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的恢复性司法

2013年年底，联合王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向英国科学家阿兰·图灵追授了正式的皇家赦免状并道歉，“二战”中图灵破译纳粹恩格玛密码的工作对于保障盟军胜利的价值，可以说是个人做出的任何其他个人贡献所不能比拟的。女王是为什么而道歉，图灵又是为什么需要一个赦免状？因为他是同性恋。在英国，同性恋曾是一项罪名，面临的惩罚是监禁、化学阉割或者两者兼具。破译密码工作之后，在1940年代晚期和1950年代早期对新兴的计算机科学做出开拓性贡献之后，图灵被逮捕、审讯并被定罪为“严重猥亵”，因为他承认与另一男人发生了性关系。除了给图灵注射一种导致乳腺组织发育的合成雌激素，英国政府还剥夺了其秘密工作许可，他的职业生涯随之一落千丈，急转直下的还有他求生的意志。1954年，他的生命定格在41岁，人类失去了最伟大的心灵之一，这是难以估量的损失。“因为对于战争的精彩绝伦的贡献和留给科学的遗产，图灵博士应该得到铭记和表彰”，英国司法大臣克里斯·格瑞如是说，“女王的赦免状是对一位出类拔萃人物合适的致敬。”[74]

图11-6　美国每年宣判的死刑数量

这个案子令人关注的另一个原因与法律正义和道德进步有关。赦免图灵的计划遇到了来自法律学者的阻力，他们的根据是没有人在法律之上，而当时的法律明确规定图灵的行为是犯罪。前司法部长汤姆·麦克纳利这样解释：“图灵被定罪是悲剧，现在看来既残忍又荒谬。然而，当时的法律必须起诉，并且，就其本身而言，长期以来的政策一直接受这样的定罪，因而，与其试图改变历史语境，归正无法归正之物，不如确保我们再也不要回到那样的时代。”同意！但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法律，谴责其背后的推理，并且改正这“残忍而荒谬的”法律的受害者所承受的不公。实际上，图灵只是那些受到这一非正义法律这般伤害的人中最著名的一位：学者估计背负着同性恋的犯罪纪录但仍然活着的人，有一万五千之多。[75]真正的恢复性司法呼吁无差别的赦免，并向每一位受伤害的人道歉。

这样的道歉和承认历史上往往命运多舛，因此，可以理解现任政府在着手修复另一人对另一人的伤害时的勉为其难，当修复涉及补偿时尤其如此。一战后，德国被迫签订了一项战争罪责条款，尽管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所有的主要大国都应该承担同等的战争责任。[76]作为原始本能的记录，也是德国无法支付的巨额赔偿的证明，协约国愚蠢地提出120000只绵羊、10000只山羊、15000头母猪和4350万吨煤的要求。愤恨的种子二十年后发轫繁衍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野草。[77]执政后的很多演讲中，阿道夫·希特勒不停地向听众猛烈抨击凡尔赛条约的不公正，随后他征服了法国，强迫屈服的对手把一战结束时德国人签署投降书的同一节车厢拖了出来，以道德正义之名强迫法国人当时当地向他签署投降书。

二战后，全世界开始知晓纳粹大屠杀的残酷程度的全部真相，国际法委员会在纽伦堡审判中应运而生，它对德国战犯面临的“反人类罪”指控给出了如下解释：“谋杀、灭绝、奴役、驱逐出境和针对任何平民人口的其他不人道行为或者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理由的迫害，如果做出这样的行为或者进行这样的迫害是在实施任何危害和平的罪行或任何战争罪行，或者与之相关的话”，就是反人类罪。[78]从一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他监督了对纳粹头目如赫尔曼·格林和鲁道夫·赫斯的初审——就坚持对所有人的公正审判，他公开强调，“递给被告的毒酒，一饮而尽的还有我们自己。”[79]

对于全球范围扩展司法的道德范围来说，纽伦堡审判是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它向世界各地的独裁者和煽动家发出警告，全世界都在注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并会追究他们行为的责任。今天，这一责任落在了海牙国际刑事法庭（ICC）的肩上，但正如戴维-博斯科的《残缺的正义》一书所表明的，ICC的范围和影响受到了世界大国的限制，它们不愿意有外人密切干预它们的内政。（在争夺冷战代理人和支持第三世界独裁者的阴暗世界中，据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这样谈及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他可能是个婊子养的，但他是我们的婊子养的。”）正如博斯科所强调的：“（海牙）法庭在极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应对弱小国家的动荡和暴力的大国工具箱中的一件工具”，而它对大国领导人则毫无效力。[80]尽管如此，跨越国家和民族边界约束人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原则，如果说不是实践的话，也是体现在司法全球化中的道德进步，而司法全球化正是基于人性和道德普遍原则。

国家间的和解尝试是政治科学家威廉·朗和彼得·布莱克的一项综合研究的主题，他们在《战争与和解：冲突解决中的理智与情感》一书中呈现了这些尝试。他们的数据库包括了1888年到1991年间曾陷入冲突的114对国家，另外还包括430场内战。和解的结果各式各样。有些断断续续彼此打了几百年仗的国家，如德国与法国、英国与法国、波兰与俄罗斯、德国与波兰以及英国与美国，已经和解到战争看起来荒谬得可笑的程度。其他一些国家如永远处在冲突中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似乎随时都可能爆发全面战争。还有一些国家如印度与巴基斯坦，已经在设法保持和平，但只要有合适的（或者错误的）环境，看起来也很可能爆发战争。

在使得两个国家在冲突后能够成功和解的诸多因素中，最有效的两个与使得两个个体之间的恢复性司法有效的因素类似：（1）公开承认所造成伤害（2）接受不完美的正义。“在所有成功和解的案例中”，朗和布莱克写道，“惩罚性司法既不能被无视也不能被完全实现……正如它可能令人不安一样，但在社会和平的名义下，人们似乎对赦免造成的不正义有很大的容忍度。”[81]正如个人间的和解一样，面向未来的宽恕是关键，即使没有一方对和解努力的结果完全满意。美国内战是原型。战争结束时，死亡超过650000人，太多的北方人希望林肯总统带给南方人残酷的和平，但他选择了更为和解的方式，用下述值得铭记的语言欢迎南方回归联邦：“不仇恨任何人，善待所有人，当上帝让我们得见正确之事时，让我们坚守，让我们继续奋斗，完成我们的工作，治疗国家的创伤，关怀承受战场苦难的人，关怀他的寡妻孤儿，去做一切可能实现并珍惜我们之间以及与所有国家之间的公正和持久和平的事”[82]

二战以来，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和解一直在进步。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下跪，表达德国对大屠杀的负罪、负疚和负责。这一外在举动背后是德国向大屠杀幸存者支付的赔偿，以及为了帮助建设一个犹太人国家而向以色列政府支付的赔偿。[83]德国所做的远不限于政治声明和补偿。在很多小镇和城市，人们会无意中被名副其实的所谓“绊脚石”（由艺术家昆特·德姆尼西（Gunter Demnig）设计）绊住”，这些石牌背后的住宅和建筑曾是犹太人、吉卜赛人、辛特人和其他一些人生活过的地方，但他们被迁走了，并消失在了集中营里。[84]它们是城市面貌的击中人心的特征，对于纪念与和解来说胜过千言万语。图11-7展示了两块这样的绊脚石牌，我在熙攘的科隆市中心偶然发现了它们。翻译如下：

这里生活过

朱利叶斯-利维

1885年出生

1941年被驱逐

于罗兹市

遇害

这里生活过

亨丽特-利维

1885年出生

1941年被驱逐

于罗兹市

遇害

图11-7　德国科隆市中心的两块绊脚石牌

其他国家也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和解的纪念。1998年，澳大利亚发起了国家道歉日以铭记和承认澳大利亚政府对原住民的粗暴对待；作为诸多伤害的一种，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导致原住民儿童出现“被偷走的一代”，为了把他们漂“白”成澳大利亚人，原住民儿童被从家里带走。“带他们回家”运动兴起于1997年，当时一份同名的报告摆到了议会的桌面上，而约翰·霍华德总理拒绝向“被偷走的一代”道歉，因为他“不认同黑臂纱历史观”。最后，经过十年的努力，2008年2月13日陆克文总理就澳大利亚政府过去涉及原住民的法律、政策和实践向他们正式道歉，[85]

大不列颠为他们对新西兰毛利人和印度次大陆人民的粗暴对待而道歉。加拿大向寄宿学校惨败中的第一民族（加拿大美洲原住民）幸存者道歉；寄宿学校计划是一个精心的文化屠杀，意图就是时任印第安人事务部长的邓肯·坎贝尔·斯科特扬扬得意地吹嘘的，“把印第安人扼杀在童年。”[86]加拿大人已经格外善于接受恢复性司法策略和国家道歉（同样为华裔人头税和二战时的日裔囚禁营道歉），以至于有笑话说澳大利亚国家道歉日“不同于加拿大国家道歉日，加拿大是为加拿大的存在道歉。”[87]

说出道歉是一回事，为前人的罪恶付出赔偿则完全是另一件事。耶和华可能会迁怒，“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如十诫第二条所明示的），但西方法学坚持罪责自负，无涉他人，更不用说当代人为几个世纪前的人（真金白银地）赎买罪恶。尽管我们绝大多数人为欧洲的枪炮、细菌和钢铁杀死的大量美洲原住民，以及美国人的皮鞭、锁链和镣铐奴役的非洲人怀有深重罪恶感，但为什么通过一项给予活着的美洲原住民和非裔美国人现金补偿的法案的努力失败了呢？这有理由可以解释。即使在我们中深切关心权利和正义的最为文明的人心里，也有一道划分道德界限的道德明线。并且考虑到过去一万年来人与人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酋邦与酋邦之间、邦国与邦国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伤害和侵犯，道歉和赔偿将会没完没了。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一直在做的为了所有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权利和机会平等而进行的斗争，为了反对我们不论在何处发现的歧视、偏见和不正义而进行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