于没有设立缴费期限，由商业保险公司管理更富弹性。只要达到退休年龄（男60岁，女50岁），迁移人口便可在老家的商业保险公司领取老年津贴，不会受到频繁更换工作地点的影响。
此外，上海还尝试将迁移人口纳入本地城镇职工社会保险项目中。2009年上海颁布了《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2011年颁布了《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若干问题通知》及《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工伤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尝试将迁移人口纳入本地职工社会保险覆盖中，雇主与雇员按照一定的缴费要求进行社保缴费。政策对城镇户籍与非城镇户籍的迁移者进行区别对待。城镇户籍的迁移者，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应参与城保“五险”；非城镇户籍的迁移者应参与城保“三险”（养老、医疗、工伤），然后逐步过渡到“五险”，具体缴费基数需要与雇主协商。值得注意的是综合保险制度并没有废止，比如参加综合保险的外地施工企业目前仍然按原规定执行。将迁移人口逐步与本地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进行接轨的过渡期限为5年。
在考察哪些因素会影响迁移群体的社保参与时，本文主要从个体因素、劳动市场因素、文化心理因素以及政府信任因素着手。其中个体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户口性质、教育水平、居住区域和在上海生活的年数；劳动市场因素包括单位所有制、收入满意度以及劳动合同签订情况；文化心理因素主要包括身份认同、养老计划以及定居意愿。对于政府信任因素，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即政府官员信任度、政府正确度以及政府公平度。政府官员信任度是指迁移人员对于政府官员是否值得信任的看法，政府正确度是指迁移人员在多大程度上认同政府说的都是正确的，政府公平度则是对迁移人员所感受到的公平程度的测量。本文认为，政府正确度和政府公平度可以看成是从政策角度对政府信任进行测量，其中政府正确度表示政府在制定政策前能多大程度上正确把握问题的本质，政府公平度则更关注政策实施的效果，即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民众是否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本文在后面的分析中建立回归模型，为了模型的简便，会对某些因素的测量范围进行合并，除迁移人员在上海生活的年数会作为连续变量引入模型之中外，其余的变量都将被处理为分类变量以作分析。变量的具体定义及分类见表3。
表3 社会保险参与影响因素
（二）政府信任与社保参与关系分析
为了解迁移群体的政府信任与社保参与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本文首先对政府信任与社保参与进行列联表分析，并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卡方检验。具体结果如下表4所示。
表4 政府信任与社保参与列联表
注：（1）*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括号内为卡方值。
（2）上海过渡保险是曾经参与综合保险的人群在2011年以后根据政策逐步过渡到城镇职工保险，在5年过渡期，他们的缴费基数要低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从表4中，我们可以发现两点。首先，从卡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将政府信任用政府官员信任度、政府正确度以及政府公平感三个指标进行衡量时，不同政府信任感的迁移群体在是否参与社会保险的行为选择上表现出差异性，这表明政府信任对迁移群体的参与行为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其中例外的是政府公平感与农村养老、医疗保险的参与，政府官员信任度与上海综合保险在统计上并没有通过卡方检验，没有明显差异性。
其次，迁移者对政府官员信任、政府正确信任以及政府公平的信任也表现出差异性。与其他研究（高学德、翟学伟，2013）直接询问对（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其发现无论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感普遍较高的结论相比，本文更注重研究对政府客体与政府绩效期望的信任水平。我们发现如果采用已有研究中将“中立”纳入“不同意”中，将“中立”解读为中国人对不同意的一种保守表达，将其与“不同意”合并，那么可以看出迁移者对政府官员以及政府正确度的信任程度是较低的，比例基本都超过了60%。在“同意”、“不同意”和“中立”的选项中，五项保险项目中参与或未参与的群体，选择“不同意”的比例均超过40%以上。相对而言，迁移者选择信任政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公平的比例则较高，特别是对于五项社会保险选择参与的群体，选择信任政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公平的比例达到40%以上，这说明政府公平感对社会保险参与有可能会产生正面影响。
五、迁移群体社保参与影响因素研究
在使用卡方检验法考察政府信任与社保参与之间的关系时，这一考察是直接的，并未将影响社保参与的其他因素考虑在内，因此其研究结果相对简单，并不全面。对此，在以下的分析中，本文将把影响迁移群体社保参与的个体因素、劳动市场因素以及文化心理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考虑在内，对迁移群体上海保险的参与情况做BinaryLogistic回归分析。在回归方程中，所涉及的变量具体如表3所示。除纳入考虑的变量外，表3还进一步说明了在做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时，本文对各个变量是如何进行处理的，如在各个变量情况下，将哪一组作为参照组，哪一组作为非参照组。回归的具体结果如表5、表6所示。
表5 迁移群体农村保险参与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注：*P≤0.05，**P≤0.01，***P≤0.001。
（一）个体因素
关于哪些个体因素会影响迁移群体的保险参与，本文主要考察性别、年龄、户籍、教育水平、居住区域和上海生活年数这六个变量，以下将对模型中这六个变量的影响结果一一作出说明。首先来看性别对社保参与的影响。从表5和表6中可以看出，在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和上海城市保险情况下，性别对保险参与并无显著影响；但在上海过渡保险和上海综合保险情况下，男性参与保险的可能性分别是女性参与保险可能性的0.682倍和0.646倍，也即女性均比男性更有可能参与保险，这一结果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年龄对迁移群体的保险参与率也有一定的影响，在农村养老保险情况下，1979年前出生的老生代的保险参与率是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的保险参与率的1.873倍；但在上海城镇职工保险和上海综合保险情况下，老生代的保险参与率分别是新生代保险参与率的0.629倍和0.619倍。也就是说，年龄较大者相比于年龄较小者更有可能参与农村养老保险，而更不可能参与上海城镇职工保险和上海综合保险。与目前的户口性质为上海市居住证的人进行对比，是否具有上海市居民户口与保险参与之间并无关联，但是否持有外地户口却对上海综合保险、上海过渡保险的参与有着显著的作用，回归结果显示，持有外地户口的人员更不愿意参与上海综合保险和上海社会保险。教育水平，或者该说高教育水平对保险参与有着十分强劲的作用。从表中可以看出，当迁移群体的教育水平是大专及以上时，他们显著地更愿意或更不愿意参与农村保险和上海过渡保险。具体来说，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者参与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的可能性分别是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者的0.609倍和0.365倍，而参与上海城镇职工保险、上海综合保险和上海过渡保险的可能性分别是低教育水平者的5.229倍、1.904倍和3.845倍。因此，高教育水平人员更有可能参与上海保险，但更不可能参与农村保险。迁移群体在上海的居住区域与生活年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迁移人员在上海的融入情况，表中的研究结果显示，居住在远郊区的迁移人员更有可能参与农村医疗保险、上海城镇职工保险和上海过渡保险，而在上海生活的年数会显著地正向作用于迁移人员三大上海保险的参与率，即在上海生活的时间越长，从综合保险过渡到城镇保险（参与过渡保险）的可能性越高。
（二）劳动市场因素
迁移群体离开家乡迁入上海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更有价值的劳动机会，这一主要需求的满足对于之后他们能否参与保险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考察劳动市场因素对迁移群体社保参与率的作用也就成为必需。考虑到“更有价值”不单单指能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也指工作环境更加优越、工作保障更加健全，本文将从迁移群体所在单位的所有制状况、收入满意度以及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检验劳动市场因素对社保参与的影响。
表5、表6的回归结果证实了上述的猜想，即劳动市场因素对社保参与率有显著作用。相较于在个体、私营单位工作的迁移人员，在国有制、集体制单位工作的人员参与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的可能性分别是前者的0.493倍和0.439倍，参与上海城镇职工保险、上海过渡保险的可能性分别是前者的1.753倍和1.807倍，在这四种情况下，单位所有制一社保参与之间的关系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就单位所有制来说，国有制、集体制工作单位显著作用于迁移群体的保险参与，而港澳台、外资所有制单位对社保参与并无显著影响。迁移群体对收入的满意程度与社保参与率也有一定的关系。回归结果显示，若迁移群体对收入感觉到满意，他们参与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是对收入不满意的人员的1.443倍和1.484倍。在这两种情况下，迁移群体的收入满意度与农村保险参与率之间的关系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此相对，迁移群体的收入满意度对上海保险参与并无显著作用。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对社保参与的影响与收入满意度有所不同，从表中可以看出，签订了劳动合同的人参与上海保险的可能性是未签订劳动合同人员的3—7倍，因此，签订劳动合同对上海保险参与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但对农村保险参与并无多大影响。
表6 迁移群体上海保险参与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注：*P≤0.05，**P≤0.01，***P≤0.001。
（三）文化心理因素
相比于迁移群体的收入、单位所有制及合同签订等外在物质因素，迁移群体的文化心理因素对社保参与的影响同样不可被忽视。对此，本文选取了身份认同、养老计划以及融入意愿三个变量，考察迁移群体的心理变化与社保参与之间的关系。从上两张表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迁移群体的身份认同对于农村保险参与和上海保险参与并无任何显著影响，而迁移群体的养老计划只对上海综合保险和上海过渡保险有一定的影响，即相较于打算依靠子女养老的迁移人员，打算通过缴纳社保或商保的人员更有可能参与上海综合保险和上海过渡保险，而打算依靠个人储蓄养老的人员，其对农村保险参与、上海保险参与均不热衷。对于文化心理因素中的第三个变量——融入意愿，从表5中可以看出，对于非常愿意获得上海户口的人员，其农村养老保险参与率、农村医疗保险参与率分别是不愿意获得上海户口人员的0.617倍和0.658倍，这两种情况下的关系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在其他情况下，融入意愿对社保参与都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总的来说，文化心理因素对迁移群体社保参与的作用是十分微弱的。
（四）政府信任因素
分析了个体因素、劳动市场因素和文化心理因素对迁移群体社保参与的影响之后，本文接下来重点分析政府信任因素对迁移群体社保参与的影响。
对于政府官员信任这一政府信任测量工具来说，表5、表6的分析结果显示，其对迁移群体的社保参与均无显著影响，这就与表4通过列联表分析和卡方检验法直接考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得到的结果大不相同。当用政府正确度作为政府信任的测量工具时，回归结果显示出迁移人员是否认同“政府说的都是正确的”与其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的参与均无显著影响，但对上海保险参与却有着重要的影响。相比于对政府正确性持以否认或模糊态度的迁移人员来说，认同政府正确性的人员参与上海城镇职工保险、上海综合保险和上海过渡保险的可能性分别是前者的0.553倍、0.552倍和0.342倍，在这三种情况下，政府正确度与三大上海保险之间的关系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就回归结果来说，政府正确度负向作用于上海城市保险、上海综合保险和上海社会保险的参与，这与表3的卡方检验结果相同。与政府正确度对上海保险的负向作用不同，政府公平感对上海保险参与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当迁移人员认为政府公平地对待他们时，他们的上海城镇职工保险参与率、上海综合保险参与率和上海过渡保险参与率分别是认为政府不公平的人员的1.552倍、1.452倍和1.842倍，因此，当迁移群体感受到政府公平时，他们更有可能参与上海保险。与政府正确度相同，政府公平感对迁移群体的农村保险参与率也没有显著影响。
纵观测量政府信任的三大工具，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政府官员信任对迁移群体的农村保险参与率、上海保险参与率都没有显著影响，政府正确度负向作用于上海保险参与率，政府公平度正向作用于上海保险参与率。为了探究迁移群体对政府正确度的认同为何会“抑制”其上海保险参与率，本文试图对影响迁移群体政府正确度的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对于影响政府正确度的因素的选取，本文从对迁移群体社保参与率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中抽取了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单位所有制以及劳动合同签订等五个因素，分别对这五个变量做了与表3相同的处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政府正确度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注：*P≤0.05，**P≤0.01，***P≤0.001。表7中的方向变化有“＋”和“－”两种，评判标准是，将性别、年龄、教育水平与单位所有制对政府正确度的影响方向与其对上海保险参与的影响方向进行比较，若两者方向相反，则为“－”，否则，即为“＋”。例如，男性更愿意认为政府正确，但却更不愿参与上海保险，因此就性别来说，方向变化为“－”。
从表7中可以看出，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单位所有制这几个对迁移群体上海保险参与率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对政府正确度也有显著影响，但这些变量对上海保险参与率的影响方向与其对政府正确度的影响方向都是相反的。具体来说，男性相比于女性更不可能参与上海保险，但他们却更有可能认同政府说的都是正确的；年龄较大者参与上海保险的比例更低，但他们相信政府正确的可能性却是年龄较小者的3.116倍；高教育水平者相较于低教育水平者更不认同政府说的都是正确的，但他们却更有可能参与上海保险；同样，在国有制、集体制单位工作的人员更愿意参与上海保险，但他们之中认同政府说的都是正确的人员所占比例却最低因此。因此，本文认为，政府正确度之所以会负向作用于迁移群体的上海保险参与率，是因为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单位所有制这几个对上海保险参与有显著作用的变量反向作用于政府正确度，最终导致政府正确度对上海保险参与的影响方向呈现这些变量的作用方向，使得政府正确度负向作用于上海保险参与。
六、结 语
迁移人口离开家乡奔赴城市，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国家的发展，但却未能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例如社会保障这一公共产品，他们明显使用不足，以致规避风险的能力较低。对此，学者们从多个角度探究影响迁移群体社保参与的因素，但大多数都是从公民角度出发的。事实上，社保政策连接着民众与政府，民众的另一端——政府，对于迁移群体的社保参与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政府信任对迁移群体社保参与的影响。
本文通过交叉列联表与Binary Logistic回归法，分析了迁移群体的政府信任与其社会保险参与之间的关系。主要发现有：第一，当直接考查迁移群体的政府信任与社保参与率之间的关系时，迁移群体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对政府正确程度的认同能促进其参与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但却会抑制对上海城市保险、上海综合保险、上海社会保险的参与；迁移群体对政府公平感的感知对农村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没有显著作用，但能促进上海城市保险、上海综合保险、上海社会保险的参与。第二，将影响迁移群体社保参与的个体因素、劳动市场因素和文化心理因素考虑在内，连同政府信任因素，一起对迁移群体的三大上海保险参与做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户口性质、居住区域、上海生活年数等个体因素，单位所有制、收入满意度、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等劳动市场因素以及养老计划这一文化心理因素都对迁移群体的上海保险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中，教育水平、上海生活年数以及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的影响最大。第三，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还显示，政府官员信任对迁移群体的上海保险参与并无显著影响，政府正确度负向影响上海保险参与，而政府公平度正向影响上海保险参与。对于政府正确度表现出的“难解”状况，本文进一步对政府正确度进行了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将这一结果与上海保险参与的Binary Logistic回归结果进行比较，最终认为政府正确度之所以会对上海保险呈现负向影响，是由于性别、年龄、教育水平以及单位所有制这些对保险参与有显著作用的变量负向作用于政府正确度，影响了政府正确度对保险参与的作用方向。
纵观以上分析，迁移群体的政府信任与社保参与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关于政府信任影响社保参与的机制，本文未做进一步的研究，而这也是笔者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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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herington.2005.Why Trust Matters：Declining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Demise of American Liberali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1]黄叶青，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是人口迁移、社会福利，Email：yqhuang＠tongji.edu.cn；曹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韩树蓉，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迁移群体的福利态度与福利不平等问题研究”资助（项目号：12CSH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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