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和中间派

政治中的极大的一部分归根结底就是寻求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的恰当平衡。因此治理可以归结为：我们想要保持还是改变社会秩序？意识形态让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选边站队：保持（保守主义者）或者改变（自由主义者）？站在哪一边并不是随机的，也不是你所处环境或所受教育形成的癖好。对出生时就分开并在不同环境中成长的同卵双胞胎的研究显示，人们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40%——50%源自遗传。这一数据获得了多项研究的支持，它们都有类似发现：一份1990年的澳大利亚样本，包括来自3516个家庭的6894人；一份2008年的澳大利亚样本，包括来自635个家庭的有亲属关系的1160人；一份2010年的瑞典样本，包括来自2067个家庭的3334人。[82]以与沙利文的合作而负有盛名的W.S.吉尔伯特（W.S.Gibert）预言般地抓住这个结果，他在1894年的诗中宣称他自己是“一个聪明的家伙”，能够“想你所不敢想”：

我常在想，不论自然如何精心设计

一定是滑稽可笑的

每个男孩和女孩

只要活着降生人世

要么是一个小小的自由主义者，

要么是一个小小的保守主义者！[83]

当然，并不存在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的基因或者基因复合体。然而，基因决定性格，人们也倾向于根据人格偏好、道德情感、荷尔蒙、甚至大脑结构把自己划分到道德价值的左翼或者右翼。在《预先倾向：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政治差异生物学》一书中，政治科学家约翰·希宾（John Hibbing）和他的同事报告了他们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对触发厌恶感（如吃蠕虫）的图片有较高敏感水平是政治保守主义和反对同性婚姻的征兆。[84]这些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涉及表面上似乎没有关联的范围广泛的议题时，人们对信念的可预测程度是如此之高。这些议题包括：为什么坚信政府应该远离私人卧室的人却相信政府应该深度介入私营企业；又或者，为什么坚信小政府、低税收和最低限度开支的人却投票支持加税、增加军事和警察开支。

使我们发生分歧的很多因素植根于我们的生物学性状，这方面的证据由进化人类学家（也是秘鲁的政治顾问）阿维·凃希曼（Avi Tuschman）汇编在了他的跨学科著作《我们的政治本性》中；书中确定了三类贯穿我们的政治信念的基本的和相对持久的人格特点：部落主义、对不平等的容忍和个人的人性观。举例来说，恐外症作为部落主义的一种形式，可能是我们进化中的祖先繁殖偏好的结果，在传染性疾病常见的那些地方——比如气候比较温暖的地带——人们倾向于性保守，因而倾向于不接受来自不同族群的性伙伴。凃希曼的论证是，保守主义鼓激励了民族中心主义，后者反过来在生物学和文化的反馈循环中强化了部落主义；同样地，自由主义鼓励对外友爱和与来自其他族群的人互动（和通婚）的欲望。此外，通过辨析左-右在宗教事务上的分化，凃希曼阐释了宗教虔信和民族中心主义及保守主义之间的相关性，并且表明信教比例高的地方生育力也高——宗教信仰者生育更多的孩子，因此也就传播了他们保守-宗教的基因和文化。凃希曼以这样的方式总结了进化如何影响我们的政治人格——左派、右派和温和的中间派：

我们身处此时此地，带着我们的政治倾向，因为在过去的数千代中，我们祖先的人格帮助了他们在生存和繁衍上取得成功。他们的政治人格是管理近亲繁殖和远系繁殖的工具。这些安排有助于调节父母、后代和兄弟姐妹之间的生物学冲突。而且他们的道德情感在无数的社会互动中同样以各种各样的利他主义平衡着利己主义。在某些类型的社会或者生态环境之下，更加极端的人格特点具有适应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温和的人格方式被证明更加合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间有很多温和派。存在温和派和灵活性的另一理由是环境在变，所以基因严格决定我们的人格的说法没有意义。它们只是在有关祖先成功的“记忆”基础上影响它们。[85]

当然，这并非只是生物学问题，凃希曼还指出了家庭环境会影响生物学性状，并与之互动。然而，这里的影响也是乘数效应的，正如被称为“选择性交配”的那种情况，因为生物学偏好，志趣相投（和形体相似）的人们倾向于相互交配，因此家庭环境的影响由于父母并不是随机结合到一起这个事实而倍增。[86]

左-右的划分还深深地依赖你持有的人性观——如托马斯·索厄尔（Thomas Sowell）在《人性观的冲突》一书中的分类系统：要么是受约束的（右翼）要么是无约束的（左翼）；[87]或者如斯蒂文·平克在《白板》一书的分类系统：要么是乌托邦的（左翼）,要么是悲剧性的（右翼）。[88]左翼人士倾向于相信人性是不怎么受生物学约束的，因此用来克服贫困、失业和其他社会弊病的乌托邦式的社会计划就其逻辑和可行性而言具有吸引力。右翼人士倾向于相信人性受到生物学很大约束，因此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在范围和野心方面必须受到限制。在《相信的大脑》中我证明了受约束-悲剧性的人性观更符合我们从那些阐明人性的科学中获得的数据，而且我热切主张这样一个左派和右派都能接受的有关人性的现实主义观点：它受到我们的生物性状和进化历史的相对约束，但能够被上下拨动人性表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所修正。[89]

一个现实主义的人性观反对白板模型，白板模型主张人对社会计划的适应和响应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政府事实上能够朝向一个终极社会设计和操纵他们的生命（所有乌托邦会犯的错）。现实主义人性观承认人们在身体和理智上的巨大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然的遗传差异——因而将会上升（或下降）到他们的自然水平。家庭、风俗、法律和传统制度都是社会和谐的来源，因为它们把我们导向激情的自我控制的内在形式。短期的解决方案包括自上而下的规则和章程；长期的解决方案则包括把强化荣誉和正直逻辑的价值内在化以及遵守规则。我们的行为需要外部推动，但为了使道德提升成为第二天性，道德提升的长期目标必须来自内部。

最后，如果我们首先定义意识形态为“有关社会正确秩序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秩序的一组信念”，[90]那么意识形态左-右划分及其生物学根源能够通过心理学和历史学联系起来。现代的左右标签起源可以追溯到1789年的法国议会，在这场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会议上，赞成保持法国（旧秩序）的代表坐在议院的右侧，而赞成改变的代表坐在议院的左侧。[91]自那以后，左派和右派这两个词分别代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在政治和经济信念中，我们的进化形成的部落本能——被其他人看作能够始终如一地依靠的可靠的族群成员——引导我们惩罚“骑墙派”，这些人随意地改变主意，因此可能背叛部落投奔别人，也可能破坏把我们联系成一个紧密部落的内部社会契约。始终如一并不是头脑简单，而是向其他人发出的信号：我们值得信任。进化而来的支配一切的道德情感就是对族群团结的利益要有始终如一的信念。因此，甚至当我们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的始终如一时，具体的信念之间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就解释了保守主义者甚至在立法规定人们在卧室这样的私密场所可以做什么时，为什么能够正当地声称热爱自由；自由主义者甚至在立法控制枪支和货币时，为什么能够正当地宣称政府无权告诉我们如何经营私人生活。不一致是因为我们的头脑中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动机，而这些动机是为了不同的目的而进化出来。这样的可预测性能够在左派和右派诠释他们道德正当性的政治叙事中看到。举例来说，下面叙事中的哪一个最符合你自己的政治信念？

从前，人们生活在不平等且具有压迫性的社会中，那里的富人变得更富而穷人受到剥削。充斥着奴役、童工、经济不平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歧视，直到公平、正义、关爱和平等的自由主义传统带来了一个自由而公平的社会。而现在，保守主义者想要以贪婪和上帝的名义走回头路。

从前，人们生活在拥抱价值和传统的社会中，那里的人们承担个人责任，努力工作，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并且通过慈善帮助有需要的人。婚姻、家庭、信仰、荣誉、忠诚、圣洁和对权威与法治的尊重带来了一个自由而公平的社会。而现在，自由主义者想要以乌托邦社会计划的名义走回头路。

尽管我们可能会为一些细枝末节争论，但政治学研究表明绝大多数人都落在左-右的光谱中，而上述的宏大叙事就是这光谱的两端。社会学家克里斯汀·史密斯（Christian Smith）在《道德、信仰的动物》一书中构造了类似的综合叙事，它一方面抓住了与每一方最为相关的那些道德基础，另一方面反思了那个古老的传统：“从前事情很糟糕，而因为我方现在事情很好”或者“从前事情很好，但因为对方现在事情很糟糕。”[92]我们的信念会前后一贯到这样的程度，如果你认同第一个叙事，那么我预言如果你生活在美国，你读《纽约时报》，听进步的热线广播，看CNN，主张堕胎合法，反对枪支，拥护政教分离，支持全民医保，会投票赞成再分配财富和向富人征税的措施。如果你偏爱第二个叙事，我预言你读《华尔街日报》，听保守的热线广播，看福克斯新闻，反对堕胎，反对枪支管制，笃信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不应该在公共领域禁止宗教表达，反对全民医保，会投票反对再分配财富和向富人征税的措施。

政治上的两强垄断意味着我们需要竞争性的两方以到达宜居的中间地带。为了确认这个划分，伯特兰·罗素深入考察了人类历史：“从公元前600年至今，哲学家分成两个阵营，一类希望收紧社会联系，一类希望放松社会联系……很明显，对这个争论来说——正如对所有长时间存在的争论一样——每一方都是对错参半。社会凝聚力是必需品，但单纯通过理性论证人类从未能成功强化凝聚力。每个社群都面临两个相反的危险：一方面，因太多的纪律和对传统的崇敬而导致僵化；另一方面，因个人主义和个人独立的增长使得合作不可能，进而导致瓦解或对外来征服的臣服。”[93]

事实上，发动了人权革命的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两强垄断被以最有力的方式贯彻到底的节点，不论是在真实战场还是在舆论战场。在《伟大的辩论：埃德蒙·伯克、托马斯·潘恩和左右派的诞生》一书中，政治分析家尤瓦尔·莱文（Yuval Levin）让这两位大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作品中分别代表两边说话，莱文借对话过程表明当今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绝大部分政治争论是如何扎根于他们的这些基本立场的。[94]长久以来，伯克一直与保守主义者关联密切，也常被他们引以为援，保守主义者自身以反对革命的煽动反对革命煽动，因为革命太过频繁地沦陷于混乱、无政府和暴力。政治改革如果需要，也应该是逐步的、深思熟虑之后的。他写道，因为人类历史“在极大程度上是由灾难组成，这些灾难由骄傲、野心、贪婪、复仇、情欲、暴动、伪善、放纵的热情以及混乱的欲望的整个序列施加于这个世界。”[95]因此，当殖民地的同道在《独立宣言》中宣称“审慎的确定无疑的指示是，久已确立的政府不应由于无关紧要和瞬息万变的原因而改变”，伯克对他们的方式予以支持。相比之下，他不支持法国大革命，“在那里，构成人类社会的一切似乎完全被瓦解了，而一个怪兽的世界似乎正在原地拔地而起。”[96]伯克1789年写信给他的儿子描述称，月底时的法国已是“一个倾颓的国家”。随着法国陷入混乱和血腥，伯克在1790年告诉英国议会，“法国人已经证明他们是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有才华的废墟建筑师。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们已经摧毁了一切，他们的君主政体、教堂、高贵、法律、税收、陆军、海军、商业、艺术以及制造业。”[97]改革一个政府或者一个社会，有好的也有坏的方式，在伯克看来，美国人采取了正确的方式，而法国人以最断然的态度抛弃了正确的方式。

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是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他1776年的政治小册子《常识》是对革命的最为畅销的号召，这为他赢得了“美国革命之父”的头衔。在“泛论政府的起源和目的”一章中，潘恩解释道，“社会源于我们的渴望，政府源于我们的邪恶；前者联合我们的友爱积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后者抑制我们的罪恶消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98]但不像伯克以及伯克把宗教尊为教导人民控制自身激情的力量，潘恩是自然神论者——甚至可能是无神论者——他对组织化的宗教除了蔑视没有其他想法，这一点在他写作《理性时代》中的这段话时表露无遗：“在曾被发明发出来的一切宗教体系中，对全能的上帝最为不敬、对人最无教化、对理性最为敌对、对自身最为矛盾的，就是所谓的基督教。”他的世界观属于启蒙人道主义，他曾说，“我相信人人平等；我相信宗教义务包括践行正义、热爱善行和努力为我们的同类谋福利……我不相信那些信条，不论它们是被犹太教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其教会、新教教会还是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所信奉。我的心灵就是我自己的教会。所有国家教会机构，不论是犹太的、基督教的还是土耳其的，在我看来都无异于这样一些人类发明，它们创造出来是为了恐吓和奴役人类，独占权力和利益。”[99]

那么，道德和公民社会来自何处？潘恩的主张它们来自理性，并且他在1795年的《论政府的首要原则》中以自己的方式应用了交互视角原理：“愿意保障自己自由的人必须保护他人不受压迫，即使是他的敌人；因为如果他违背了这一义务，那么他就建立了一个自身也必受其害的先例。”[100]

谁是对的，伯克还是潘恩？回答可能取决于你的性格和随之而生的政治倾向，但我们最好注意到19世纪最为睿智政治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智慧，他把所有这些争论浓缩进单一的观察：“秩序和稳定，进步和改革，两者都为健康的政治生活所必需。”[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