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前述所言，斯诺所谓两种文化就是从事文学艺术的文人与从事科学事业的科学家互不认可、更不交流及相互诋毁，是指科学家与非科学家是现代人类文化的两大阵容，及其所表征的文化群体截然不同，两者的鸿沟不断增大。显然，两种文化的问题，就文化主体而言，分为科学家与非科学家；就文化形态而言，分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即使在当下文化语境下，类似的两种文化问题依然存在。诸如教育中的文理分科，社会中的理工出身与文科出身等阐述，无不打下了两种文化的深刻烙印。
然而，两种文化命题，在当时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就引发了一场剧烈的讨论。批评的一方以利维斯为代表。斯诺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利维斯事件和严重局势》，指责利维斯不遵守“学术思想争论的基本原则”[17]。
其实，两种文化命题为大家所诟病的核心，是上文提到的二元论缺陷：为什么只有“两种”文化？而不是“三种”或“多种”文化呢？因为，即使是科学文化，也有理论文化与工程技术文化之分；即使是人文文化，也存在文学文化与艺术文化之别。
即使如此，依然不能否认，两种文化命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其呈现的是一种文化焦虑。这种文化焦虑根植于西方文学与哲学思潮的历史语境，反映了西方文化现代性中理性与感性的分裂，隐喻了美好的多元文化融合与共存之愿景。
一、两种文化焦虑的起点——浪漫主义
两种文化焦虑的起点是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众所周知，在英、法、德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历时一百多年，影响十分深远。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西方文化传统秉持着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即使是中世纪的宗教统治亦不否认世界的本源性存在，这在思维上为后来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则是一次文化与思维上的个体觉醒与对科学文化霸权的反抗。“可以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视为这一焦虑的起点，人们开始担心知识类型间的裂缝会给个人修养和社会的良好状态都造成损害”[18]。
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是文化上焦虑情绪的起点。在经历了漫长的宗教统治的时代之后，人们文化心理的压抑已经到了一个难以承受的极点。尤其是宗教内部的分裂，为这种压抑的释放撕开了一条心理的防线。其中，以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主观真理信仰观，彻底将经院派教会置于荒谬的境地。“克尔凯郭尔将人生的宗教阶段放在了审美与伦理两阶段之上，并认为在宗教阶段，人们通过信仰上帝、与上帝进行内在性交往，可以在有限的生存中获得永恒的超越性，在个体性中获得普遍性”[19]。这种内在性交往的主观真实，为文化上的个体自我意识的苏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因为西方文化在个体自我意识的苏醒与现实的文化语境之间，出现了剧烈的矛盾，所以，文化上的焦虑情绪愈演愈烈。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具有显著的个体主义特征：张扬自由的情感，摆脱道德的束缚，企图跳出之前的一切文化禁锢。这种文化禁锢，当然不是来自科学文化，而是来自宗教文化的集体主义思想。两者之间必然产生尖锐的对立，这是两种文化分裂的早期形态。所以说，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是两种文化焦虑的起点。
二、两种文化焦虑的本质——现代性的内部分裂
两种文化焦虑的本质，是现代性的内部分裂。对现代性的分析，历来具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两种”现代性的提法，得到了学界的多数赞同。一般认为，现代性分为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又被称为理性现代性和感性现代性。现代性的标志性事件，是西方的启蒙主义运动。这次启蒙本质上是一次理性的祛魅运动。借助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驱赶长期以来人类愚昧的依附存在。人类的理性能力，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张扬。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响彻云霄，成为了启蒙主义运动的宣言书。
然而，现代性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两个，其内部呈现显著的二元张力。启蒙现代性的光环，并不是那么鲜艳夺目、“庄严灿烂”。“西方浪漫主义思潮源自卢梭，卢梭的成名作为《论科学与艺术》一文，其批判矛头指向了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及促成这一文明的科学与文化”[20]。卢梭将人性的堕落、道德的败坏等，归咎为科学技术迅猛推进的现代文明。当时的工业文明，破坏了长期以来的社会宁静；人类的心理逐渐远离了传奇式的浪漫想象，弥散在近似机械的日常生活之中。感性生存体悟的时空，渐渐地被理性主义思维所挤压。
事实上，科学文化的核心，就是现代性的启蒙理性；人文文化的内涵，集中在现代性的感性维度。两种文化的焦虑本质，是肇始于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的现代性的内部分裂。在文学方面，是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思潮流动；在哲学方面，有与理性传统分道扬镳的浪漫哲学；在社会学方面，理性的结构形态存在于感性的社会生活之中。等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显然构成了一种相关性又具制衡性的整体存在。
三、两种文化焦虑的隐喻——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和谐
前文已述，斯诺似乎意识到了两种文化命题的“二分法”缺陷。两种文化的命题确实存在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但是，这种不完美是因为找不到更为完美的表征概念，而且它并不影响命题本身的问题指向。因为两种文化的焦虑，是一种置身于其中的文化隐喻，不过是要警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失衡。
即使到了今天，两种文化的焦虑依然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当下两种文化的焦虑突出体现在，科学文化主导地位下人文文化的边缘化。知识分子的集团分化与对峙，在社会文化的整体构成中，形成了科学文化的霸权地位与人文文化的衰微趋向的失衡。在经济建设主导下的文化存在中，科学文化的乐观精神挤压了人文文化的悲观情调；前者求真务实的现实成就，愈发疏远了后者唯美就虚的人文理想；前者张扬理性的主体性诉求，逐渐偏离了后者感性自觉的整体化存在。诸如此类的两种文化焦虑，在当下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构成了不和谐的文化生态，是当下文化建设中不能回避的深层次难题。追求两者的互融共存，是我们当下和谐社会建构的重要方向之一。
然而，两种文化焦虑的正确发展方向在哪里呢？或许，答案就在当今如火如荼的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化的诞生，来自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和环境恶化的现实处境。其核心不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愿望，而且是和谐共存的社会形态建构。
主客二元论是生态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的逻辑起点。这就要求人类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来思考人类社会业已出现的文化问题。可见，生态文化是当下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生态文化政策取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两种文化视阈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政策，应该立足于生态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具体语境，集中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的现实危机。上述问题将在后文中进行详述。
而在斯诺的时代，生态文化的建设，尚未达到如今的紧迫程度。所以，两种文化焦虑，不过是一种隐喻。其指向的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和谐共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见出，两种文化命题虽然不乏二元论的缺陷，存在以偏概全之嫌。但是，历史地看，这个命题又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合理性。首先，两种文化命题是人类文化心理上焦虑情绪的映射。这种文化焦虑的起点，是西方社会中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浪漫主义思潮与运动，其与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潮及运动构成了相生相克的二元存在。其次，两种文化焦虑的本质，是现代性内部张力的呈现。现代性的内部张力，来自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或曰理性现代性和感性现代性的二元对立与相互制衡。最后，两种文化的焦虑，是对一种未来文化的隐喻——寄希望两种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和相互融合。所以，两种文化命题立足于历史，着眼于当下，瑕不掩瑜，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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