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久的商业文化与重商传统

粤商是中国著名的商帮，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并称中国“五大商帮”。粤商中，包括有广州商帮、潮州商帮、客家商帮。这些“商帮”，有数百年的历史沉淀和各自的地方特色，也有独特的经营传统和有异彩纷呈的商业文化。翻阅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广州商帮中，很大一部分是佛山商人。清乾隆顺德人龙廷槐曾对在广州、佛山、石湾从商的商人作过大体分析：“（省会、佛山、石湾）三镇客商，顺德之人居其三，新会之人居其二，番禺及各县各府外省之人居其二，南海之人居其二。”有研究者对明清时期见之于文献的广东大商人作过统计，从明宣德年间至清宣统年间的480多年中，见诸文献的广东大商人135人，来自顺德、佛山、南海、香山、东莞、新会、番禺、高要、广州、鹤山、台山、饶平、大埔、澄海、潮州等十五个县、市。我们从中再作统计，其中佛山、南海、顺德共98人，占了73%。可见佛山商人从商历史悠久，佛山、顺德、南海商人是广州商帮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商界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佛山是我国南方著名的手工业城镇，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镇，特以手工业发达而闻名海内外。工商立市和重商传统，是佛山成为名镇基因的基础，是佛山商业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佛山的历史起源于现禅城区澜石街道区域，距今约4500—5500年。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佛山已生息成一个人口相当密集的聚落，当时佛山的先民已经拥有较好的制陶、纺织技术。东汉时期，出现了先进的耕作技术，此区域成为“鱼米之乡”。

唐宋时期，佛山成为工商业城镇、其商业和文化已十分繁荣。精湛的民间工艺历史悠久，相传源自宋代，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素负盛名，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佛山的铸造业始于2000多年前。宋代时佛山所铸鼎、锅、钟、塔等闻名全国。

到明代佛山的铸造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成为中国南部著名的冶炼中心。佛山的古街道有不少街名都与铸铁有关，如铁砧街、铁香炉街、铁门链街、铸犁街、钟巷、针巷等，说明佛山早就成为岭南铸造和锻造的生产总汇。佛山市区新安街就是一条历史悠久的“打铁街”，打铁师傅云集于此。“南海之佛山去城七十里，其居民大多以冶铁为业”，不少农民从事冶铁，而逐渐成为手工业工人，炉户、铁商和铁工大量增加，铁工队伍逐渐壮大，清乾隆时期，整个佛山冶铁业工匠不下二三万人。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饬禁私抽设牙碑记》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佛山冶铁业的雇佣劳动已普遍发展。

“打铁街”上有一座“国公古庙”，始建于明，清代以后多次修葺扩建，现存山门、香亭及大殿等主体建筑。明清时期，该庙是佛山打铁行业的师傅店。相传唐代开国元勋、鄂国公尉迟敬德是铁匠出身，后来被奉为打铁行业的祖师。该庙是佛山炒铁业神诞活动及祭祀祖师的重要场所，庙前原有的大戏台及大地堂，为演戏用。现庙内尚存载有清同治年间炒铁业18行捐资修庙的碑记，对研究当时炒铁的规律及其分工以至行业、行业神崇拜的习俗有重要价值。在不胜枚举的佛山冶铁产品中，如今仍存留在广东的大约可分为5类：铁铸千佛塔；铜、铁钟鼎，大香炉；铜、铁神像；铁铸千僧锅；铜、铁铸大炮。韶关马坝的南华寺保存有5层5米高的佛塔，就是元代佛山所铸。在钟鼎中较著名的，有广州五仙观的明初大铜钟重5吨、罗浮山冲虚观的明代大铜钟、佛山祖庙的明代大铁鼎。最令人瞩目的是祖庙里2.5吨重的北帝铜像。此外还有铸于清代的镇庙之宝，2吨重的铁香炉以及从数千斤到万多斤重的铜、铁炮等。鸦片战争期间，佛山所铸大炮在抗击外来入侵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山的陶瓷制作业开始于新石器晚期，河宕贝丘遗址数以万计的陶片证明，早在距今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石湾先民已经在挖土烧陶。从先秦到两汉，制陶逐渐成为行业，在澜石出土的汉墓就有陶屋、日用器皿、动物陶塑、水田附船模型等。唐代石湾窑烧陶用的是馒头窑，轮制与手轮兼制并用，产品除日用陶瓷外，出现了美术陶瓷，产品开始大量出口。宋代石湾窑包括石湾、小塘奇石两大窑场，花色品种和釉色均有很大的进步。北宋是一个石湾窑兴盛的时期，产品远销东南亚。元代以后，奇石窑场衰落，陶业集中在石湾，特别是中原人的南迁，将陶艺也带来，促进了石湾窑的发展。明清时期是石湾窑一个鼎盛的时期。其显著的标志是窑的改革，像“南风灶”这样先进的龙窑出现，提高了石湾陶的质量。明嘉靖、万历年间的“祖堂居”，是专门烧制美术陶的工场。明中叶以后，“石湾六七千户，业陶者十居五六”，陶业的分工也越来越精细。现今在祖庙的瓦脊上，陶塑的花脊是石湾陶文化的代表作。

元代《大德南海志》记载佛山陶瓷是重点出口商品，可见佛山陶瓷辐射面很广。明清时期佛山丰富的手工业产品，促使海内外贸易蓬勃发展，佛山所产铁、布、陶瓷通过澳门出口到世界各地，市场一片繁荣，“汾江船满客匆匆，若个西来若个东”的诗句，就是对明代佛山工商业盛况的生动描写。清康熙至清中叶，从北江到广州的主航道要经过佛山，佛山成了交通中转站，佛山所产的大量商品及海外商人带来的商品，也通过东江、西江、北江输往西南及中原各地，因而当时的佛山商业比省城广州还要繁荣。如铁锅，每年输出50多万；丝织品每年出口100—150吨；陶瓷出口居全国第二位。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石湾陶的萧条期。由于国力不振，加以战争的破坏，石湾陶窑锐减，技工星散。1949年石湾经营陶业的只有300户，从业人员2800人。1949年后，石湾陶得以复苏。首先是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其次是革新产品，扩大生产，进行了技术革命。石湾陶的腾飞是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开始的。

近10多年来，国营的陶瓷工贸集团公司、区镇办的陶瓷工厂，还有个体办的陶瓷企业都有所发展。体制改革，产品开发，技术引进，流程改造，石湾制陶业开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局面，进入了自明、清鼎盛时期之后的新腾飞的时期，成为佛山工业的重要支柱。

中国1000多个建筑陶瓷品牌的故乡出自佛山，这里是全球建筑陶瓷企业最密集的产区。在佛山禅城区的东平河两岸，绵延的陶瓷企业一眼望不到尽头，石湾是中国著名的陶都，在其陶业的全盛时期，有陶窑100多座，陶工6万多人。

从石湾、张槎一直到河对岸的南庄，集中了300多家陶瓷生产企业，生产线达1200多条。作为中国最大、最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之一，佛山陶瓷行业的发展形成了从过去石湾独秀到目前众星捧月的格局。佛山陶瓷集中在石湾，而石湾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民窑”，与景德镇的“官窑”相对，佛山的“民窑”更富有个性化和市场化的特点。民间喜欢什么就生产什么，当地人绝对不做不能赚钱的生意。与作为贡品的景德镇陶瓷不同，石湾陶瓷呈现出粗犷的特点，它追求的不是色彩如何丰富，线条如何细腻，而是整体造型上是否传神。

明清时，佛山市是发展成商贾云集、工商业发达的岭南重镇，与湖北的汉口镇、江西的景德镇、河南的朱仙镇并称中国四大名镇，闻名遐迩当时佛山更与北京、汉口、苏州并称全国“四大聚”，陶瓷、纺织、铸造、医药四大行业鼎盛南国。清末，佛山得风气之先，成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先后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新式缫丝厂和第一家火柴厂，并建立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竹嘴厂”。鸦片战争后，我国门户被打开，各种洋货涌入国内，对佛山工商业形成很大冲击，佛山商业逐渐开始衰落。新中国成立后，佛山的社会经济得到逐步恢复。在广东“四小虎”，即顺德、南海、中山、东莞之中，佛山就占了两位。^[14]

佛山商人在商界地位重要，得益于其从商历史悠久和商业发展的深厚土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佛山有重商之风。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品生产发展早，为了把产品卖出去，佛山人重视商业。虽然中国数千年农耕文化形成“以农为本”的思想，所谓“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末位的，但在佛山却不尽然，经商的风气浓厚。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证明：

其一，农民经过几百年的商品交易，商业价值观念已深入人心。从唐代就已形成的龙山大冈圩，一直繁荣到清代，有一首竹枝词写道：“呼郎早趁大冈圩，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竞如何。”封建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都已十分关心市场，希望从商业交易中获得更多的报酬。

其二，不仅略有资产的人从商求富，弃农经商、亦工亦商、亦官亦商、弃儒从商者，比比皆是。很多当了官的“士”，都热衷于经商。明嘉靖朝任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的霍韬就是一个典型，他既是一个大官，又是有名的学者，曾创办四峰书院于西樵山，讲授理学，著有《诗经注解》《象山学辨》《程朱训释》等书。同时他的家族是当时冶铁业的大户，他的儿子说：“先父敏尚书，当其为吏部时，气焰煊赫，若佛山铁炭，若苍梧木植，若诸县盐鹾，稍一启口，立致富矣。”其家族在佛山汾水地区还建房出租。

另一位在明万历至崇祯朝当过大官的佛山人李待问，退休回到佛山后，也从事经商活动。清嘉庆道光年间官至山东盐运使的李可琼，退职回佛山后从事金融业，在佛山的银铺拥有大股本银。由于弃农经商者多，习农者少，佛山在道光时收割稻谷都是雇请外地劳力进行。

其三，“四民皆本”的思想在佛山宗族家训中明确宣扬。《南海佛山霍氏族谱》的宗规就有“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是本职”之说。《岭南冼氏族谱》的家训称：“天下之民各有本业，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此四者皆人生之本业。”在族规和家训中立这样的规范，要求后代传承，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和价值标准。佛山社会并不把从商作为末业，而是与士、农、工等同视之，重商之风深入人心，深入社会每个角落。在佛山的民俗博物馆里，伫立着一块孔庙中常见的黑色石碑，上面刻记着雍正元年（1723年）佛山重修某会馆时的捐款数额，对每人出了多少银两记录得一丝不苟。当地浓厚的商业传统可见一斑。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入侵，外国商品大量倾销到中国，广东省首当其冲。佛山市由于毗邻广州，经济受到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是一些传统产品失去了国际上的市场，土纱、灯油、火镰火石等土货遭到淘汰，土布朴实耐用，市场虽然缩小，但不至于没落，蚕丝及织物、米酒、炮竹烟花、藤制品、绣品、石湾公仔等土特产，因为受外国人的喜爱，随着外贸的扩大，反而较前兴盛。随着五口通商，佛山地区开始出现民族资本及官办、官商合办的近代企业。

佛山有志之士效法西洋，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创办新行业，改造旧行业，引发了近代工业的起步，产生了第一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1874年，华侨陈启沅在其故乡西樵简村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两年后，仿建的“丝偈”（当时老百姓对机器缫丝厂的俗称）就有4家。随后，盐步钟星溪等开办中国第一家股份制机器造纸厂；旅日华侨卫省轩在佛山创办中国第一家民族工业企业——巧明火柴厂；旅日华侨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在香港和内地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提倡“中国人食中国烟”，与英国洋烟展开激烈竞争；还有佛山里水陈春泉创办捷兴毛巾厂，星洲归侨梁健行等创办汉昌雪茄烟厂，冯廉恕等在九江开设永新大力织造厂。在这些先行者的带动下，佛山工业纷起，平洲、夏教、官窑、大沥、丹灶、小塘办起的织造厂如雨后春笋。此后几年间，仅佛山一地仿造东洋机具以扩大生产的织布厂不下六七十家。县内各地民营企业发展很快，民族资产阶级也随着产生和发展。据史料记载，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七月，县商会还在佛山召开全县商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县商会属下佛山有各同业分会50个，石湾4个，官窑10个。

此外，社会制度因素对佛商文化形成的影响。社会制度有三大功能：行为导向功能、社会整合功能、传递与创造文化的传递功能^[15]。佛山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联系的重要窗口之一，物流、信息流的比其他地区畅通，是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的枢纽。重农抑商的思想在岭南地区不及其他地方强烈，官府对商业的管制也较宽松。近代以来，佛山又是重要的港口，对外开放城市，商业更是蓬勃发展。远离政治中心，长期接触全国各地及西方各种思想文化，造就了佛山企业家务实、亲和、开放的品性。

【注释】

[1]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十，《艺文》，《修复旗带水记》。

[2]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十，《新建忠义乡停记》。

[3]黄任华：《河运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兼论汾江河运对佛山名镇的制约作用》，《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4]佛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资料。

[5]《2016年1—12月佛山市经济运行简况》，佛山市统计学信网，http://www.fstjj.gov.cn，2017年2月8日。

[6]中国证券报：《创业板启动 助推佛山463计划》，2009年10月30日，第A05版。

[7]易城中国研究中心：《佛山商业房地产发展趋势报告》，2011年11月21日。

[8]数据来源于《2012年佛山市统计年鉴》。

[9]产业同构系数是对产业相似程度的一种测度。如果两个地区的产业同构系数接近1，这意味着两个地区的产业相似程度很高。如果两个地区的产业同构系数接近0，表明两个地区的分工程度很高。

[10]易城中国研究中心：《佛山商业房地产发展趋势报告》，2011年11月21日。

[11]《2015年前佛山培育50家产值超亿元的环保企业》，《广州日报》2010年4月21日，FSA17版。

[12]王喆：《珠三角工业重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探索——佛山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中国社会经济展战略》2010年第6期。

[13]周松兰：《佛山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及其变动度的实证分析》，《广东商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

[14]王仁杰：《佛山：从古老城镇向广东第三大城市迈进》，《江苏商论》2003年第2期。

[15]冯友兰：《哲学人生》（辑一），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