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已处于经济改革的攻坚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既有生产资料的高速增加，也有人们有效需求的相对不足。也就是说，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已经出现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通常来讲，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常用的方法是通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需求、扩大出口和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政府的转移力度来解决。近年来，出口一直是带动我国内需的重要渠道，这使得我国经济很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另外，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刺激需求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我们是否能够通过增加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通过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加大对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来刺激有效需求呢？在笔者看来，采取这一种方式不仅能起到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人民生活的作用，还能起到平衡投资和消费，促进社会总产品顺利实现，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作用。接下来，笔者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讨论：一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二是为什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总是难以实现？三是我们怎样辩证看待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与凯恩斯“看得见的手”？
一、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企业的资本都独立地进行周转，从而实现价值的保值或增殖。这种独立发挥职能的资本就是单个资本或个别资本。但是，各个独立的个别资本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具体说来，每一个企业既要从其他企业购买生产资料，又要向其他企业销售自己的产品，这种相互联系的个别资本的总和就是社会资本。各个个别资本的循环和周转，是彼此交错、互为条件的。如果甲企业通过销售产品把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时，购买甲企业产品的乙企业就会同时把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如果乙企业不经过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那么甲企业的商品资本就不可能转化为货币资本。这种相互交错的单个资本运动的总和，就是社会资本的运动。当我们考察个别资本的运动时，我们只需要分析资本在运动过程中依次经过了那些形态变化，资本各部分的价值如何得到补偿。这时，我们假定产品的购买和销售都能够在市场上顺利实现。但是，当我们从宏观视角，考察整个社会资本的循环运动时，我们就不能作以上的简单假定了。因为社会资本是单个资本的总和，再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必须在社会资本所生产的社会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因此，在我们分析社会资本的循环、流转时不仅要说明社会资本各部分如何得到价值补偿，还要从实物的角度考察社会资本各部分如何得到实物替换。只有生产社会总产品时所耗费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顺利实现实物替换和价值补偿，社会资本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社会总产品的实物替换和价值补偿是如何实现的，是我们考察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
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就是指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何由商品资本转化货币资本，也就是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社会总产品的实物替换就是指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转化为货币形态后，如何再转化为所需要的产品，也就是资本家如何获得生产资料以及工人和资本家如何获得消费资料。为了便于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定义为社会各物质生产部门在一定时期 (通常是一年)内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的总和、把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划分为不变资本 (用字母c表示)、可变资本 (用字母v表示)和剩余价值 (用字母m表示)。另外，马克思还将社会总产品的实物形态根据其最终用途区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并将社会生产部门划分为两大部类，第一不部类 (I)和第二部类 (II)。所谓第一不部类 (I)就是指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第二部类 (II)就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将社会总产品在价值形态上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和按照产品的经济用途将社会生产部门划分为两大部类，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下面，我们就在这一原理的指导下，探讨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运行机制。理论上讲，社会再生产分为两类，一是社会简单再生产，二是社会扩大再生产。所谓简单再生产是指每年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价值总量和结构比例都是不变的，每年的生产都是上一年生产过程的简单重复，没有质和量的变化；所谓扩大再生产，是指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的生产，每年都以一定的规模递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基本上都是扩大再生产，但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考察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我们先从简单再生产开始。因为，在理论分析上，只要解决了简单再生产的问题，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问题也就容易理解了。
要探讨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机制和实现条件，首先从分析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全年生产的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和数量构成开始。假定两大部类全年生产的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总量为18000。第一部类产品的价值总量为12000，其中不变资本的价值量为8000，可变资本的价值量为2000，剩余价值为2000(剩余价值率为100%)；第二部类生产消费品的价值总量为6000，其中不变资本的价值量为4000，可变资本的价值量为1000，创造的剩余价值为1000，(剩余价值率为100%)。两大部类全年生产的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总量及其构成可以列示如下：
I 8000c＋2000v＋2000m＝12000
II 4000c＋1000v＋1000m＝6000
为了使第二年的简单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两大部类的产品必须同时完成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具体说来，两大部类的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第一部类内部彼此之间的交换。第一部类的8000c表示本部类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为了保证简单再生产的进行，这部分价值必须通过本部类各部门之间的交换完成实物替换和价值补偿。
2.第二部类各部门之间的交换。第二部类的1000v＋1000m代表本部类工人和资本家用于消费的消费资料的价值，它必须以消费资料来补偿。由于这部分价值在实物形态上表现为消费资料，只需通过第二部类各生产部门之间的交换，就可以完成实物替换，同时，价值也获得补偿。
3.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第一部类的2000c＋2000m在实物形态上是生产资料，但是，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需要的是消费资料。因此，它必须通过与第二部类交换获得消费资料。同时，第二部类的4000c在实物形态上是消费资料，它必须与第一部类进行交换，用生产资料来补偿，这样才能使其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得到替换。
经过以上三个方面的交换，两大部类的产品在价值形态上都的到补偿，在实物形态上都的到替换，全年社会总产品全部得到了实现，这就为下一年简单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通过以上对社会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机制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顺利进行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就是第一部类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数量和等于第二部类不变资本的价值。这个基本实现条件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I(v＋m)＝IIc
也就是说，第一部类在一年中提供给第二部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应当等于第二部类在一年中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第二部类在一年中提供给第一部类的消费资料的价值，应当等于第一部类在一年中所需要的消费资料的价值。从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顺利进行的这一条件可以推出另外的连个实现条件：
I(c＋v＋m)＝Ic＋IIc
II(c＋v＋m)＝I(v＋m)＋II(v＋m)
这两个实现条件可以解释为：第一部类在一年中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应当等于两大部类一年中所需要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第二部类在一年中所生产的消费资料的价值，应当等于两大部类一年所需要的全部消费资料的价值。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也就是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所必须保持的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和平衡关系，如果这些基本的比例关系不能保持，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就无法顺利进行。
在考察完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之后，我们再来分析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在笔者看来，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其主要的问题在于在社会总产品中，需要生产出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维持追加劳动力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扩大再生产所需追加的生产资料是由第一部类生产的，因此，第一部类一年中所生产的全部生产资料，在补偿两大部类当年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后还必须有一定的剩余。这样，才能保证扩大再生产对追加生产资料的需要。用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I(c＋v＋m)＞Ic＋IIc
这就是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扩大再生产所需要追加的消费资料是由第二部类生产的，因此，第二部类一年中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在补偿当年两大部类消耗的全部消费资料后还必须有一定的剩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扩大再生产对追加消费资料的需要。如果用m/x表示资本家用于消费的剩余价值，那么，扩大再生产的第二个前提条件可以表示为：
II(c＋v＋m)＞I(v＋m)＋II(v＋m)
只有具备了以上两个前提条件，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在具有了顺利实现的可能性。但是，必须说明的是，扩大再生产所需具备的前提条件对于外延和内涵扩大再生产来说是有所不同的。由于外延扩大再生产是单纯依靠扩大机器设备、材料、劳动力来扩大生产规模，这两个条件对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内涵扩大再生产，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扩大生产规模，并没有追加新的劳动力，也就不需要追加消费资料，因此，就不需要满足第二个前提条件。
在指出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后，我们根据前面分析的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就可以得出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可以表示为以下三个公式：
I(v＋△v＋m/x)＝II(c＋△C)
I(c＋v＋m)＝I(c＋△C)＋II(c＋△C)
II(c＋v＋m)＝I(v＋△v＋m/x)＋II(v＋△v＋m/x)。
以上的公式，就是在一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经济稳定发展所必须遵循的两大部类的投资和消费比例，只有两大部类均衡发展，投资和消费保持适度比例增加，社会总产品才能顺利实现，经济才能保持稳定、均衡发展。
二、对经济失衡的两种理论解释
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一直以来就以经济稳定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作为自身研究的四大主要目标。近百年来，无数经济学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们试图找到能够同时满足以上四个目标的方法，但是我们的经济生活总是在通货膨胀、失业率增加之间徘徊，有时还会遭受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增加的双重冲击。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造成的后果以及克服危机的方法，很多经济学家进行了极有价值的探索，但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当以马克思和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探讨为首。马克思和凯恩斯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以不同的学术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现象进行了极有洞察力和穿透力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就分别以这两位经济学巨人的研究为依据，进一步探讨宏观经济运行的机制，对经济周期的表现形式，产生根源、连锁效应进行学理上的分析。
首先，我们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分析开始。我们在上面分析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是假定由技术水平决定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变，也就是说，是把技术进步所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因素暂时排除在外。实际上，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时刻伴随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在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原有的预付资本和积累的资本中，转变为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比重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不变资本的增加必然要快于可变资本，对生产资料需求的增长必然要快于对消费资料需求的增长。因此，在技术进步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下，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就成为一个规律。列宁曾经指出：“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7] 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是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相适应的。一般说来，技术发展水平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也会相应提高，从而使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成为一个客观趋势。但是，这并不排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消费资料的生产可以比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更快一些。如果资本有机构成并没有提高或者消费资料的生产已经远远落后于两大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而制造生产资料部类的现有生产能力又可以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时，这时就应减慢生产资料的生产速度，甚至在个别期间，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还会快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两大部类之间的合理比例。
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并不代表着生产资料的生产可以脱离消费资料的生产而独立、片面地发展。因为，一方面，在第一部类的生产发展中，追加劳动力所需消费资料的供应必须依靠第二部类生产的增长。另一方面，第一部类生产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以满足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要为目标的。所以，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和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两者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才能保证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我们的经济才会稳定增长。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生产这种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这就使得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吸收劳动力的能力逐渐减弱，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工人进入失业大军，另一方面，市场上具有大量的消费品。这必然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阻碍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社会资本再生产所需要的两大部类的比例和平衡只能通过巨大的经济动荡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强制性实现。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为我们分析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我们国家最近几年就业弹性的变化表，就充分证明了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正确性。
我国1979－2008年三大产业就业弹性表[8]
上面的表格说明，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时间里，尽管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但就业弹性有逐渐缩小的趋势，有的年份是负值，这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和内在转化趋势，也为我们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和规律提供了极为有用的理论工具和观察分析视角。
与马克思不同，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则注重从边际生产力和消费行为学两个方面来解释社会存在的相对需求不足问题。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创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对有效需求不足、国民收入的均衡等问题作出了全新解释。在凯恩斯看来，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人们的每一收入增量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会越来越少，与此相反，用于储蓄的部分会越来越多。而且，收入分配的悬殊会引起消费倾向的降低。因为富人虽然收入很多，但他们只把很小的一部分用于消费。穷人虽然会把新增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但他们新增收入却很有限。他在详细考察影响消费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发展停滞的三大心理定律。
第一个心理定律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是指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也随之增加，但消费增加的比例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在收入减少的时候，消费也会随之减少，但消费的减少不如收入的减少那么厉害。我们在上面分析社会再生产实现的基本条件时，是假定工人把一年的工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而事实上远不如此。因此，这就会导致工人对消费品的有效需求会低于实际消费品的供应，造成生产相对过剩。
凯恩斯提出的第二个心理定律就是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所谓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是指人们从投资中获得利润率，会随着人们的投资规模的增加而降低。资本投资越多，对设备的需求会越多，设备的价格就会越高，那么追加投资的成本就会，于是，生产的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会降低。如果投资的利润率降低，无论是第一部类的资本家还是第二部类的资本家就会减少投资的规模，这就会导致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规模减少，雇佣的就业人员也会相应减少。特别是在一个社会的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增加的条件下，会出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同时上升，造成所谓的“滞涨”现象。在笔者看来，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和马克思主义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变化的趋势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凯恩斯用来解释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发展停滞的第三个心理定律就是灵活性偏好规律。所谓灵活性偏好，就是与持有其他流动性不强的资产相比，人们更愿意持有流动性强的现金。在凯恩斯看来，流动性偏好是有三个心理动机决定的，那就是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交易动机是为了日常生活的方便所产生的持有一定货币的愿望；预防动机是人们为了应付日常生活中的不测而产生的持有现金的偏好；投机动机是人们为了获取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而产生的持有货币的愿望。流动性偏好必然使得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小于社会对消费品的供应，造成所谓的“生产过剩”。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与马克思的相对生产过剩理论都可以说抓住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行的主要矛盾，但两者理论目标是不一样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相对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只有打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消灭经济危机现象。凯恩斯则主张在坚持资本主义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实行必要的政府干预。他从个人心理和微观层次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较有成效的解决方法。凯恩斯特别强调了通过税收调节，提高社会二次分配的比例来改善一次分配的不足，以及政府转移支出的重要作用。在经学上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作用。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和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需要投资和消费保持必要的比例，而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平衡很容易被打破，我们不是遭受失业率的提高，就是遭受通货膨胀率的提高或者遭受两者同时提高的痛苦，在经济发展环境日益复杂的今天，经济的顺利运行不仅依靠“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也需要“看得见的手”来调节。
三、再谈“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所谓“看不见的手”是后来的经济学人对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自发秩序理论的形象概括。在经济学界，人们都把斯密看作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在笔者看来，虽然亚当·斯密的第一本代表作是《国富论》，按照斯密当时的写作背景和真实初衷，斯密并非把主要的精力用在阐述如何增加国民财富上，它的学术目标似乎不是成为一个经济学家，而倒是想成为一个社会哲学家。因为和亚当·斯密同时代的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当时被认为是发现了自然界循环运动的一般规律。牛顿发现了“自然界”的运动秩序，受到牛顿的鼓舞和启发，亚当·斯密试图努力解释和发现“社会世界”的运动规律和秩序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斯密的两本代表作，就反映了他的理论目标和学术旨趣。斯密最主要的代表作有两部，一部是《国富论》，另一部是《道德情操论》。在《国富论》中，斯密开宗明义地指出，“自利”是人的最基本特性，每个人都会想方设法增加自身利益，而且每个人也会意识到，只有为别人提供他想要的东西，才能从他人那里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一言蔽之，互通有无，也就是说交换是提高自身福利的最好方法。因此，无需政府过多干预，一个自发有序的市场就会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国富论》解释了经济秩序的形成原因。斯密的另一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论》则试图解释道德秩序的内在原因。斯密指出，人除了自利本性，还有一个重要的本性，那就是同情。所谓同情就是一种移情能力，是进入他人思维并分享他人思维的能力。一个人只要具备了同情心就能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观察和分析问题。正是人的这种同情能力，使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的道德基础得以形成。在斯密看来，人是上帝创造的一件精巧的钟，人的自利本性和同情本性使得市场秩序和道德秩序密切统一、和谐共生。
亚当·斯密的自发秩序和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无疑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发现，在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指出，商品包含着一系列的矛盾，从商品到货币是一步惊险的跳跃。在简单的商品经济时代，人们生产的产品的种类少、规模小，产品交换的地域范围也比较狭窄，商品交换所包含的各种矛盾还处在“潜在”状态。
在私有制经济下，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在私有制商品经济中，由于每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生产资料的私有者，生产商品的劳动完全是他们个人的事情，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生产的数量都由他们独立作出决定，劳动成果也完全归他们自给拥有，也就是说，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具有私人性质。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存在，每个商品生产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每个商品生产者的劳动都是面向社会的，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因而，每个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有都具有社会的性质。生产商品的劳动既是私人劳动又是社会劳动，两者存在着矛盾。如果私人劳动的社会劳动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就意味着私人劳动的产品不是根本不适合社会的需要，就是超过了社会的需要。这样，他的产品就不能顺利卖出去或者不能完全卖出去，于是，商品生产者就会受到损失，甚至破产。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私有制商品经济中各种具体矛盾，例如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存在的基础，决定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
在简单商品经济的时代，由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处在“潜在”状态，市场的运行的秩序相对比较平稳，所以斯密的理论学说引起了大多数人的赞同。“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对于解释简单的商品生产状态下的市场秩序有着较好的效果。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技术的飞速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也就是说，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把原本分散的个体商品生产者面临的矛盾高度集中，这就导致商品经济的矛盾高度集中。由于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只是若干生产环节中的一个螺丝钉，至于上游产品来自哪里、最终产品去向何处，他一概不知。这就加剧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发展到一定阶段或程度就不然导致投资和消费的内在不平衡，也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或生产相对过剩，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现象。
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只是说明了市场秩序形成的主观基础，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在生产者主观动机的指引下，小范围的自发秩序可能会形成。但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加剧，市场秩序形成的主观基础受到了客观条件的制约。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流通条件就是社会总产实现的基本条件，它要求投资和消费按比例均衡增长，分散的市场主体不可能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因此，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平衡经常被打破，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现象经常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采取必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以便保持投资和消费均衡比例。于是，凯恩斯“看得见的手”的理论被广泛接受。为了适度干预市场经济，凯恩斯提出了所谓的“赤字财政”政策，也就是通过扩大政府转移支出和政府购买来实现供求平衡。凯恩斯指出的政府调节方法可能在短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恢复经济朱序，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作用。但是，经过对西方国家多年的经济实践进行观察表明，这些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大致说来，这些局限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货币政策对制止严重的经济萧条无能为力。当严重的经济萧条出现时，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异常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低微的利息提供大量的贷款，企业家仍然不愿意投资，消费者也仍然不愿意消费。
其次，尽管政策正确而适时，但官员们可能根据自身利益的考虑不予执行。这种情况有时被称为“政治周期”。在西方，政治官员最关心的事情是是否在竞选中获胜。因此，他们对经济政策的执行往往以能否有利于竞选取胜，而不以真正对人民有利为前提。这样，在他当选以后的一段时期，由于照顾党派或与己有关的利益，它可以容忍对经济表现不利的政策，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滞后。因为，他可以把责任推给上一届。然而，当他快要面临再度竞选连任时，则必须迅速执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使经济发展呈现出蓬勃景象。如此交替循环，形成经济上升或下降的周期。对于这种说法，并没有有力的事实根据，但政治考虑不能不说是影响经济的一个因素。
再次，经济政策的执行在时间上具有滞后性。从发现经济运行中存在问题，到最终针对这些问题制定和执行有关的经济政策，再到这些政策产生可预见效果，这中间有大量的步骤和程序。因此，正确的经济政策虽然会起到缓冲或抑制经济波动的作用，然而，由于政策时间滞后，有时候甚至会对经济的波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后，市场经济的运行牵扯到为数众多的因素和变量，这就使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能运用的有限手段难以发挥作用。众所周知，市场机制是复杂多变的，而与此同时，可运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手段，如税收、政府转移支出、公开市场业务等又是非常有限的。想要以如此之少的手段来控制复杂多变的市场运行，其效果难以达到理想程度。
尽管凯恩斯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一定局限性，但是，它反映了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客观、现实需要。而这种宏观调控很难仅仅依靠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实现。因为，现代化大生产是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中发展的，而商品经济要求一定程度的市场调控和自发秩序。在我国改革开放进入纵深层次的今天，我们不仅要依靠“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运行，也必须同时依靠“看不见的手”。只有“两手”紧密配合，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的健康、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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