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随着中共中央一声号令，大批北方干部踏上征程，奔赴南方新区。这次调干南下是中共中央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因为人数众多、成建制输出、发挥作用巨大而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光辉一页。河北是南调干部的重要来源和基地，众多优秀的燕赵儿女在南方各省扎根，为新生政权的建立、巩固呕心沥血，后来又为当地的建设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新区急需，干部南下势在必行
任丘县召开调干南下动员大会的场面
大批干部支援新区
早在1948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又称九月会议）上，中共中央就已经预见到了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对于干部的需求问题，毛泽东未雨绸缪，提出：“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0000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1949年大批调干南下的问题被正式提上了会议议事日程。会议还初步制定了南调干部的方针政策。自此，揭开了从老解放区调动大批干部南下的序幕。
按照九月会议方针，1949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将所需干部，分配给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五处。同时，还对各级各项工作中负主要责任的干部、最低限度人数进行了规定，要求按比例分别列入。并且各地所调干部均应组成完整的区党委架子，整体调出。当时，中央分配给华北的任务是17000人（后来增至21499人）。实际上，后来各地基本甚至超额完成了调派任务。
河北主要承接的是华北局下派的任务。由于河北当时分属不同的根据地，大致派出如下：冀南区南下干部约4000余人，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书记王任重，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冀南支队；冀东区南下干部约3000人，组成冀东南下干部总队，李楚离任书记兼总队长；太行、太岳两区合派约3000多人，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由书记冷楚带队；冀中区与察哈尔省合派干部近4000人，编为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牛树才任书记；晋中、冀中、察哈尔、太行合计抽调南下干部约3000人，由书记武光带队。另外，渤海区一分区按华东局安排南下干部约1000人，热河省按东北局安排南下干部约2000人。
细致周到，做好准备工作
事实上，当时河北也十分缺乏干部。在这种状况下，还要抽调走这么多的干部，对河北来说算得上是一次伤筋动骨的考验。但河北各级党委政府面对巨大困难，没有过多顾及自身，命令下达后积极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其中，保量保质准备干部是第一位的。既不能使老区工作受太大影响，又要使派出干部能够胜任南方新区各项工作。围绕着这一中心，他们一方面通过党校和干部轮训队以及提拔配备副职等方式，想方设法加大干部的储备，一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动员。
河北人素来乡土观念浓重。不少干部一听说让南下，思想问题都或多或少冒了出来。有的不愿意抛家舍业，背井离乡；有的受“宁向北走一千，不向南挪一砖”习俗影响，让北上可以，南下就害怕。还有一小部分人小富即安，不思进取，思想落后，说什么“早上吃的金皇后（一个玉米品种，籽粒黄色），上午吃的一六九（小麦品种之一），黑夜抱着剪发头（女人）”，到处散布“在家里怀抱妻有何不好，何用我背包袱东奔西跑”。甚至还有极少数人表示：“如果硬调我南下，我即对不起革命了。”这些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为了提高干部的觉悟，解开思想上的疙瘩，在名单确定之前，各级党委在干部中开展了对1949年元旦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关于时局的声明等文件的学习，坚定革命信念。这一过程中，有些地区还采取了不少好的做法。冀中区十一地委的肃宁、饶阳、深县、安平等县，以机关支部或以区为单位，召集扩大干部会议集体动员，在学习文件、小组讨论中还用“比一比”等方式（用南下比长征，用现在生活比过去生活，用地方比军队，用现在的工作条件比“五一大扫荡”等）进行启发教育。太行六地委也是在动员中用“比进步”的办法提高干部觉悟：“八路军帮助咱翻了身，咱们也应该过江，解放江南人民”，或“咱动员了许多老百姓参了军打反动派，咱们是干部就不能出去工作，难道还不如一个老百姓吗?”这在不少干部心中引起了共鸣，效果也很不错。动员中，涌现出了不少模范人物。南宫县的史景仲，当时已经年近五十，家中只有妻子和四个小孩，他抛下家庭困难报名南下，而且态度十分坚决，领导多次劝阻无效只好批准。同时，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纷纷带头表态要坚决报名南下，也发挥了很好的模范作用。
干部的组织与调配，也是南下工作中的关键一环。干部数目是从各大区逐级落实分解，一直到县一级。作为任务的具体执行者，各县县委往往根据自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调配动员干部，确定南下干部具体名单。有的县结合事先长期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在干部会议的讨论中就把南下问题直接提出来，并说明调干数目，让每个干部考虑，自愿报名。有的地方是组织部门事先把外调干部的具体名单研究好，并把被调的人员分成好动员的和不好动员的，工作重点是后者。谈话能解决的就谈话解决，实在不行或给予批评或调换工作或送入党校学习。对于那些确实有生活及生产上困难的干部，切实解决问题后再调动南下。对于身体上确实有病无法成行的，则改换人选。各地南下干部名单确定后，名单上的干部必须在开拔前解决好自己的组织问题和婚姻等其他私人问题，必须把自己的工作总结好，移交给下任。同时，认真填写组织下发的各种调查履历表、后勤供给表等，方便上级领导及南方地区的党委对每一个南下干部有全面而中肯的认识。
按照中央整体调出的要求，承担南下任务的各级党委政府成建制确定行政干部，既有军事、党务、机要、政府、工农青妇，也有经济管理、财政、银行、贸易、通讯社及报纸等。各部门之间按比例配备，各部门内部还要有高层、中层、基层各个级别。这样做，保证将来到达新解放区后，方方面面工作都有人去做，并以这些干部为骨架来构筑和扩充当地各级政府机构和党务机构，快速开展工作。
1949年2月，企之（今曲周县）南下干部在邯郸合影
南下干部名单确定后，很快就要集中开拔。恰巧当时正值旧历年关，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次重要考验。为了保证这些干部能够按时到达指定地点集合，各县都采取了不同的办法。有的地方针对南下干部对家庭困难的顾虑特意安排留家干部与南下干部见面会，互相做出保证。南下干部表态:“南下决心已确定，到时家里有何困难，也不能耽搁，这坚定的革命意志，一定争取全部胜利。”留家干部表态：“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保证及时解决南下同志的家庭和私人问题。”县委会把双方的发言，总合为誓词，在大会上由积极分子带头高呼朗诵，参会人员情绪非常地高涨。结果，回家后，绝大多数干部都能按时回来集合。有的地方则充分利用舆论，在群众中宣传南下的作用和意义，在当地营造出南下光荣的气氛和环境，鼓舞了南下干部的革命热情。而对于那些极少数表现消极、拒不服从组织调动的南下干部，各级党委均给予了严肃批评和组织处理。
干部南下前都分别进行了集中训练和强化教育。冀南区在威县方家营一带集中，冀东区在唐山市开平镇附近集中，太行、太岳区在武安集中，察哈尔省、冀中区在正定附近集中，晋中、冀中、太行、察哈尔区在石家庄集中，渤海区在山东省临城（今薛城）以南的沙沟镇集中。集训的内容与前期有很大不同，主要侧重于时事教育和军事训练。集训中，干部之间多次联系实际进行学习、讨论，展开积极地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消除了南下抵触思想。干部们之间相互勉励，相互鼓劲。
集训完成后，各区基本都开了欢送会，场面热烈感人。其中，不少冀南干部对南下区党委书记王任重的答谢讲话记忆深刻：当时，王任重讲得很诙谐，很动听，他说：“我们（南调干部）要离开娘家到婆家去了，我们争取到婆家做一个好媳妇，要为娘家添光彩。”还风趣地说：“娘家现在还比较穷，没有车子和轿子送，我们就用两条腿走去。”
无所畏惧，踏上新征程
1949年春，河北大批干部踏上了南下的征途。他们追随的是解放军的脚步，解放军解放了哪里，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就有可能留下来，马上开展建立人民政权、恢复社会秩序的工作。最后他们的去向大致为：冀南支队一部分去湖北，大部分去湖南；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去了湖南；长江支队去了福建；华北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进入皖南地区；晋中区、察哈尔省、冀中区、太行区抽调组成的南下区党委进入湖南；渤海区一分区组成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进入浙江。
这些干部南下之路走得十分不容易，不仅路途遥远，还要克服土匪袭击、水土不服等种种困难。但是绝大多数都表现出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队伍中经常会响起雄壮的歌声：“狂风暴雨，北往南扫。反攻声浪，直冲云霄。眼看枯树快刮倒，大家快把祸根刨！刨！刨！全国人民一个目标，解放全中国。全国人民团结紧，民主政府建立好。”歌声嘹亮，鼓舞士气，催人向上。
经过长途跋涉，各个南下队伍紧紧跟随解放军相继进入南方各区。这些地方大都刚刚解放，土匪猖獗，特务横行，生产凋零，人民困苦，群众基础薄弱，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工作难度相当大。干部们吃的粮食中被落后分子或坏人掺上了沙子，面里面被掺上了石灰，不堪进口。勉强吃下去，烧心难受，口吐酸水，泻肚子，打摆子，折磨得人们身体非常虚弱。他们撑着腰杆，强打精神工作，坚守阵地，威慑敌人。干部们的生命时常受到威胁，不少干部还献出了宝贵生命，有的死在起义后又反水的国民党军队手里，有的死在杀人如麻、嗜血成性的土匪面前，有的被身边的叛徒和特务谋杀。即便如此，这些南下干部们出生入死，无所畏惧。他们早出晚归，辛勤工作，大力改造旧政权，征粮支前保障军需，肃清匪患维护治安，土地改革发展经济。待形势稳定下来之后，这些南下干部又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为这里的革命和建设奉献心血和智慧。
玉田县委欢送第二批南下干部，临别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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