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环境”对东方社会发展模式的机遇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历史环境”既提出了历史课题，又提供了解决历史课题的主、客体力量，给发展模式提供了变革的历史条件，还提供了历史机遇，促进了历史问题、时代问题的解决，历史环境对发展模式的走向、发展模式的具体面貌、能够选择什么以及有何可以选择的内容起决定作用。
1.对俄国发展模式转型变革的机遇供给决定作用
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方社会中、印、俄的经济发展状况都不容乐观，东方社会发展模式都需要改革。
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号称是“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是东方社会现代化程度最高、也是最富的国家，但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目前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已降到3%以下。另外，目前的苏联经济实力只及美国的三分之二，经济效率又比美国低得多。”[17]民间苏联史研究者雅可夫在2003年发表《论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雅可夫认为，“经过七十多年建设，1985年苏联人均GNP为3396美元，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还落后于亚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苏联人均收入为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左右”，在现代技术领域，“苏联虽然拥有发达的宇航、兵器和生物技术”，但“苏联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15～20年，而且差距越来越大。”[18]
苏联对历史环境中产生的机遇认知和把握并不及时，甚至可以说是错过了四次历史机遇：①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二战结束，实际上和平的国际环境已经开启，1952年，斯大林写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意识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没有改革苏联模式，而是压制以日丹诺夫、沃兹涅辛斯基、库兹涅佐夫等为代表的改革。②上世纪50～60年代初，东欧开始改革，苏联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改革派和以马林科夫为首的保守派之间产生分歧和斗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逐步发展，赫鲁晓夫指出，各国的社会主义可以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可以有不同的模式。赫鲁晓夫试图对苏联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斯大林模式”的大框架。③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实施“新经济体制改革”，受到苏联旧体制和传统势力的重重阻挠。苏联对“布拉格之春”运动的镇压，也对苏联改革产生恶性互动，苏联又一次错过了改革的历史机遇。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脱离本国现实，先是学习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发展模式，后转而寻求北欧、瑞典国家的发展模式，从“完善社会主义”转变为“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选错了改革的方向，彻底丧失了改革的历史机遇。
由此可见，历史环境已经给苏联模式转型提供变革的历史机遇，并且，这一历史机遇供给非常及时，自赫鲁晓夫而始，苏联历届领导人试图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但是，都没能从对抗性思维模式中走出，没有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环境变化有一个清醒认识，没有找到应对全球化浪潮的科学方案，数次错失历史机遇。叶利钦“休克疗法”这一“自由主义的草率试验”与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产生共振，直接摧毁苏联，最终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苏联解体后，美国不仅不对俄罗斯施以援手，而且，通过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挤压俄罗斯发展空间。俄罗斯国内面临着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信仰危机、军事危机和外交危机。普京指出，“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的富裕程度以及我们新的权利全都直接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19]普京大刀阔斧通过稳健的政治改革、稳定的经济增长、平衡务实的外交等新政，从总体上保持俄罗斯内政外交的延续性，确保俄罗斯社会的稳步发展与增长。
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2014年克里米亚脱乌入俄，美国对俄罗斯发起更严厉的经济制裁，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降至冰点。俄罗斯政策由“西”转向“东”，积极融入亚太经济圈，加强与亚洲国家的经济联系，试图搭上亚洲经济发展的快车，并加快西伯利亚和远东等东部地区的开发，从历史环境中寻找发展出路，顺应了国际历史环境中市场化、国际化、区域一体化的要求，推动了国家的发展。
2.对中国发展模式转型变革的机遇供给决定作用
上世纪70年代，历史环境决定了东方社会发展模式向市场化、国际化的转型，1978年邓小平改革，我国很好利用了和平与发展这一历史机遇。即便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始终围绕着发展经济这一中心。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20]“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21]“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机会难得呀！”[22]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中国社会主义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邓小平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不争论”、“大胆试”，提出了，“ 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23]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了改革深入，2001年中国加入WTO，将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向深入。邓小平的“机遇意识”成为中国从“历史环境”出发，从世情、国情出发，抓住机遇，寻找社会发展突围的根本路径，为中国发展和腾飞趟出了一条新路。
“2000年初起，世界经济相继遭到西方股市泡沫破裂、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经济衰退、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负面冲击，进入了持续三年的低谷期”[24]，中国紧紧抓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这一历史机遇，充分利用、积极拓展国际合作平台，展开全方位和平外交，经济一支独秀，成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发展的巨大动力，正在实现大国崛起。可见，历史环境也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变革提供了机遇。只有敞开怀抱，积极拥抱历史机遇才能推进本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变革。
3.对印度发展模式转型变革的机遇供给决定作用
印度选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印度周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的改革引人瞩目，而印度国内积弊极深。
拉吉夫·甘地认为，印度已经错过工业革命，不能再错过电子革命，他提出“要用电子革命把印度带入21世纪”的口号，大力扶植软件产业。瓦杰帕伊提出要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建设“信息技术超级大国”。但是，印度对第三次科技浪潮的把握并不及时，社会实践推进更为缓慢。1991年海湾战争后，石油价格上升，印度外汇储备几乎为零，经济几乎陷于停滞，引发印度震动。
在上世纪90年代国际私有化浪潮的冲击下，印度政府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实行改革，1991年实行以自由化（解除对私营企业的严格管制）、市场化（公营企业由政府包办改为尽可能由市场决定，逐步减少政府对公营企业干预）、全球化（引进外资、鼓励出口、对外开放）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积极呼应并充分利用国际历史环境中的新科技浪潮、新自由主义浪潮，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综上所述，从宏大的历史层面而言，东方社会中、印、俄面临的多种成分并存的国内经济状况、多个社会阶层共生的政治状况、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国际空间，从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的阶级、社会的文化状况而言，它们有着共同的东方社会特征，国际环境从战争与对抗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型为东方社会发展模式转型变革提供了历史机遇，及时把握机遇的国家就实现崛起，错失历史机遇的国家就发展缓慢、乃至直接导致发展模式的失败。所以，历史环境决定了发展模式转型变革的机遇供给。
如果说，近代以来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一直走在东方社会的前列，发展也领先于中、印几十年，到上世纪末，在新的国际历史环境下，中国找到了适合历史环境的发展模式，走上了科学的发展轨道，而俄、印却在上世纪一直较中国更晚寻找到科学的发展道路，并且，中国发展道路更稳健、更明确，才有了当今中国国家实力的反超俄、印，可见，发展模式选择的成功与否与国际实力的崛起有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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