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长城线上“无人区”里的斗争

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攀上燕山的崇山峻岭，逶迤向西，抵独石口一段，长约一千公里，雄关要塞，虎踞龙盘，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枢纽，是沟通关内关外的咽喉，向东向北锁住了热河、辽西两大战略走廊，向南则虎视华北，直下平津，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伪“满洲国”的西南边境线，也是八路军深入敌后最深的战线。为了防止八路军向东北渗透，日本侵略者在长城线上清理出一片长达千里的“无人区”。在这里，八路军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达数年的争夺战。

历经艰难，抗日根据地逐步壮大

长城以内的冀东地区抗日形势在大暴动后遇到了极其困难的局面。由于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仓促西撤，致使大暴动队伍发生了溃散，冀东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只剩下八路军第四纵队留下的陈群、包森、单德贵领导的三支小支队和李运昌、李楚离领导的部分抗联队伍，仅有千余人，在极其艰难恶劣的环境中，坚持在冀东和热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也正是因为长城一线战略地位重要，1940年至1941年间，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和八路军挺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三位一体的任务。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以热西为主要出击方向，挺进平北，连续作战，建立了昌（平）延（庆）和丰（宁）滦（平）密（云）联合县抗日政权，热河西部沿长城线发展为相对稳固的抗日游击区，并向滦平、隆化边界地带发展，热河西部遍地燃起抗日烽火。

从1941年秋季到1942年秋季，长城线上抗日游击区域有了广泛发展。在平北，丰滦密联合县由8个区发展到16个区，并向长城外伪满地区推进；在冀东，抗日斗争已打开局面，八路军冀东部队隐蔽开进热南山区，把雾灵山、五指山、都山三块游击区连成一片，打开了热南局面，冀东、平北、热南三大块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3年间，热中、热东、辽西抗日游击战争迅猛发展，冀热边区战略格局形成。

穷凶极恶，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

长城线上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打破了所谓伪满“国境线”，威胁日本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引起了日军的恐慌。日本侵略者提出彻底摧毁冀东、平北、热南、热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确保长城线”的任务。

“集团部落”四周筑有高墙，四角建有碉堡，中心建有瞭望台，各门（一般一到两个门）有日伪把守，外面有壕沟或铁丝网。图为碾子沟部落

日本侵略者深知“民众的支持，乃是彼等的依靠”，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发展壮大，源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因此，为确保长城线的“治安”，“其治本第一要谛，无论怎么说，也在于匪民隔绝”，而实施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就能切断其与民众联系的纽带，救命之纲绳，此实乃致命的打击”。

日伪的“无人区化”政策不是偶然兴起，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项国策，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进行的。它的提出和实施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39年秋到1940年秋，为局部小集家阶段；从1940年秋到1941年10月，为制定计划和试行阶段；从1941年11月到1944年春，是大规模的全面“集家并村”阶段。至此，日军制造的“千里无人区”计划基本完成。

“千里无人区”共涉及现在的河北、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5个省区市的25个县（区），总长度大约1000公里，总面积约为5万平方公里，其中“无住禁作地带”约为8500平方公里。被集家的自然村1.7万个，共建立2506座“人圈”，被驱赶集家的群众约140万人。

日军在“无人区”边界荷枪实弹把守

“无住禁作地带”就是日本侵略军在规定的范围内，不准人民居住，禁止在山林、农田进行耕作。日军在全面推行“无人区化”政策后，即将滦平、兴隆、宽城、青龙、平泉等县的雾灵山、五指山、老岭、光头山根据地及较稳固的游击区，都划为“无住禁作地带”，用日本文件中的话说，就是“要实行拔根断源式的摧毁”，“对民众予以讨伐，把支持敌人的民众从敌人手中夺过来，而归顺我方”。这赤裸裸地暴露出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的对象并不是手握武器的战士，而是千百万手无寸铁的普通老百姓。“攻伐”民众的手段就是实施毒辣的“三光”政策。

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是从血腥屠杀开始的。1941年开始大集家，就伴随着疯狂的大“检举”和大屠杀。到1943年全面集家并村并大范围划定“无住禁作地带”后，对抗日根据地的群众见一个杀一个，还搞起了杀人比赛，杀死后将耳朵割下来，回去按数报功领赏，到后期，无论人、牲畜、家禽，凡是喘气的都不放过，热南山区根据地里，连一头驴、一只鸡都见不到了。

为了反对日军“集家并村”，热河群众跑进深山，住在山洞内

日军的另一个毒辣手段就是烧光，彻底摧毁群众的一切居住条件。整个“无人区”的1.7万个自然村落，全部被夷为废墟，292万间房屋被毁。为了摧毁抗日军民赖以隐蔽的山林，日军在每年冬春之际，到处纵火焚毁森林，特别是封闭几百年的“后龙风水禁地”内的大面积原始森林被焚毁殆尽，郁郁葱葱的河山成了片片焦土。

伴随猖狂的烧杀，就是彻底的抢掠。本来山民就穷，经过日军几年的“扫荡”，一切生活用品荡然无存，可日军每次进山还要搜索，连半口破锅、一个空瓶都要抢走，搬不动的碾子、磨盘就炸碎。抗战期间，热河省被日军抢走粮食166亿斤，牲畜460多万头，其他物品难以计数。最丧心病狂的手段就是日军连年“割青扫荡”。山区抗日军民为了坚持斗争和生存，不得不就地开荒种地，日军就破坏春耕、夏种和秋收。不要以为日军这种狂虐行径是一时兽性大发，这可是经过高级指挥机关统一策划部署的。1943年3月，日本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官安腾忠一郎发动破坏春耕生产的“扫荡”；到了6月，这位司令官估计八路军已协助农民完成春耕，便命令7月起发起“割青扫荡”；到了秋季，就将农民补种的萝卜、白菜再“扫荡”一遍。总之一句话——彻底摧毁抗日军民的一切生存条件。

日军通过“三光”手段把群众驱赶到集团部落，而集团部落是制造“无人区”的中心环节。为了要民众“归顺”，日伪作了不少欺骗宣传。当群众被驱赶进了集团部落，却发现这里就是一座座人间地狱，便愤怒地将其称为“人圈（）”。“人圈”中的群众遭到了无比残暴的摧残。

进入“人圈”碰到的头一个大难题就是生活失去着落。集家并村后，一般的集家点距离原来居住的村落，有的十几里，有的几十里，隔着几架山几条河，怎么回去耕种呢？何况很多原来的居住地都被划成“无住禁作地带”，根本不准去耕作。农民失去了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人圈”周围被准许耕作的土地是很有限的，群众生活立即陷于绝境。

一贫如洗的老百姓连糊口的生计都难以维持，哪有能力建房，多半是搭个马架子窝棚。不少人家从被赶入“人圈”直到日本投降，几经寒暑，还是住着破烂窝棚。冬天，塞外的暴风雪袭来，冰冷彻骨；夏天，屋里、院里、街上一个样，遍地是泥泞、污水、垃圾、粪便，臭味熏天，毒气弥漫，苍蝇、蚊子、臭虫、虱子、蟑螂等恣肆繁殖，使得伤寒、霍乱、疟疾、痢疾、鼠疫等传染病连年流行，人人病倒，家家陈尸，户户号啕。对于集团部落中这样惨绝人寰的生活环境，伪满州国治安部编的《满洲国警察史》中居然描绘成“沐浴真正王道乐土的慈光”，真是讽刺。

人民群众生活如此不堪，日伪还是对其进行了敲骨吸髓般的经济盘剥。当时“人圈”中各种捐税及强征摊派项目多达20多种。百姓劳动所获被全部搜刮干净，就只能靠配给物资过活，但当时少得可怜的配给品有的根本不给，有的给了，被伪官吏们层层扒皮，群众得到的就微乎其微了。“什么都要，什么都不给”，就是日本侵略者对“人圈”里的中国人民实施经济掠夺的真实写照。

“人圈”内无家可归的儿童

毒化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的又一罪恶手段。在旧中国军阀统治下的热河省种植鸦片已相当盛行，日本侵入后，把热河作为鸦片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疯狂扩大种植面积。在日伪“组合配给”的经济统治下，一切物资都缺乏，唯有鸦片供应是充足的，群众被剥夺了一切自由，独有吸毒不受限制。成千上万的人死在杀人不见血的鸦片屠刀之下。这种毒品泛滥给抗日斗争造成许多不利，物色干部、动员参军有时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

尽管“人圈”外有高墙、碉堡，内有严酷的统治制度，然而日本侵略者深知，要彻底切断党同人民的关系，真正实现“民匪分离”的阴谋，必须从根本上切断共产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纽带，破坏“党的细胞组织”，所以在“人圈”中更加频繁地搞“大检举”，搜捕基层党员干部，破坏基层抗日组织，血腥镇压人民群众。被“检举”的群众都要遭到严刑审讯，反复折磨，当场屠杀一批，释放一部分，余下的大部分青壮年男子，都被关进各县设的“滞留场”，再审讯逼供，酷刑拷打，一遍一遍地过筛子，过一遍筛子死一批人。承德市水泉沟就是日本法西斯集中屠杀中国人民的“万人坑”，累计有3万多中国人被屠杀在那里。即使是那些在“大检举”中实在找不到“罪证”的人，也绝大部分被送往东北各地或日本劳工集中营去服苦役，大部分被虐杀，鲜有生还者。

承德境内的“集团部落”（“人圈”）遗址

日军制造“无人区”的罪行罄竹难书，令人发指，给人民群众造成极大的苦难，给抗日斗争造成极大的困难。

针锋相对，抗日军民坚持战斗在“无人区”

在这种艰苦卓绝的恶劣环境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冀热辽区广大抗日军民前仆后继，舍生忘死，长期顽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以惊人的毅力奋战在举步维艰的“无人区”里。

大部分游击区变成了集家区，陷于孤立的根据地受到摧毁，要坚持住“无人区”里的抗日斗争，关键是依靠群众坚持住抗日根据地。

日军已用重兵控制了所有村镇和交通要道，抗日根据地只能建设在高山峻岭之中。1941年，日军开始大规模制造“无人区”，冀东和平北地区就全力以赴进行根据地建设。采取“敌来我走，敌走我来，反复争夺，高度游击”的战术，党政干部组成工作团，分成若干工作组进入深山开展群众工作，主力部队也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配合党政干部开展群众工作。山民居住得非常分散，难以召开大会，讲大道理。小分队就水银泻地一般渗透到家家户户，从司令员、团长到普通战士，从专员、县长到一般干部，往老百姓的炕头上一坐，大爷大娘一叫，关系越来越亲密。

著名作曲家李劫夫于1946年创作的关于“无人区”悲惨生活的歌曲《忘不了》

在坚持“无人区”斗争中，冀东西部地委书记李子光始终率先垂范，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开展群众工作，他到了哪里，哪里局面立即打开。有什么诀窍呢？他说：“共产党的干部，不是站在领导岗位上以领导者的架势去‘关心’‘团结’‘联系’群众的，那就隔了一层了。而是要完全融入到群众之中，做到当你在群众中的时候，要使群众感不到多一个人；当你不在的时候，群众却感到少了一个人。”在“无人区”里这场“人”的争夺战中，党的群众路线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党和人民的鱼水深情得到了升华，从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没有半点“特殊”的念头，水乳交融般地将自己融合于群众之中。

要巩固“无人区”根据地，建设再深入一步，就是发展党组织和建设村政权，以形成新的领导核心。发展党组织强调“火线入党”。在反集家斗争中涌现的大批优秀分子，经过考核和培养教育就被吸收入党。在县区政权的帮助下，迅速在较巩固的村寨建立村级政权，以按时完成征收、参军、拥军优属等项工作任务。在基层政权建设中绝不草率从事，对村政权领导成员不搞领导指派，而是在群众中充分酝酿，尊重群众的民主愿望，实行直接选举。山民普遍没有文化，就采取“豆选”的方式，同意谁就在谁的碗里放一颗豆，得豆最多者当选。这种政治民主化，成了抗日战争中党联系人民的纽带，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在各块根据地里，普遍建立了报国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各村办起了识字班、夜校，这对于恶劣的“无人区”中世代同文化无缘的穷苦山民来说不仅是知识的启蒙，更是革命的启蒙。

在“无人区”斗争最紧张的时期，长城内冀东地区同样被敌人严密封锁着，但仍千方百计支援“无人区”的斗争。在长城线内抚宁、卢龙、迁安、遵化、平谷、顺义等不少靠近长城的地方，设有各种形式的物资供应站。突破敌人严密控制监视，把粮食、食盐、布匹、鞋袜等物资通过秘密通道，运送到“无人区”根据地。这是异常艰险的，运输线上的很多战士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除了顽强奋战保卫根据地，还要加强“人圈”工作，打破牢笼，解放群众。日本侵略者用集家并村的办法同共产党争夺群众，但“人圈”中陷于水深火热的人民更加热切地盼望共产党去拯救他们。因此共产党对“人圈”工作的基本政策，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群众基础较好、靠近根据地、有条件保护群众的一些地区的“人圈”，共产党就采取政治攻势与武力相结合，打破牢笼，拆毁“人圈”，群众又重回山地坚持抗日斗争。在日伪控制的中心区域，就采取隐蔽渗透的办法，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人圈”内部，控制“人圈”中的上层人物，由党员干部打入伪组织，当上部落长、村长、甲长等，利用合法地位开展抗日工作。根据地群众生活窘迫，但尽力接济“人圈”里的群众；“人圈”里的群众也想方设法地送情报或掩护抗日人员。这种革命的潜流使变质的游击区又恢复成隐蔽的游击区，打破了日军对根据地的分割包围。

坚持长城线上“无人区”里的斗争，不仅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亚洲、实现“满蒙独立”的梦幻，牵制住了大量的日伪武装力量，而且“无人区”起到了政治“过滤网”的作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政治主张。待到抗战胜利后，冀热辽和平北部队从“无人区”出发，捷足先登，首先挺进东北，配合苏联红军，解放我国领土，收复失地，为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和东北，进而夺取全国胜利赢得了先机，立下历史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