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不想腐”的社会价值观

廉洁是中华传统文化主旋律中不可缺少的音符。“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崇尚廉洁，自古以来为先贤所倡导，历朝历代为社会所认同和推崇。中华传统文化认为，腐败乃小人所为，与君子之道格格不入，为君子所不齿，非君子所为。在当前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下，一方面要继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持续遏制不正之风和腐败蔓延势头，另一方面要主动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做到德法相依，重塑社会廉洁价值观。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强化党员干部修身养德教育。任何民族价值观的建构和塑造都脱离不开本民族的历史。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深深植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几千年生生不息，从未间断，蕴含丰富的廉洁元素，可直接成为廉洁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和珍贵素材。《论语》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道德经》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中国古代的传统哲学和宗教门类繁多，观点主张千差万别，但“大道”方向却比较接近，都鄙视和反对贪欲私心，主张君子当以天下为公作奋斗方向，而不图一己私利，以修身克己为必须功课，而不沉沦于声、色、货、利。腐败是以权谋私的行为，最大特点是贪利性。古人说，“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在其利心则一”，“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腐败的源头在于内心的贪欲。鼓励和倡导人们当君子，勿做贪财好利的小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君子取财有道，不能以背离道德的方式发财聚财、恋财贪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尊崇和宣扬“君子之道”，坚持立人固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倡导无私仁爱、廉洁情怀，引导社会培育积极向上的浩然正气。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高度重视诚心修身，用道德教化的方式来化人育人，培育正确做人的核心价值理念，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使人打消腐败的念头，对整个社会思想道德建设都具有重要价值，应成为重塑社会廉洁价值观的重要养分。社会廉洁价值观的培育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要挖掘整理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将传统文化精华转化为党员干部道德实践的重要材料。“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中国传统的克己修身思想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具有继续挖掘运用的潜力和价值，需要结合新形势新实际，广泛传播修身理念和价值，不断丰富省察克治内容，完善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创新修身教育形式，将廉洁意识观念入脑入心，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

惩治与抓早抓小协同互补，实现由“不敢腐”到“不想腐”。在重塑“不想腐”价值理念的同时，需要强化腐败后的成本代价和制度的管理约束作用，强化“不敢腐”、“不能腐”的支撑和保障作用。要持之以恒反对“四风”，继续坚持从具体问题抓起，善于发现并及时清扫“死角”，将藏在“阴暗处”的不正之风一网打尽。综合运用随机抽查、明察暗访、曝光追责、信访举报等手段，动员群众和媒体参与，形成监督合力，对顶风违纪的人和事，决不手软、决不姑息。建立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继续狠下功夫抓常、抓细、抓长，打好作风建设“持久战”和“歼灭战”，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建立公开透明、权责明晰、相互制衡、监督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打开按制度办事、按规矩办事、按程序办事的“正门”，堵死找熟人、跑关系的“旁门”，让打招呼有风险、拉关系成负担、托人情没市场，按规矩办事成为常态。

重塑“不想腐”的社会价值观，各级领导干部应发挥引领、示范和带头作用。中央八项规定为什么能很好地贯彻落实，就是因为从中央政治局、从习近平总书记做起。带头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在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了示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严格按法规和程序用权办事，养成洁身自好、存正祛邪的好习惯，成为廉洁奉公的好榜样，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形成好的风气作出贡献。

高压反腐态势下，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反腐导致“士气低落”，有的干部抱怨“为官不易”，调侃“官不聊生”，这些抱怨的背后其实是扭曲变态的价值观和权力观作祟，是一种想维持不正常利益的病态需求和渴望。他们对中央的反腐决策说三道四、满腹牢骚，但迫于形势，暂时收敛，等待观望，希望风头一过又继续“自由轻松”用权。重塑廉洁价值观，必须掌握话语权上的主动，及时有力批驳各种奇谈怪论、歪理邪说，同时用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方式，对发表与中央反腐败政策不一致的言论，严肃批评教育，对错误观点言论敢于“亮剑”，让滥用权力、作风不正的官员收手，防止混淆视听，污染社会廉洁风气，阻碍社会廉洁价值观的形成。大力开展有针对性宣传活动，逐步消除羡腐、从腐的不健康社会心理，让想腐败的人心慌脸红，搞腐败的人抬不起头、直不起腰，“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克服不敢反腐、怕得罪人的“老好人心态”；加大腐败犯罪经济处罚力度，消除“腐败风险小、收益大”的侥幸心理；加大宣传教育引导，打破“不贪吃亏”和“付出太多、回报太少”的失衡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