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有着系统所共有的自组织能力，“系统的自组织，作为一种客观的、普遍的现象，体现在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自发运动、自发地组织起来、自发地形成结构的过程之中”。[3]人类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交汇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如果人类社会只有自组织系统、如果各民族没有任何差别，那么，所有民族发展道路应当是相同的，都遵循一因一果、同因同果、异因异果的线性路径前行，模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现实却并非如此，有四大因素介入使人类社会逃逸出线性路径而呈现非线性发展征象：
首先，社会系统的“有机体制”为民族路径差异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4]可见，实践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初始动源，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都是随动变量。社会系统各要素的恒变性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性使人类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5]。社会系统能量增变使人类社会总会逐渐偏离其原有结构并进入新、旧社会转换的分叉点，在这一关节点处，偶然事件的干扰都可能会颠覆原结构而引发质变，这种质变既包括社会的依次转进，也包括跨越发展乃至倒退。因此，社会“有机体”是敞开并经常处于从低级非平衡态向高级非平衡态迈进中不断成长的“非平衡态”，这为各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路径差异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其次，前提条件差异是导致民族路径分野的启动性因素
人类历史“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6]。各个国家和民族从各不相同的自然前提出发组织生产，衍生出各不相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形成民族间各不相同的历史前提。越往历史的前端追溯，人类越受制于自然前提；人类越发展，实践的重要性就愈益凸显。各不相同的自然与历史前提条件成为民族发展路径分野的启动性因素。
再次，主体选择的“他整合”是形成民族差异的推动性因素
“现实的人”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是整合社会各个要素的主体和灵魂，所以，除了“自组织”系统之外，人类社会还有源自主体的“他整合”系统。各民族的心理素质、人伦道德和社会传统等因素的介入，使人类社会能够朝向时间、空间、民族传统开放。要澄明民族路径差异的形成，必须实现从抽象的研究逻辑向具体的实践逻辑的归返：
生产力是对社会发展水平一般的、普遍的归纳概括，它通过生产工具得以具体体现。人类社会依照生产工具可以划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等，而每个国家和民族在现实实践中，其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对生产工具的研制运用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即便是同一生产工具时代，同类生产工具产生的时间、工具具体样态、工具群落、工具规模都可以出现不同的结果，因此，居于同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民族的生产力差异十分明显。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对社会发展水平一般的、普遍的概括，它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得以具体体现。人类社会依照生产资料所有制可以划分为奴隶主阶级所有制、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在不违背历史发展总要求的前提下，作为主体意识客体化的政治、文化传统，通过影响“现实的人”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可以从自身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历史传统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使各民族如何实现生产资料归属、如何恰当安置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如何分配产品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呈现多样化，也使源于自然和历史前提的差异作为历史性透穿因素交织到生产关系的建构中，并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深深嵌入民族发展道路的血脉。依照相同的机理，具有同质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其具体样态也可以多样化。
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具体构建，直接造成了同质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与其具体表现形态之间不是唯一的刚性绑定，而是有多个具体样态的系列对应；同质的生产力与建构于其上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之间、同质的经济基础与建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之间也不是唯一的刚性绑定，而是系列对应性关系。现实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系列性对应，使整个人类社会成为复杂的弹性对应系统，民族主体选择的“他整合”使各民族发展路径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第四，社会系统的总体化是民族路径差异形成的确定性环节
如果说世界历史一直是荡涤民族路径差异的巨大力量，但让各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路径抵制“趋同”走势而仍保持民族特色的是社会系统的“总体化”，人类社会有机体“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7]社会系统的“总体化”有着四大独特作用：①“总体化”使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服从于系统需要，成为为社会有机体服务的内在组成部分，要素自身的功能和作用随系统整合差异而变化。②“总体化”能根据自身已有前提创制出自身需要的其他“器官”，这种具有自我构建和自我完善的能力，不仅使社会系统更加完善，而且使社会更适合本民族的特点和需要。③“总体化”使社会发展中事件、阶段都成为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和环节，只有从其历史演进中才能解读出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和存在意义，离开了社会“总体化”这个前提语境将很难进行科学的解释。④社会系统的“总体化”功能能够最大限度地做出有利于社会生存发展的整合，从而产生超越构成要素力量的简单加和的“新的力量”，这种新的力量使社会系统有了独特的适应国内外环境的能力、独特的社会改造力和独特的社会凝聚力。每个国家都形成其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的“总体化”成为每个国家和民族独特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最终将民族路径差异牢牢地确定下来。
可见，人类社会是一个独特的变数要素共整合系统，这一系统成功地将主体选择的变易性与社会规律的客观性、自然历史条件的前定性与系统后期整合的再造性、参与要素的零散性与社会系统的总体化等方面成功融合在一起，使各个国家和民族在经历过去、贯穿现在、通向未来的历史演进中出现了明显的路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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