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西方一隅到影响世界的科技变革
19世纪70年代世界科技出现了新变化：
其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出了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的信息，科技逐渐成为工业大生产的重要因素，手工工场生产逐渐为机器大生产所取代。当时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为所有民族和国家“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12]其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和稳固殖民统治，开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现代化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方现代化的发展。其三，世界各个民族间不再是单纯的军事交往，更向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展，交往的全面性就给东方社会“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13]的可能性通道，西方社会的生产力完全可以成为东方社会的现实生产力，成为弥补东方社会生产力先天不足的可行性路径。第四，东方社会也希望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机器生产，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以实现强兵富国的目的。一些开明人士开始在国内进行现代化工业建设，东方社会自然经济逐步瓦解，民族工业开始形成。“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的时候，才会产生。”[14]东方社会选择新的现代化道路的物质条件至少正在生成。
2.“历史极限”的突破点从“错落化”到“同步化”的变革
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东、西方社会的“历史极限”出现了新情况：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历史极限”频频后延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断时续地爆发：1857年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1866年英国引发世界性经济危机，由美国铁路投资减速引发了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1882年美国再次引爆经济危机。19世纪70年代末，“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抗争的境地”。[15]
虽然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16]，但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资产阶级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大大弱化了经济危机的破坏力，它表现为：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危机更多是面临着无产阶级罢工、示威游行等方式，暴力革命明显减少。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斗争在经济危机过后就沉寂下去。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极限”表现为，当基本矛盾有调节空间和余地的时候就蛰伏着，只有当危机不能转嫁时资本的“历史极限”才会到来，资本主义进入相对“历史极限”阶段。
马克思不反对罢工、抗议等和平方式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17]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关键在于找到资本矛盾无法周旋的“历史极限”突破点。
其二，东方社会的“历史极限”无法破除
西方资产阶级与东方反动政权联合镇压民族运动，强化了东方社会的反动力量，而商品经济和现代化的扩张也在剥蚀、瓦解着东方反动统治的根基，东方世界的反动统治强化与弱化混杂，与此对应的是东方社会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坚定与迷茫共生：1857～1859年印度爆发民族起义，1851～1864年中国爆发金田起义，1852～1868年爆发捻军起义，俄国在1858～1860年爆发的农民暴动和起义约300次。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
而后登场的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开明士绅和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给东方社会带来了新气象：印度迎来了资产阶级的觉醒期，中国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强国的洋务派开展救国行动，俄国在1861年自上而下地进行了农奴制改革。但由于国内、外反动统治的勾结，东方社会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极限”无法破除，东方社会的自发现代化并不能找到充分伸张的空间。
其三，东、西方“历史极限”同步化
东方反动统治与西方资产阶级的联合使西方世界出现“无产阶级——本国资产阶级、落后国家的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东方社会存在着“人民群众——本国反动势力、西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西方无产阶级和落后国家人民群众都面对着西方资产阶级和落后国家的反动势力这两个共同敌人，革命对象共同指向使东、西方社会实践相互影响，也使“历史极限”同步化。这种国际局势对中、印、俄社会发展道路的形成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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