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村立下执政规矩

历史进入1949年后，革命形势发展一日千里。三大战役使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损失殆尽，中国革命全国性胜利即将到来。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和平解放。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中共中央决定进驻北平。时间定在1949年的3月23日。

对于进驻北平，毛泽东是有着深刻思考的。深谙历史的他，此时再次想到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当年，李自成打进北京仅仅42天，便被清军赶出了京城，从此一败涂地。究其原因，很大因素在于李自成的起义军军纪涣散。为吸取历史教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把建立和执行党的规矩、制度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局势变化，纪律的重要性被提到议事日程

事实上，早在1947年下半年，毛泽东、中共中央就开始注意到党和军队中存在的纪律问题了。

由于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态，各地方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机关一直都保持着很大的自主权，这对于发挥其主动性和积极性，渡过长期严重的困难局面发挥了积极意义，但一些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也随之滋生发展。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这种错误和问题更加明显暴露出来：有的擅自修改中央的政策和策略，规定自以为是却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比如在土改中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口号；有的重大问题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擅自处理，各行其是，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一个独立国。在这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影响下，一些军事领导机关忽视抓部队纪律，违纪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攻占城镇后哄抢物资，乱没收敌军官和工商业者的财物，有的发生殴打地方干部的事情，有的甚至为争夺俘虏发生杀伤兄弟部队的惊人事件。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和声誉。

纪律和规矩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8年以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建立请示报告制度。1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从1948年起，执行如下报告制度：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外，每两个月还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3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对报告制度作了补充规定。不久，中共中央又规定在宣传工作中实行请示报告制度。要求凡带有全国性或全党性问题的言论，如各项政策、口号、号召，对敌军敌占区人民的传单布告等，凡内容不同于中央现行政策、指示者，均应事前向中央请示。对于中央指示，各单位领导人都按规定写了综合报告，只有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例外。为此，中共中央于5月和8月两次对林彪进行了严肃批评。

加强纪律，成为“九月会议”的中心议题

1948年下半年后，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由原来的127万发展到280万，士气高涨，军政素质大为提高，武器装备得到极大改善。解放区面积已扩展到23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68亿。约1亿人口的老解放区已经完成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由原来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内部派系矛盾增加，士气低落，战斗力大为削弱，经济状况更加急剧地走向全面崩溃。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将要出现一个决定性的大变动。整顿党的纪律，统一全党行动，势在必行。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史称“九月会议”。这是自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自抗日战争结束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把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他指出：“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从中央机关、中央代表机关，一直到各地，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封锁消息。村有杀人之权，一个干事可以把一个大工厂的厂长（资本家）搞死，九个照顾变成了九个不照顾，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些状态必须改变。”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在发言中也特别强调了加强纪律性问题：“不然，我们就不能战胜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

“加强纪律性”是“九月会议”中心议题之一，得到了与会者的热议赞同。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分清了哪些事项由中央决定，哪些事项由地方事前请示中央并经中央批准后实施，哪些事项事后报中央备审。凡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的事项，中央已有决定的，各地必须严格遵守并正确执行。

九月会议旧址

可以说，“九月会议”是一次“立规矩”的会议。通过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对于“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这一点已经有了充分一致的认识，一些地方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现象也基本克服。而对于那些仍然未执行报告制度的单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严加督促和批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9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电中，批评华东野战军前委书记“对于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至今没有表示态度，亦未声明理由，在此问题上失去主动性，落在一切兵团之后，实属不合”。这一情况很快就有了转变。10月20日，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决议》。10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野前委电指出“这个决议是正确的”，希望你们“在全军各级党委内深入地传达、讨论和执行”。中央并于11月9日将其摘要电告各地。11月，中共中央给东北野战军的指示中再次指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毛泽东手迹

二中全会，制定新的规矩

随着进京日子一天天地迫近，毛泽东的隐忧丝毫未减，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警惕居功自傲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他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址

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还提出，我们要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任务的到来。最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定出中共中央“进京赶考”前的“规矩”：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提到“六不”规矩，它有一定起因的。据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杨尚昆回忆，当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场最初悬挂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朱德的画像。1949年3月5日那天，毛泽东一进会场便提出批评:“开会不要挂我们的画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于是，第二天就只挂了四位国际伟人的像。可大家议论纷纷，说法不一，又将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挂在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就这样，毛泽东提出了“六不”规矩，要求“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个提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拥护，成为共产党人日常的行为准则。

根据毛泽东提议七届二中全会做出的六条规定（摄于西柏坡纪念馆）

同时，为了把党委的领导工作做好和提高一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系统提出了党委会的十二条工作方法：（1）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2）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3）“互通情报”；（4）不懂的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不赞成或反对；（5）学会“弹钢琴”；（6）要“抓紧”；（7）胸中有“数”；（8）“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9）“精兵简政”，会议不要开得太长；（10）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11）力戒骄傲；（12）划清两种界限。

针对进城后可能出现的情况，中共中央专门制定了《机关部队转移前后应该遵守的事项》。其中入城守则的“四不”明确提出：一是不乱讲。有关秘密的不说；党报上没有公布的不说；在机关以外之公共场所、公开集会、坐车乘船时，不得谈论机关内部及其他党内情况。二是不乱跑。非经组织允许、取得正式手续不得外出；有事外出不得乘机闲逛。三是不乱动手。非分之物不要；非组织分发的不要；未经组织允许不得私装电话、电灯、自来水、收音机等；私人送的不要。机关以外人员请酒请客进馆子不参加；不吃老百姓任何东西。四是不乱收人。面目不清、来历不明的人不收。

这些条款细致入微，面面俱到，体现了领导者的良苦用心，成了党员干部必须遵循的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