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文艺奇兵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被党中央誉为“抗日模范根据地”。它的“模范”不仅体现在军事、政治、经济、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而且在文化建设上也是生机勃勃。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晋察冀边区成立后，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作为手中的有力武器，为加强根据地建设，夺取抗战胜利，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戏剧、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音乐、美术、摄影、曲艺等作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书写了抗战文艺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了抗日，他们云集于敌后抗日根据地

随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一批批京、津、沪、汉等大城市和东北沦陷区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抱着报国之心和追求革命之志来到晋察冀边区。

中共中央对根据地的文化建设非常重视，派出了许多文艺团体前来助阵。当时派往根据地的第一个文艺宣传团体，就是西北战地服务团。成员有周巍峙、丁玲、邵子南、史轮、李劫夫、田间、凌子风等人。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抗大的学生，年龄在20岁左右，革命热情很高。其中丁玲是左联时期的主要作家，田间是知名的诗人，周巍峙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开始创作歌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了。

陕北公学、鲁艺、工人学校、青训班四个学校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在校长成仿吾的带领下也来到了晋察冀，带来了沙可夫、崔嵬、吕骥等许多干部和老师，还有一大批学员。

抗大二分校、八路军记者团也带来了一批人，有汪洋、刘肖芜、雷烨、魏巍等等。

再加上晋察冀本地的文艺工作者王林、孙犁、梁斌等，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专业文艺大军。当时有种说法叫“三千文艺大军”，这种说法一点都不算是夸张。

这些汇集在晋察冀边区的文艺战士，都根据个人所长所能，被分配在各个文艺团体和文艺教育的岗位上。有艺术天赋的就去演戏，会摄影的就去当记者，有文学素养的就去写剧本、写小说……他们全部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文艺宣传的洪流中，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作力，创作了数量可观、形式多样的文艺作品。

植根乡土，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

抗战爆发之初，敌后根据地的经济文化生活比较落后，文化设施比较缺乏，农民受现代进步文化影响很少。当时在农村比较常见的文艺形式有戏剧、秧歌、民谣，还有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皮影、鼓书、小曲杂戏、拉洋片、高跷、舞狮、大头娃娃等传统文化形式，这当中又以戏剧和秧歌最为流行。内容大多是歌颂封建伦理道德的，甚至含有大量的封建迷信、色情等成分，没有任何现代戏剧、音乐、美术、新闻、出版、广播等文化的痕迹。

广大文艺工作者来到根据地以后，针对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了灵活机动的处理方式，对于大多数文化水平很低的群众，采取生动直观、通俗易懂的形式，如戏剧、歌曲、绘画、木刻。针对少部分有阅读能力的群众采用以文字形式出现的小说和文学作品。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曾经非常自豪地说过：“歌咏活动，可以这样说，根据地不管男女老少，不会唱歌的人很少。”可见当时根据地的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形成人人参与的盛况。

诗歌短小精悍，是一种很便利的文艺宣传形式，以田间为代表的诗人们，全力发起“街头诗运动”。很快，“街头诗运动”就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风行起来。“各村街头也都贴满了街头诗歌和街头墙报。尤其是新诗歌，已为晋察冀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群众所爱好。练习诗歌的写作，已成为一种风气。”到了“街头诗运动”周年纪念的时候，不仅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写下了大量的作品，而且工农兵群众自己也开始创作“街头诗”，大大推动了这个运动的发展。“街头诗”不仅以形式短小、通俗易懂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而且以极为宽阔的阵地广泛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一册街头诗集《粮食》，仅两个月就在晋察冀出售7000多册。而当时在大后方，一本诗集充其量不过印刷2000册。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街头诗的威力及大众对它的喜爱了。”

戏剧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非常重要的宣传手段。当时各个军分区的剧社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有的县村学校也相继成立了剧社。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和影响下，不仅大到集镇，就是山沟小道的村店，即使没有人指导，也都有戏剧活动。

除了诗歌和戏剧，音乐、讲演、标语、漫画，甚至口号，都可以向广大群众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在宣传活动中，广大文艺工作者就地取材，充分利用墙壁、门板、石块，甚至于战士的枪杆等来进行宣传。遍布根据地乡村的各种大块和小块的墙壁，稍加粉刷整理，就成为文艺工作者宣传的重要阵地。“随便你走到什么地方，到处是醒目的大幅壁画。美术工作者随时随地掮着梯子爬到墙上创作抗战的墙画。每家门上贴的门神已不是秦叔宝、尉迟恭，而是标有‘加紧站岗放哨’‘捉拿汉奸敌探’字样，手持红缨枪和亮闪闪大刀的自卫队员，或是‘男女一齐上战场’‘大家参加抗日军’的子弟兵和老乡们。”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使得根据地的茶馆、俱乐部、救国堂、民革室、农民家的院子，还有田野、集市、广场、道路、大街小巷，甚至于敌人枪口下的碉堡附近都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表演舞台。他们的活动空间无处不在，他们游刃有余地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根据地的民众无时无刻不处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之中。

“街头诗”受到普遍欢迎

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宣传的主题也会有所变化。比如当汉奸猖獗时就进行反奸宣传，成立边区各级民主政府时就进行民主选举宣传，在经济困难时就进行大生产宣传，等等，但揭露日军侵略暴行、颂扬抗日英雄事迹、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唤起民众的内容是一成不变的主题。

著名的抗战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是著名作曲家李劫夫的代表作。歌曲赞颂的是13岁的放牛郎王二小，被敌人抓住后，日军强逼他带路，他却“把敌人带进我们的埋伏圈”，自己“英勇地牺牲在山间”。在清新的旋律中，又略带悲凉的感情色彩，寄托了人民对抗日小英雄的哀思，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

邵子南的小说《李勇大摆地雷阵》一度被誉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作品在描写日军踩上地雷后的惨状时写道:“天崩地塌般一声响，一股蓝烟升起，尘土飞扬——雷响了!这下子，白的红的闹了一地，好像日本鬼子卖豆花，担子飞了；长腿，短胳膊，脑袋，烂皮，碎肉，摆了遍地，好像日本鬼子在学《水浒传》上孙二娘肉作坊；军帽、军衣，飞上树梢，枪筒、子弹，摆了一地，好像日本鬼子在开杂货铺。”作品着重描写了李勇率领他的游击小组巧布地雷阵，创造出大枪和地雷相结合等灵活多变的战术，使侵略者尸横遍野，望而生畏。在邵子南那支热情和幽默的笔下，晋察冀边区的爆炸英雄李勇，成了一个智勇双全的传奇式人物。

被称为“时代的鼓手”的田间，在诗歌《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中写道: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看，这是奴隶!

诗行简短，用最朴实的语言告诉人们“抗战则生，不抗战则死”的道理。

在晋察冀边区文艺活动中，规模最大、效果最强的就是戏剧了。当时晋察冀边区戏剧创作和演出的种类非常繁多，包括话剧、街头剧、活报剧、秧歌剧，甚至歌剧。

《放下你的鞭子》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演出最多、影响最大的“街头剧”，也是走出国门、享誉海外的爱国戏，主要表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区的一对父女凄惨卖艺的故事。剧中只见一位衣衫褴褛的老汉，敲打一面铜锣，引导大家围成一圈。他拉起胡琴，催促一位俊俏的姑娘出场，姑娘呜呜咽咽地开唱：“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姑娘一阵咳嗽，老汉向观众作揖，逼迫姑娘继续。姑娘饥饿疲惫、力竭声嘶，老汉暴怒，扬起手中鞭子狠狠地抽打，姑娘扑倒在地。观众中冲出一位青年男子，大声喝止：“放下你的鞭子！”全场惊呆。老汉痛哭流涕，告诉大家，姑娘是他的亲生女，因为日军占领了家乡，他们只好四处流浪。女儿则恳请大家谅解父亲。这一出街头剧不管在哪里演出，都能激起观众的抗日情绪，具有强烈的演出效果。

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曾对边区戏剧创作和演出作过如下描述：“多少壮丁，由于看了一出戏，而自觉地参加了抗日部队。不少顽固分子受到戏剧的感动而悔过自新。”如西北战地服务团和冀中火线剧社演出《参加八路军》后，当场有人报名要参军。再比如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话剧《慰劳》，描写叙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伪军队长的妻子，被日本军官抓去蹂躏之后，又被当做“慰劳品”赏给这个为虎作伥的伪军队长“享受”。伪军队长在不堪忍受的羞辱中，当场打死日本军官，投诚了八路军。这个戏给伪军演出时，每次满座哭泣声。有一次，一个伪军小队长看过戏之后，当场请求敌工部给他们布置任务。

1942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为群众演出《放下你的鞭子》

革命战争年代的文艺宣传，就像是匕首和投枪，虽然用现在的标准衡量，用艺术名家的理论要求衡量，那些文艺作品和演出，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未免简单和粗糙，有些就是宣传品，但它却有强烈的战斗性、鲜明的群众性和可信的真实性。在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文武兼备，文艺工作者不畏牺牲

晋察冀的文艺工作者在战斗中和根据地军民生死与共，患难相处，在血与火的战斗生活中逐步成长起来。他们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一边宣传，一边战斗。他们能文、能武、能唱、能演、能画、能摄影……许多人还会做地方和连队工作，辅导群众文艺活动，还能和敌工队、武工队一起到“敌后的敌后”去宣传组织群众，去瓦解敌伪军，铲除汉奸。他们有随时献出鲜血和生命的大无畏精神。

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社长、剧作家黄天，就是一位拿笔当枪的不屈的文艺战士。在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中，黄天利用战斗间隙或行军途中，创作了十几个反映军民浴血抗战和人民群众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痛苦生活的歌剧、话剧、活报剧剧本，有《夜深人静时》《拥军模范于萍》《满洲泪》《地狱与人间》等优秀剧作，热情讴歌抗日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深刻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狠与残暴，剧本中充满着对祖国人民深沉的爱和对敌人强烈的恨。1945年7月1日，黄天和冀热辽军区副参谋长才山率尖兵剧社和长城剧社，在河北迁安联合演出大型四幕歌剧《地狱与人间》，引起巨大反响。演出完又接着赶赴军区所在地玉田的途中，在遵化杨家峪村遭遇日伪军包围。黄天组织指挥突围，战斗中，黄天两次冲回村中，解救被包围的战友。在被日军包围、再无突围的希望时，黄天用剩下的最后一粒子弹打进了自己的太阳穴，牺牲在距日军投降仅仅40余天的1945年7月4日，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实践了一个知识分子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夙愿。

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在广场演出节目

摄影战士雷烨，1938年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被派往晋察冀边区任前线记者团记者。雷烨随军转战在长城内外、滦河两岸及热南伪满边境，拍摄了很多战地珍贵照片，真实地反映了冀东军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记录了日军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累累罪行。除写稿拍照外，雷烨还爱好写诗和报告文学。1941年11月25日，日军在丰润县潘家峪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惨案，雷烨拍摄下了许多极具史料价值的照片。他拍摄的《日寇烧杀潘家峪》系列照片真实地记录下了日军的暴行。1942年4月20日，雷烨在平山县曹家庄撰写照片说明时，遭遇日军包围，在紧急情况下，他用手枪掩护警卫员突围，最终因寡不敌众，在南段峪村身负重伤后，他从容地砸碎了照相机和自来水笔，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壮烈殉国。而他创作的这些思想性、艺术性兼优的作品却流传下来，成为深受群众喜爱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摄影作品的一部分，至今仍为各类画刊和展览所采用。

《晋察冀画报》社的领导者赵烈，在1943年日军疯狂进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时候，带着一小队人在阜平一带打游击，就近保卫画报社分散坚壁的物资。11月的一天，赵烈等人在柏崖村不幸陷入敌人包围，他只身与敌搏斗，为保护摄影器材和战友转移，壮烈牺牲。

活跃在晋察冀边区的文艺战士们用生命和鲜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晋察冀文艺的影响，逾越了晋察冀边区的地理限制，也逾越了八年抗战的时间限制。当时不少优秀作品不仅当时在边区流行，而且在延安等革命抗日根据地，以及在国统区都有很大的影响，有的作品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今天还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