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把贸易和政治之间在全球水平上的复杂互动关系放入绝对的二元逻辑的窠臼——要么贸易要么不贸易，要么民主要么不民主——而应使用连续量表揭示更加精细但非常真实的影响。一个特定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可能是极少、一些或者很多，它可能不太民主也可能比较民主。这种连续的而非绝对的方法使得研究者能够把每一个个案当作连续统上的一个数据点，而不是人为选择的一个例证或一个例外，在这个选择中人们为了强行匹配预想的模型而试图选择最好的数据。
运用了一种连续的分析风格来处理这一问题是政治科学家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和约翰·奥尼尔（John Oneal），他们在《三角和评论》一书中，运用多元逻辑回归模型处理了“战争相关数据库”记录的1816年至2001年间2300场军事化的国家间争端。[58]拉西特和奥尼尔在1到10分的区间给每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打分（基于衡量下述各项的政体计划：政治进程的竞争性如何；领导人选举的开放性如何；对领导人权力限制的有效性如何；民主化进程的透明度；大选的公平性等等。），发现如果两个国家是充分民主化的（就是说它们在政体等级上得分很高），它们之间的争端减少了50%；如果其中一国是低分民主政体或者完全的独裁政体，两国冲突的可能性加倍。[59]
如果在方程中加进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会减少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拉西特和奥尼尔发现，对于每一对处于危险中的国家来说，当他们加入贸易额时（作为GDP的占比），在一个给定年份更为依赖贸易的国家组合在来年陷入军事争端的可能性更小，控制民主化程度、力量对比、大国地位和经济增长不变。一般而言，数据表明拥有市场经济的自由民主政体比任何其他治理形式和经济体系更加繁荣、更加和平、更加公平。特殊而言，他们发现民主的和平只有当一对中的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才成立，而两者中只要有一方拥有市场经济，贸易就会起作用。[60]换言之，贸易甚至比民主更重要（尽管后者因其他原因也很重要）。
最后，拉西特和奥尼尔和平三角的第三个顶点是国际社会中的成员资格，代表着透明度。暗箱是邪恶的天堂。公开和透明增加了独裁者和蛊惑人心者干出暴力和种族灭绝行径的难度。为了检验这个假设，拉西特和奥尼尔计算了每一对国家共同属于国际政府组织（IGOs）的数量，并对民主化和贸易得分做了回归分析，他们发现，总体而言，民主化、贸易和IGOs成员资格都有利于和平；他们还发现，比起平均水平的一对国家，所有三个变量都在等级表前十分之一的一对国家在一个给定年份爆发争端的可能性低83%。[61]
图3-4给出的数据显示，随着民主国家增多和独裁国家减少，战争数量下降了。[62]图3-5给出了1800年至2003年间在政体Ⅳ等级表上得分大于等于8分的国家的数量，二战后的部分呈现出一个曲棍球杆式的上升，那是因为二战推动了独裁政体和腐败的民主政体向公平透明的自由民主政体转型。[63]图3-6展示了1885年至2000年间由一对国家分享的政府间组织的成员资格。[64]图3-7把所有这些数据集融合进一个“和平三重彩”：民主+经济依存性+政府间组织的成员资格=更多和平。
图3-4 和平的进步
图3-5 民主的进步
图3-6 国际关系的进步
图3-7 和平三重彩
有人怀疑和平的经济相互依赖理论。例如，政治科学家凯瑟琳·巴比里（Katherine Barbieri）告诫人们要警惕从贸易与和平的研究中引申出太强的结论，因为“没有一个理论立场提供了贸易关系的影响的精确解释”，还因为“处在贸易关系中的不同国家经验不同。”[65]例如，她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些由于经济相互依赖增多导致国家间冲突增加的例子，而相反性质的发现必定体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过2010年出版的一期《和平杂志》评估并更新了拉西特和奥尼尔的数据，重新检验了关系变量，得出的结论是：“二战以来，可以看到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理想的贸易国家安全共同体正在逐渐实现。”[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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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种连续的而非绝对的方式考虑如何减少利维坦之间的冲突问题，也能够使我们以一种更加科学化的方式处理那些明显的例外，因为科学走在连续统和可能性的大道上，不会囿于非黑即白的绝对范畴。例如，如果你论证说两个民主国家之间永远不会走向战争（民主和平论）或者说互相贸易的两个国家从来不会打仗（麦当劳和平论），那么怀疑的人会在历史仓库中找出例外，比如1812年的美英战争、美国内战，还有印巴战争——都是同一类型的民主国家；又比如一战前的各大国，直到1914年8月擦枪走火之前它们之间的相互贸易还在进行。支持者会反驳说，战争发生时的1812年美国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直到美国内战时也不是，因为奴隶制还在实行，妇女不能选举，因此，美国不能算作真正的民主国家。但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历史事例看作一个连续统上的数据点，那么就能观察到在错综复杂的真实世界中起作用的因果关系的细微之处。
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诺曼·安吉尔（Normal Angell）的误读是一个切题例子。他1910年的作品《大幻觉》——书中支持这样的观点：比起贸易，战争作为获取更大经济繁荣的手段是徒劳无益的——被嘲笑为是傻瓜的预言。1915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马力逐渐开足，《纽约时报》认为安吉尔“努力写了一些书来证明现代经济条件下战争是不可能的……[但]这已经被事态证明是错的。不久之前还多少被经济纽带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十个国家，现在都陷入了战争。”几乎一百年后的2013年，雅各布·赫布鲁恩（Jacob Heilbrunn）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称“安吉尔在国际关系中错误地抛弃了权力中心。例如，他在1914宣布‘在欧洲大国之间不会发生另一场战争。’”[67]然而，赫布鲁恩恰是在捍卫安吉尔！
阿里·温尼（Ali Wyne）在《破产的战争》一书中反驳（赫布鲁姆）时写道，事实上，安吉尔在《大幻觉》一战前的版本中真正想说的是：“战争并非不可能，也没有负责任的和平主义者曾经说过不可能；战争的可能性并不是幻觉，战争利益才是。”在一封1913年致《星期日评论》的信件中（收录在他1921年的作品集《胜利的果实》中），安吉尔进一步澄清了立场，他写道“我不仅注意到[英德之间]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几乎是必然的。”正如温尼注意到的，对安吉尔的误读使得后来的分析家无视了他进一步的观察，而这些观察与道德进步的主题有关：“至少有两条今天值得重新审视：‘国家荣誉’不应该被援引来为战争正名；‘人的本性’并未使战争不可避免。”[68]考虑到科学对人类行为可塑性的研究，第二条观察特别具有前瞻性，安吉尔在1935年和平奖获奖演说中对人类行为的可塑性做了和任何当代科学家的工作一样清晰的表述：
或许你不能“改变人性”——我确实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但你肯定能改变人的行为，这才是关键，正如历史的全部面貌所展示的……像某些形式的民族主义一样，有些刺激具有危害性，这一点越是真实的，那么让它们服从清醒理智和社会组织指导的责任就越大。[69]
诚哉斯言！不论你关于人性的观点是什么——白板说、基因决定论，或者现实主义的本性-教育互动模型——当涉及道德时，正是人类行为与我们最为相关。人与他人互动的方式才是至关重要的，就冲突而言，最后的最后我们终于开始理解能够杜绝战争的条件。图3-8到图3-10展示了我们朝这个目标已经取得的进步。
图3-8 战争的发展趋势
图3-9 政治暴力下降的趋势（1939——2011)
图3-10 政治暴力下降的趋势（194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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