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土地制度大变革

土地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土地制度的变革贯穿于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了“耕地农有”的斗争目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农民进行了十年的土地革命斗争，在根据地内实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当抗日战争来临之时，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团结一切阶级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把土地政策转变为“双减双交”即“减租减息”政策。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在解放区内实行“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各解放区土地改革后，农民生活普遍改善，革命热情高涨，掀起了参军支前运动的高潮。但《五四指示》因受到历史条件制约，解决土地问题有着不彻底性。主要表现为对某些地主特予照顾，允许地主得到较农民为多的土地财产，富农的土地财产原则上不动等方面。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彻底变革已迫在眉睫。

全国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

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工委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1947年7月15日，出席全国土地会议的各解放区代表110余人，全部到达中央工委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工委召开土地会议预备会，决定于7月17日正式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同时成立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康生、彭真为常委的22人会议主席团，并设立会议工作机构秘书处，安子文为秘书长。

会场设在西柏坡恶石沟边的打麦场上，场内稍高的土台子上放了两张条桌和几条长凳作为主席台。场内的空地上搭起一个布棚，遮挡着酷日。整个会场连个会标都没有，更没有任何扩音设备，可以说是“寒酸”得不能再“寒酸”了。但就是在这“寒酸”的会场上，却聚集了中国共产党的众多高级干部，而召开的是彻底打破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历史性会议。

刘少奇站在条桌后面主持会议，而另一张条桌后坐着的是两名记录员。朱德将一把木椅当作桌子，坐着的却是一块石头。大会给每个参加会议的代表都发了一个小凳子，开会时带来坐，散会后带回去，由自己保管。

7月17日上午，刘少奇宣布：全国土地会议开幕。他说：“《五四指示》发出一年多来，许多地方已满足了农民的要求。但在某些地区，在若干问题上，《五四指示》已经不够。会议的任务是要从土地问题出发，讨论一切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更有改进。”朱德也在开幕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农村，主要是代表雇农和贫农的利益。要使每个党员都懂得这个道理，并要实行。军队是革命的主力，要认真学习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

会场上有100多名会议代表，他们中有董必武、康生、彭真、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廖承志、邓颖超、刘澜涛、罗瑞卿、吴玉章、徐特立、安子文、冯文彬、钱俊瑞、康克清、田家英、陈伯达、谢觉哉、毛岸英、李雪峰、赵振声、刘秀峰、杨耕田、黄敬、黄钟、徐斌、刘火、赖奎、曹轶欧、张月霞、张东岳、梁雨晴、凌云、赵德尊、王伯谨、岳胜、陈一凡、卫之、李林、赵锡奎、章云、阎达开、王逸群、韩东征、李守喜、李兴、孙敬文、赖若愚、赵时真、任富达、赖大川、郭钦安、刘尚文、王竞成、刘植岩、蒋毅、吴德峰、阎子元、张云生、张庆春、王振海、张子善、郝化村等，列席旁听会议的有任清达、石英、谭嗣源等。

会场虽然简陋，但在会务人员精心安排下，代表们的生活还是不错的。早饭是米粥、馒头、油条、麻花、烧饼、各色小菜，中、晚饭加菜，鱼、肉俱有。晚上还组织了一些文艺活动：有晋察冀军区火线剧社的演出，有石门等地来的京剧演出，还放演电影。虽然是酷暑高温，但会议日程安排得非常合理：清晨6点开会，8点在会场吃早饭，然后继续开会到11点；下午三四点开始分小组讨论。会议召开时，正值刘少奇身体不适，但他并没有接受毛泽东让他安心休息一个月的劝告，而是一直坚持在会场。在和代表们座谈讨论时，他一直抱个暖水袋捂着肚子。他让卫士李长有去通知代表们来座谈时这样叮嘱：“跟代表们说话要客气，不能和下命令一样。就说，少奇请你们到他那里去坐坐。”

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7月17日至8月下旬，主要是由各解放区代表汇报土地改革的情况，总结交流经验，检查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二阶段，从8月底到9月13日，主要讨论土地改革的政策，制订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研究结合土地改革进行整党的问题。

在充分听取汇报、讨论、酝酿后，9月13日，刘少奇在大会作了总结报告。刘少奇的总结报告详细分析了前阶段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他指出，《五四指示》发布后的一年多来，各解放区都进行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大部分地区不彻底，即使是比较彻底的地区也还有若干毛病。土地改革不彻底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指导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彻底。《五四指示》实现了从减租减息政策到“耕者有其田”的转变，但是，这个指示是适合当时过渡时期特点的带过渡性的政策。现在党与群众的思想准备成熟了，形势成熟了，应当适时地提出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第二，党内不纯。这是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基本原因。党内不纯的情况不改变，就不可能彻底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第三，官僚主义。主要有两种官僚主义，一种是“雷厉风行”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另一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最严重、妨碍群众最大的，就是那种“雷厉风行”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

关于政策问题，刘少奇指出，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更要注意团结中农。抽了中农或富裕中农的土地，要设法在别的方面予以补偿，设法团结他们。对待不同的地主，地主与富农，旧富农与新富农，在实际执行中应当有所区别。党和政府要照《中国土地法大纲》宣传，不要大事宣传打乱平分，还是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好。要注意保护工商业。关于整党问题，刘少奇指出，土改政策不彻底的问题解决了，整编队伍就成了首要关键。整编队伍的方法，主要是“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对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分子要清洗；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要进行思想斗争。党内思想斗争以反右为主，防止“左”倾。整党分两步，先是由上而下，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整顿；土地改革之后，由下而上地整上来，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把党的经常制度、正确作风建立起来，使党的面貌焕然一新。

关于坚持群众路线问题，刘少奇指出，一切领导，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导，都要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离开群众路线，党的政治、组织、军事及其他一切就不可能有正确路线。刘少奇还就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问题指出，方针政策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贯彻执行。这次会议决定的政策，可以全部适用于比较巩固的解放区。在特殊地区、游击区、战区和新区，可以特殊一些，务使适合于当地的环境，不能机械执行。

刘少奇在总结报告的最后，深刻阐明了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他指出，土地改革搞彻底，群众发动好，力量是无穷尽的。实行土地改革是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一环，有决定意义的一环。

会议根据“彻底平分土地”原则，制订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由时任中共中央研究局党务研究室主任廖鲁言主持起草），其中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大纲》共16条，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彻底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二是规定了土地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三是规定了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和分配财产的办法。四是规定了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的土地、财产所有权。五是规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六是组织人民法庭，保障土地改革的实施。

河北阜平县易家庄的农民在墙上书写《中国土地法大纲》

10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正式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公布以后，各解放区迅速掀起了土地改革的热潮。

迅猛掀起，解放区土改运动进入高潮

全国土地会议及时总结了土地改革工作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党的土地政策，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是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战斗纲领。这次会议对深入发动农民群众，推动土地改革运动的全面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1947年底，各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广大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更加信任和拥护，使解放战争获得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源泉，有力地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晋察冀农民拥护减租减息政策

但是，这次会议也存在一些缺点。会议确定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方针，助长了农民群众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倾向，再加之没有制定完备、细致、具体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土地改革中侵犯中农利益和破坏工商业的问题。会议对前段土地改革不彻底的问题和党内组织不纯、思想不纯的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而对于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却注意不够。这些缺点，是此后一段时间里各解放区在土改和整党工作中发生“左”的偏向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共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1947年12月，毛泽东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8年1月，任弼时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都对纠正土改运动中的“左”的偏向起到了重要作用。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些都使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更加完备，土地改革运动更加健康地发展。

分得土地的农民打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横幅

到1948年夏，在冀中区和北岳区除边沿村外，已有90%以上的地区达到了土地大体平分；热河地区有80%的地区农民分得土地240万亩；冀南、冀东等地区，经过土地改革运动，贫雇农均分得了土地和财产。解放战争时期，全国已有一亿四千五百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彻底摆脱了封建土地制度，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广大农村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在解放区，大批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军，还广泛建立与加强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各地农民将大批的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还组成了人数众多的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使人民解放战争有了巩固的后方和最基本的人力物力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