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青松
当今中国正处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时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凸显。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我们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如何建设当代中国新文化，如何走一条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是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民众都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主要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发展的总体思路来探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和文化自觉问题，同时也对云南地方文化发展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思考。
一、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必然要走马魂中体西用的文化发展道路
当代中国文化何去何从，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关心的问题。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此问题上，我们长期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缺乏一种明确的道路自觉。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此问题并体现出了明确的理论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从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来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一系列讲话精神来看，这条“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深厚根基，以外来积极健康文化为有益补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亦即马魂中体西用的文化发展道路。
（一）坚持“马学为魂”，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确保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地位，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将其摆在“魂”的重要位置：“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之“魂”，亦即精神指导原则，它直接决定了中国文化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什么样的目标迈进。当前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最重要的就是在多元中确立主导，在多样中谋求共识，确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统领的“旗帜”和“灵魂”，以此保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之“魂”（精神指导原则），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魂中之魂”。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为此，“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要着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化建设之“魂”的重视程度。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从而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性质和方向。
（二）坚持“中学为体”，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深厚根基，突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民族主体性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无异于割断自己的精神命脉，必将丧失自身文化的特质，进而迷失自我。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传承、变革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曾充满自信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表达了“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的文化态度，同时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为此，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与推崇，充分体现了他在文化建设上坚持“中学为体”的立场。
“中学为体”强调以中国文化生命整体作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主体”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体”，旨在突出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保证其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不丧失独立性和主体性，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坚持中国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发展问题上的一贯主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思想宣传工作要“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其实质就是要凸显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还应当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的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三）坚持“西学为用”，汲取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积极成果与合理成分，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他山之石
在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体现出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态度。他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时指出：“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珍惜。”“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在中央党校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西学为用”的文化观，指出：“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事实上，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今天，我们仍然要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汲取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他山之石。当然，“西学为用”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尊崇与全盘吸纳，而是对西方的文化资源进行科学的辨析、梳理与评判，从中吸取合理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西方文化要采取批判继承、存精去芜的态度。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特别强调：“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应当承认，西方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问题是有没有鉴别和选择的能力，有没有“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体意识，这是“西学为用”的关键所在。
在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吸纳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积极成果与合理成分，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需要应对的重大挑战，也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要担当的文化使命。“西学为用”的态度表明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于西方文化有着理性的认识，也有着清醒的应对。
由上述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来关于文化建设发展道路的论述高瞻远瞩、内涵丰富，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中国传统、把握时代脉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自觉，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确立了科学的理论指引。今天，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激荡更加凸显。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坚定不移地走马魂中体西用的文化发展道路，才能保障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彰显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和开放性，进而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二、“马魂中体西用”说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
上文中提到的“马魂中体西用”是方克立在思考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及走向，尤其是如何处理中、西、马三种学术文化资源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于2006年提出的一种学术思想和文化主张，其基本表述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1]。在笔者看来，“马魂中体西用”说作为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一种重要学术理论创新，体现了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中国文化问题的学术自觉与理论关切，以及作者探索中国文化命运及走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意识。[2]
（一）“马魂中体西用”说是当代中国学者探索中、西、马关系问题的重要文化理论创获
20世纪以来，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与中国文化的走向，中国的知识分子走过了一段颇为复杂的心路历程，同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文化主张。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从“独尊一家”到“百家争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个文化情结。在当代中国，张岱年提倡的“综合创新论”旨在科学、合理地处理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得一种能够与时俱进的新的文化理论。具体而言，就是通过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和西方的逻辑解析法来建立起一种适应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型文化观。经过诸多学者的阐扬和论证，尤其是方克立将其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后，“综合创新论”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观点。
近年来，方克立继续深入思考“综合创新论”，提出并阐述“马魂中体西用”说，突破了以往中西、体用二元思维模式的局限性，引进“魂”的概念来取代作为精神指导原则之“体”，用“体”来表现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用“魂、体、用”三元模式更加准确地说明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具体表述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方克立明确指出，“马学为魂”即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则。“中学为体”是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在这里，“中学为体”之“体”，其含义已不是指精神指导原则，而是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即在一种文化中，它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到底是什么。“中学”既不是清末“中体西用”论者所讲的“中国之伦常名教”或“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也不是专指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3]。方克立先生强调，只有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才能够作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主体”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体”。“西学为用”是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西学为用”既是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的，也是对于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文化来说的。对于指导原则来说它是“应事之方术”即原则的具体应用，对于接受主体来说它是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西学”并不限于西方文化，而是指其他民族文化或外域文化中的一切对主体文化有学习、借鉴价值的东西。[4]
“马魂中体西用”说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身就是综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最新发展阶段，“马魂中体西用”说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以体用模式讨论文化问题之有关主张的继承与变革，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了更准确地回答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问题所做出的重要的理论创新。“马魂中体西用”说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无疑是迄今为止处理中、西、马关系最为重要的理论创获和最为理性的解释框架。
作为当代中国学者探索中、西、马关系问题的重要文化理论创获，“马魂中体西用”说是对传统文化体用观的发展和超越，也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最新理论形态。“马魂中体西用”说突破了以往中西、体用二元思维模式的局限性，用“魂、体、用”三元模式更加准确地说明中、西、马三种学术资源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体现了当代中国学者关切中国文化发展的文化担当意识。与此同时，“马魂中体西用”说以“魂、体、用”三元模式超越了传统的“体用”二元模式，是“哲学思维范式的一个重大创新”[5]，体现了当代中国学者既“照着讲”又“接着讲”的理论创新意识。
（二）“马魂中体西用”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指导性方针
从张申府、张岱年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到张岱年、方克立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的“综合创新论”，再到方克立近年来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命运的关切，对中国文化前途的探索。尤其是方克立阐述的“马魂中体西用”说，用“魂”“体”“用”三个范畴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一个文化系统中的三个部分（“三学”）以及“三学”在新文化建设中的相互地位和关系，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之主导性、主体性和开放性的高度统一。这种判定完全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文化发展规律，对于我们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中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切实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与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指导性方针，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方克立指出：“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之路。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要解决中、西、马三种文化传统、三大文化思潮的关系问题。”[6]“马魂中体西用”说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又坚持了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同时还坚持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的方针，因此是最切合今天中国实际的一种文化观。[7]在中、西、马三者关系问题中，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马魂中体西用”说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保证了中国新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它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先进文化；确立中国文化作为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地位保证了其民族生命的历史连续性，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不丧失独立性和主体性，因此二者都很重要，都要坚持，缺一不可，而且二者是完全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8]因此，“马魂中体西用”的概括也比“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更为准确地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实质内容，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
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才能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防范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马魂中体西用”说将中国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发展前途，与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文化的开放性三者相结合，真正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精神实质，指明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综合创新论”所主张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马魂中体西用”说作为“综合创新论”的新理论形态，以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方式回答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战略，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基本文化方针。毫无疑问，中国文化的前途就在于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马魂中体西用”说构成了马、中、西三者之间的最佳互补结构，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应当承认，“马魂中体西用”说实为当代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化未来命运的探究，旨在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寻求一条坦途。事实上，如何解决中、西、马三种文化传统、三大文化思潮的关系问题，是关系到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及命运的关键性问题。“马魂中体西用”说作为一种理性的文化理论模式，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深厚根基，以外来积极健康文化为有益补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道路做出了颇为准确的理论概括，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方针。可以说，“马魂中体西用”不仅体现了具有坚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基本立场与学术旨趣，同时也反映了当代中国学者关注中国文化命运、探索中国文化走向的文化自觉，以及建立当代中国新文化的道路自觉。
三、当前云南地方文化的建设需要有文化自信与道路自觉
接下来探讨云南地方文化建设问题。如所周知，云南文化建设已步入大繁荣大发展时期。文化持续繁荣的“云南现象”、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云南模式”和文化建设崭新的“云南经验”，着实让云南人为之振奋乃至骄傲。但是，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背后，我们还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云南在文化建设中始终缺少点什么。在笔者看来，当前云南地方文化建设中，缺乏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和文化发展的道路自觉。
事实上，著名文化学者王亚南早在2002年便撰文指出：云南各民族历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团结、中华文化的整合和中华国家的统一。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将在继承和发展民族团结、文化和睦、边疆稳定的优秀历史成果基础上，为现代中华民族文化继续增添文化多样性和谐统一的特色。这是云南对于统一中华民族国家的最大贡献，同样也为全世界多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示范。[9]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在云南，只要一提到“文化”或“文化建设”，仍会有不少人自觉不自觉甚至急匆匆地将其转换为“民族文化”或“民族文化建设”，将“民族文化”狭隘地理解为“少数民族文化”。兹以学界为例，在云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无论何专业，皆强调要与民族文化扯上一点关系。研究哲学的，强调要研究少数民族传统哲学；研究伦理学的，强调要挖掘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研究历史的，强调要关注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政治的，强调要考察边疆民族关系及其治理。这样的强调及相关研究本身的意义毋庸多言，因为，云南拥有罕见的民族文化多样性优势，在全国具有最为突出的代表性，在世界民族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当中也占有重要位置。中国共有56个民族，而在云南这一片高原土地上，所分布的民族群体之多全国独一无二，各有聚居区域的世居民族达26个，占全国民族总数的46%，特有民族的比例则超过26%。云南省拥有众多少数民族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确具有发展民族文化及产业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为此，早在1996年，云南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并将其列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当我们异口同声地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之时，在另一个层面也意味着我们对汉族文化有意无意的忽略。而这恰恰暴露了我们在文化上的一种深层次的自卑感，至少是我们对汉族的文化传统不那么自信。毋庸讳言，云南人总体上缺乏一种文化自信，同时也缺乏文化发展的道路自觉。
我想表达的是，过度强调少数民族文化，必然会有意或者无疑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同为中国人，我们同属中华民族。不可否认的是，儒、道、佛、医、易乃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汉族文化传统是中国文化生命整体的主体和主流。笔者自己曾多年浸染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研究之中，也曾推出过相关的学术论著，自然深知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宝贵价值。但近年来，我有感于云南并不缺乏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者，而亟须汉族传统文化（即狭义之国学）的传承和推动者，因此转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在各地开展中国文化类的讲座过程中，我发现，老百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道、佛的需求十分强烈（这当然也反映了今天的中国人对回归传统价值的一种需求），同时也折射出云南国学基础的薄弱和国学氛围的淡薄。尽管民间有一些零星的、鱼龙混杂的机构在开展国学的培训，但远远难以满足广大民众对国学的渴求。与此同时，民间乃至学界仍有不少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着无知的偏见。仍以学界为例，云南学术界众所周知的情况是，课题申报中选题若能与民族文化扯上一点关系，成功的几率就会随之提高。若是纯粹的基础理论研究，就会有人质疑：“我们云南人搞基础研究，怎么比得上北京上海的学者？！”因为妄自菲薄而主动放弃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比比皆是。笔者就屡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例如，我从事的《群书治要》研究申请课题时在云南就遭到否决，而在国家层面却顺利立项了。另外，我撰写的关于儒家文化的学术论文，投到某刊物，该刊物的主编居然以思想偏激、宣扬封建伦理为由不予刊出，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一字未改发表后，北京的《新华文摘》却予以转载了。这些漠视和抵触汉族传统文化的现象虽可能是个案，但仍值得我们深思。
基于上述的思考，我对于云南文化的建设提出如下建议，作为一己之见，供学界同仁及政府部门参考：
其一，亟待给“民族文化强省”正名。如所周知，云南省致力于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强省多年，迄今已经取得了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成就。云南文化使世界充分领略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看到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个性；云南文化使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尊重中国各民族文化多样性、扶持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政策及其实践。今天，我们不应再将“民族文化”仅仅理解为狭义的少数民族文化，而是要理解为中华民族文化亦即“中华文化”。云南的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并不止于要建设一个少数民族文化强省，而是要建设一个现代中华民族文化强省，在思想上认识到这一点，在理论上澄清这一点，将有助于推进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工作，使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目标更加明确，从而真正为中华文明增光添彩，为世界提供文化多样性保护发展的范例，让文化造福民众，裨益社会。
其二，建立若干独立的国学研究机构。云南在文化上缺乏自信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对汉族文化传统的忽视。在云南，汉族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真正的“少数民族”，作为国学之主流和根基的汉族文化被边缘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强调使得民间国学氛围不足，民众国学素养不足，以至于云南人包括云南学者在面对汉族文化传统时暴露出明显的不自信。为此，有必要在云南建立若干独立的国学研究机构，大力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建议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建立国学研究中心或国学研究所，从事国学基本经典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在云南师范大学建立国学研究院或国学教育院，通过开设国学公选课、培训中小学国学师资，大力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在省文明办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强化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普及和推广；引导民间的国学培训机构健康有序发展，鼓励民间公益性组织从事国学推广工作。
其三，在文化发展上走“马魂中体西用”的道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不仅需要自信，同时还需要有文化发展道路上的自觉。云南文化建设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也就是“马魂中体西用”的文化发展道路，具体来说，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深厚根基，以外来积极健康文化为有益补充。相关内容在前文已有论述，此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云南文化建设要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在此，中国文化是指包括各个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切不可厚此薄彼，而应一视同仁。实际上，重视汉族文化传统将有助于云南各民族的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构筑。
其四，云南应充当传播中国文化的大使。早在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就出现了一条经昆明通往境外的国际通道——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使云南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纽带，也造就了古代史上开放和鼎盛的云南。云南在历史上还出现过著名航海家郑和，郑和将中国瓷器和文明带到东南亚，可以说是推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善大使。今天，独特的区位优势让云南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省份，为此，我们不仅要让云南独特的、我国其他省区市所欠缺并很难替代的文化优势不断在东南亚、南亚国家深入人心，同时还应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度，充当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大使。在对外的文化交流中，我们不仅要讲述云南故事、传播云南声音、弘扬少数民族文化，更要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此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充分展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作者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释】
[1]方克立：《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2]参见谢青松《“马魂中体西用”与当代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学术探索》2014年第6期。
[3]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7页。
[4]同上书，第247-248页。
[5]杜运辉：《“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年第3期。
[6]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0页。
[7]同上书，第379-380页。
[8]同上书，第325页。
[9]王亚南：《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三论》，《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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