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冬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5 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度，其丰富博大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与非物质两大形态——相当部分传承在为数众多的古乡镇中。近30余年来，一些交通便利、文化知名度高的古村落已开发成旅游业的亮点，如周庄、西塘、朱家角、乌镇等，虽然在那里也可能存在不当开发或过度开发的问题，但总体而言，其地的文化遗产受到重视与一定程度的保护。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绝大部分古乡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成为文化旅游热点，也吸引不了足够的外来投资，又缺乏足够的文化遗产保护内在动力，使其文化遗产处于自然流失状态。当下许多中青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许多古乡镇已鲜有30岁以下的农民，其文化遗产颓废速度加快。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往往突出体现在交通不发达的二三类乡镇。
古乡镇的民俗文化整体性使它在中国文化遗产中成为不可或缺的珍宝。本文以江西、江苏等地的三个个案为例，介绍日本乡镇开发的内发性理论，来探索交通不发达的二三类乡镇如何完善文化遗产保护的动力机制问题。
一、江西白鹭村以建筑为主的民俗价值
江西省赣县白鹭村留下了有800余年历史的69栋古祠堂。这是一片体现“客家人”儒教之风的古建筑。白鹭村位于赣县县城北部63公里处，面积约有1.5平方公里，但由于交通不便，基本上没有发挥它的文化旅游潜力，甚至使其保护也面临困难。
白鹭村始建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其创始人客家农夫钟舆为唐朝名相钟绍京的第16代孙，当时他携妻与二子从兴国放鸭至此。相传他到了此地，梦到一群美丽的白鹭，所以以白鹭作为村名。
明清时期，钟舆后裔将这个僻野山村建设成了一个民间儒家文化的荟萃之地。如今这69栋古祠堂没有一套新式民居相杂，仍有2 000余名钟氏后人聚居在该村。其古建筑的民俗价值简介如下：
世昌堂，是上坑、洞田等一带乡镇的钟氏总祠堂，始建于宋代，历经数十次重修。此祠堂初建时为祭祀白鹭村的创始者钟舆，因其字世昌，故名。听族人讲：往昔，祠堂内有清代礼部尚书戴均元、状元刘凤浩等文化名人的金匾木联，今已不存。祠堂院内外立有数百对刻录子孙功名的旗杆石，广场铺有石拼的八卦图案，是族人共祭祖先和举行文艺庆典演出的地方。这种活动除了“文化大革命”中一度中断，已延续800余年。
洪宇堂，建于明末，位于世昌堂左侧，是钟氏之分祠，专祠族中贤人百岁老人钟邦梧。他勤奋好学，一生不仕，专心攻医，成为当地的一代名医。他常常为乡民免费看病，深得爱戴。明天启三年他逝世时，朝廷敕修此祠，其南门柱坊上建有五重方木垒成的如意斗拱。如今，洪宇堂的儒教祭礼将他的事迹与精神传承至今。[1]
恢烈公祠，建于乾隆年间，位于该村西北山麓下，内有三栋连体建筑，设“葆中堂”“友益堂”“观音厅”等。葆中堂正厅是清代排练东河戏（江西地方戏名）的地方；友益堂正厅有清成亲王的书赠木联，字画满堂，充满浓郁的儒教文化气息，被誉为“山沟里的大观园”。[2]
王太夫人祠，建于道光年间，为供奉嘉兴知府严崇俨生母王太夫人的祠堂。前后二进，天井宽阔，绕天井而成的回形楼廊，朴素雅致，是我国封建时代为数不多的女性祠堂。听当地人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白鹭的古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唯有王太夫人祠完好无损，因为当地居民对她的敬仰抵御了当时强大的政治冲击。王太夫人作为知府的生母，一生相夫教子，培养出几个优秀子女。她自己布衣素食，用家财为病人施药，为贫者施粮衣，为死于白鹭的乞丐安葬。她临终前，嘱咐儿子要建1 000担谷的义仓。王太夫人死后，其子建起了义仓，后来成为村中赤贫子弟免费上学的地方。所以，今天的赣县宣传部钟部长自豪地说：这是古代的“希望小学”。10年前，中央、省市电视台为此拍了专题片，香港企业家詹益邦先生知道后为之感动而捐资修缮该祠堂。
子善祠，是族人祭祀钟谷的场所，因其号为“子善”而得名。该祠位于白鹭村后山山麓，为一面坡顶的木结构悬阁，与当年嘉兴知府女眷学琴棋书画的绣花楼连接成四合院。钟谷在清朝后期为官，官至二品。他为官20余年，平冤案十数起，从家乡白鹭村析出巨资，修好长江300余里的“钟公堤”。他通音律，与其父一起将昆腔与当地高腔结合，形成了新戏种——东河戏，钟谷为此撰写了百余个剧本，使东河戏成为赣州地区的第一大戏。绣花楼池塘南堤筑有露天大戏台，是当年演出新河戏的主要舞台。[3]
从这些祠堂可以看出，白鹭村的祖先崇拜重点是儒教的贤人崇拜。当年的祭祖仪式中，除了要“慎终追远”对祖先表示仰慕外，还要表彰当时的优秀学子与为公利民的贤人，突出者会在旗杆石上留名，被族人视为光荣盛事。儒教培育了白鹭人“重教兴学”的文化精神，私塾、学堂、书院数量为全县第一，其村的“四留书院”“白鹭小学”等都曾经是赣南地区著名的好学校。在明、清时期，这个如今也只有2 000余人口的山村，出了568个秀才、17个举人，宗谱记载的入“仕宦列传”者602人。当时白鹭村曾有天一池、二义仓、三元宫、四逸堂、五福第、六角亭、七姑庙、八角井、九成堂、十字街等十景，有四条主要街道和繁华的商业区，已有城市的雏形。[4]
白鹭村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听村里人介绍：1930年2月，陈毅、罗炳辉建立了以白鹭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1930年9月，毛泽东、朱德在白鹭福神庙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军团会议，作出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正确部署；李富春、蔡畅曾经多次在白鹭指导苏区工作；红军长征后，罗孟文主持的中共特委，在白鹭一带坚持地下工作；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粤赣省财政部长钟声湖等是白鹭籍的烈士。可见，儒教信仰并没有阻碍白鹭人走上革命之路。
如今，该村古建筑的维修需要较大的资金，他们难以承担保护其文化遗产的经费。虽然有香港企业家捐资修缮，但对整体的村落保护仅是杯水车薪。由于白鹭交通不便，这个古乡镇的民俗建筑并没有实现其文化旅游的价值，乡民收入还是以农业收入为主。
二、江苏千灯古镇以戏剧为重点的民俗价值
江苏省昆山市的千灯镇，离苏州市中心35公里，距今已有2 500多年的历史。千灯古镇因文化底蕴丰厚而被人们称为“金千灯”。这里是被列为“中华七十二伟人”之一的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的故乡，他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至今仍然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顾炎武的故居“贻安堂”为五进传统建筑，砖刻门楼栩栩如生；紧傍顾炎武墓地的顾园的楼、阁、亭、轩檐牙相啄，廊、桥、池、溪曲径盘回，有中国民俗建筑的艺术价值。顾炎武故居门前有一副对联：“落照昆山掩玉色，远分秦望感人思。”是清康熙皇帝南巡江南驻跸千灯时写下的一句诗。[5]这位雄才大略的满族皇帝向这位汉族哲人表达了敬意。
千灯古镇的民俗价值重点在艺术上，它是昆曲的发源地。镇内沿石板街南行有座“顾坚纪念馆”。顾坚是昆曲的创始人。馆内一楼是通过顾坚追索中国戏曲发展史的展馆；二楼则设有一个相当别致的古戏台，戏台顶部为中空的“藻顶”，里面交错排列着凤头与龙头状的木“仰”，是吸音又能扩音的古代“音箱”。元末明初的顾坚被人们敬为昆曲鼻祖。
昆曲孕育于元代，繁荣于明代。以《西厢记》《窦娥冤》为代表的元杂剧的成就表示了元代中国叙事文学的成熟，这个惊天破石的艺术成就和后来的昆曲，与当时中国海权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
杭州为江浙行省省治以后，北人南下。杂剧艺术也沿着大运河和长江水路南下，杭州、扬州、建康（南京）、平江（苏州）、松江（今属上海）等江南名城，都成了杂剧的荟萃之地。在北方享有盛名的杂剧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尚仲贤、李文蔚、戴善夫、侯正卿等人，纷至沓来；著名杂剧演员如珠帘秀等，也辗转来到扬州、杭州等地演出。杂剧的艺术形式使南方人耳目一新。杭州众多的勾栏瓦舍，转眼成为北杂剧的演出场所。
元世祖忽必烈和他的官员命令宫廷里进行一些剧目的演出。朝廷对白话文的支持方便了剧作家的写作，出现了和汉赋、唐诗、宋词能相提并论的杂剧艺术。[6]杂剧由一人主唱的形式，能较透彻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但其他角色只能作为陪衬。相比之下，更适于场上演出的南戏更合于戏剧的本质。由于杂剧和南戏两个剧种的汇聚，促进了相互的交流。后来南戏成为剧坛的主流。
元代海上贸易促进港口集市的繁荣悄然孕育了昆曲。昆曲的前身是昆山腔，早期流传于苏州、松江以及杭嘉湖等地。而被誉为“六国码头”的刘家港成了“东南大埠”，经济、文化遥遥领先。昆山自元代建州以来，就有四五月在街上立高台，集优人扮演台戏，狂欢终日的民俗，许多戏曲班社都常聚集到此演出。昆曲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到了社会文化大舞台的中心。[7]
明嘉靖年间，江西人魏良辅慕名昆山腔，来到昆山，从事“集南北曲之大成”的改腔方向革新后，昆山腔唱腔轻柔婉转、优美动听，表演艺术载歌载舞、高雅精湛。汤显祖万历十一年中二百二十一名进士，千灯人徐应聘同年中二百二十二名进士，两人遂成至交。汤翁创作出《杜太守还魂记》，带着剧本到千灯徐家老宅“湓渎新居”试演。后来改名为《牡丹亭》，成为有世界影响的昆曲代表作。后来昆曲剧本创作名家辈出，产生了梁辰鱼的《浣沙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李玉的《清忠谱》、朱素臣的《十五贯》、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传奇杰作。
至清朝乾隆年间，昆曲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从此昆曲开始独霸梨园，绵延至今六七百年，成为现今中国乃至世界现存具有悠久传统的戏曲形态。昆剧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许多地方剧种，如晋剧、蒲剧、湘剧、川剧、赣剧、桂剧、越剧、闽剧等，都受到过昆剧艺术多方面哺育和滋养。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首批19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中，昆曲名列第一，超过了日本的能剧、印度的梵剧。如今，昆曲正以鲜明的中国艺术特色走向世界。
千灯古镇虽然只在通往苏州的二类交通线上，但我们如果坚持彰显它的文化价值，它应该成为一个新的旅游热点。
三、江苏
直古镇以服饰为重点的民俗价值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的甪直古镇先后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国家AAAA级旅游风景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这些荣誉取得的基础是它具有许多民俗文化资源。如它有江南“桥都”的美称：一平方公里的古镇区中现有宋、元、明、清时代的石拱桥41座，其造型各异、古色古香，有多孔的大石桥、独孔的小石桥、宽敞的拱形桥、狭窄的平顶桥，也有装饰性很强的双桥、左右相邻的姊妹桥和方便镇民的平桥。其桥梁的密度，远超过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它有千年古刹——保圣寺。保圣寺建于公元503年，是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现在仍然有出自唐代塑圣杨惠之的泥塑罗汉，这种特具灵性的泥塑是国之瑰宝。古镇还有叶圣陶纪念馆、万盛米行、沈宅、水乡农具博物馆、萧芳芳演艺馆、王韬纪念馆、出土文物馆等一大批历史人文景观，这些人文景观无不在诉说着这个小镇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使游客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别具一格的民俗服饰。苏州吴县甪直、胜浦、唯亭、陆墓一带360平方公里的水乡地区农村妇女的服饰多以硕大的发髻、众多的饰品、精美的服饰为特征，而以甪直古镇更为代表。[8]甪直农村妇女梳髻髻头、扎包头巾、穿拼接衫和拼裆裤、束裾裙、着绣花鞋，这样的装束被称为“青莲衫子藕荷裳”。春秋季拼接衫面料以花布、土布、深浅士林布为主，色彩对比鲜明。上装常用几种色彩的面料拼接而成，装饰性强，有滚边、纽攀、带饰、绣花等。裤子多用蓝底白印花布或白底蓝印花布，裤裆用蓝或黑色士林布拼接。腰部的属裙长度齐膝，搁面和裙带上均有花饰。裙外系上一条小穿腰，穿腰上缝着大口袋，四周及带上绣着各种图案的花纹。这种服饰随着穿着者年龄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要求。青年妇女以鲜艳为主，巧妙地运用色彩对比、衬托、交错的手法，突出了水乡妇女的曲线美；而中老年妇女则以深色调为主，舒展宽大，古朴持重。甪直农村妇女这一身别致的打扮被苏州、上海的城里人称为“苏州的少数民族服装”。
甪直古镇也在通往苏州的二类交通线上，它丰富而有特色的民俗资源，也能使它成为如同周庄、西塘、朱家角、乌镇一样的旅游热线。
四、考察日本山村内发性开发理念的实际绩效
2003年初至2010年秋，笔者在日本千叶大学留学与合作研究期间，与导师宫崎清教授等多次探讨日本农村如何解决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现代化问题，并到日本的有关乡镇与上海的有关乡镇做了实地考察，觉得日本的某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在边远的山乡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以实现现代化，福岛县大沼郡三岛町的经验发人深省。三岛町是个高寒地带的古乡镇，20余年前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离开了那里，原先的8 000多人，只剩下3 000余人，这与当下中国许多古乡镇的情况十分相近。后来，在宫崎清等学者的推动下，经过了“故乡运动”“健康运动”“地方工艺品运动”等阶段，将传统工艺品与当代人民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将民族工艺品与现代化工业设计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文化影响与经济效益，并将传统祈福的“冬之祭”等民俗活动予以复兴。如今，三岛町的工艺美术馆与传统民俗已使该地成为城里人的旅游胜地，经济效益在20年中提高了10倍。曾任千叶大学副校长、工学部部长宫崎清教授为三岛町的文化复兴，先后到该地去了200余次。他在实践中形成的某些理念值得深思与借鉴。以下介绍他提出的一些观点。
（一）乡镇现代化的新视角——内发性开发
内发性开发是指在乡镇建设中，由居民内部产生出来的构想和提案，某些提案也可经外部的诱导而产生，但这些提案的主体是当地的居民，或者决定乡镇建设方向的主体是居民。一个地区用自己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推动乡镇建设计划者，称为内发型；相反地，完全靠外界的帮助而进行的乡镇建设计划，则称为外发型。一般而言，大部分的乡镇建设计划都是在内发型与外发型计划的相互作用之下进行的。乡镇建设应以本地区的历史和风土密接的方式崛起。通常，乡镇建设这场戏的导演（居民们）隐藏在错综复杂的问题中，真正的主题为何，常常不明确。此时，将这许多问题加以整理，使主题明确化的作业，是当地行政部门的一项任务。提供建言、制造机会、暗示方向等等，是当地行政部门担当副导演的任务，扮演引路人的角色，作为乡镇建设的引爆剂。当地的居民与行政部门成为内发的乡镇建设的两大支柱，彼此协调，携手共进。[9]
简言之，宫崎教授的乡镇建设的“内发性开发”理论强调了当地居民是开发的主体，很接近“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的唯物史观。实际上该理论解决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是当地居民的内在机制问题，而在我国，古乡镇的文化遗产保护只是少数文化干部的行政事务，或者是少数文化产业投资商的经济事务，真正的主体往往缺位。这是亟须改变的。
（二）地方即历史，即个性——乡镇建设中的文化意蕴
宫崎清教授提出：地方即历史。任何地方都有各自的历史，以及祖先所建立，后人加以创新、继承的各种生活文化。每个地方的历史、生活文化都和我们人类各自的人格一样获得公众的认同，并受到保护，任何人都不可予以毁伤、揶揄，它具有“地方格”。“地方格”即“地方的个性”，因此各地的乡镇建设的手段、内容、目的、方法、程序等便会因地而异。首先要做地方的生活文化调查，所谓调查是指踏察（仔细踏遍地方，五官总动员，实地走访、调查）。无论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类的智慧、生活技术，以及借由这些所产生出来的各种事物。在调查中，找出这些“特色”，再度认识地方的文化意蕴，是乡镇营造与设计的出发点。[10]
笔者曾经考察了日本鸟取、山梨、长野、千叶等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生活方式保留了浓郁的传统文化韵味，大部分住宅仍是带庭院的木结构农舍，有中国的唐代遗风。内设施是传统家具与现代化电器共处一室，墙上往往挂有与中国风格相近的传统书法与绘画。饮食以传统和食为主，保留了较多的传统礼仪民俗。各地很珍惜本地的祭礼与文化遗产，一些喜庆驱邪的大型祭礼如时举行。当地的一些神社或文化遗址，被精心保护。有时，山间的一个小型的寺庙神社在其山下刻石标明为国宝，因为其已有较长的历史，游客只能在山下用望远镜远望瞻仰。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学习了西方欧美国家的科技、教育、政治制度、法律等，“脱亚入欧”的口号曾响彻云霄。但实际上，日本仍较好地继承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使之现代化。这个意味深长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运动，在农村以不同的形态与命题出现，如“寻找地方之宝运动”“创造地方之华运动”等。本质上都是使日本传统的文化成为现代化建设、广大国民现在与未来美好生活的要素与动力。
日本有发达的旅游业，得益于广大农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如鸟取县的米子市，仅是一个4万人的乡镇，当地将古代流传下来的一则民间传说——鬼太郎的故事，确定为市镇建设的主题，吸引了大批海内外的游客。
日本政府为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并合理开发制定了相关的法律。1973年9月，日本五个政党在第71届国会上共同提出“传统的工艺品产业振兴法”并一致通过，这是史无前例的。中华民族要在21世纪中叶实现全面复兴，就要将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决策之一，保护古乡镇当是其中之重。
五、完善中国乡镇的保护动力机制
江西、江苏的个案在古乡镇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中具有普遍性。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本之举是构建持久有效的内在动力机制。我们来审视目前在保护中国文化遗产——包括其重点之一的古乡镇保护的几方面的活跃力量：
（1）当下，由于中央政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各地政府的文化部门已经积极投入当地非物质文化名录的申报工作，成立了由近10个部局委组成的联席会议，已经进行了接近10年的普查与认定工作，无疑会带动这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可以说这是一种保护古乡镇的自上而下的动力源。
（2）近30余年来，本土文化研究汇成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潮，这是整个社会文化的总氛围。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保护古乡镇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虽然对其规律的认识还在初级阶段。
（3）近年来，古乡镇的文化旅游成为热点，引发不少旅游管理部门、相关投资者、经营者对古村落的兴趣，他们也可能成为古乡镇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动者。
（4）古乡镇保护这项使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基础工程会激发当地民众的文化自觉，是最重要的动力源。这个动力源刚刚启动。
当然，在这些动力源的启动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古乡镇的“死角”仍然大量存在，如本文论述的江西省赣县白鹭乡实际上是资源的大规模闲置，连江苏省的千灯古镇、甪直古镇一些文化资源也没有充分开发。其中，可以罗列一些原因：如古乡镇居民对本地文化遗产保护缺乏自觉，某些开发商对文化资源不当开发与过度商业化，学者对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难点、重点问题缺乏系统的学理研究，有关部门还没有形成有序、有效的参与机制等等。但笔者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和当地居民没有确立起文化遗产是一种文化财产的理念。
笔者在2003年到2010年的国外留学与合作研究的七年中，实地考察了日本、新加坡等国的文化产业与社区建设，认为这些国家的文化产业之所以有值得我国学习的地方之一，是他们把社区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文化产业联系起来。
日本是个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在国际文化市场的占有率上，长期处于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的地位。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在世界第一个提出“无形文化财”观念，这种理念在全民的牢固树立是它文化产业发达的原因之一。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日本称为无形文化财。日本政府和学界认为：为了推进文化产业战略，日本人自己要真正认识“日本的魅力”，以此来推进“感性价值创造”的国民化活动。“日本的魅力”包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审美意识、风俗习惯、传统文化、技艺工艺等。这是支持日本的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环境。[11]日本人从江户时代起形成了匠人意识及其文化。匠人们认为产品好坏和自己的人格荣辱直接相关，因此对手艺的熟练精巧与否十分在意，有着超乎寻常的艺术追求。如果有质量不好的产品流通到市面上，会被看成是制作匠人的耻辱。[12]许多别国发明的产品，被日本人学会后，经常会出现徒弟打败师傅的局面。这种传统使日本人对国家级“人间国宝”的荣誉极其珍视。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将本国的文化遗产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13]
日本法律规定：文化财产持有者同时也是文化财产的传承人，如果文化财产的持有者将自己的技艺密不传人，那么，无论他的技术有多高，都不会被政府指定为“人间国宝”或“重要无形文化财产的持有人”。这一系列法律措施的颁布实行，对无形文化财产的传承与保护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14]
1955年，日本开始了以工艺技术和戏剧、音乐等古典表演艺术为对象的“重要无形文化财富”及民间艺人的指定工作，首创了“人间国宝”保护体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推广。到目前为止，这个体制已在日本之外的韩国（1964年）、泰国（1985年）、菲律宾（1994年）和法国（1994年）得到了推广和建立。从1996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首尔、威尼斯、东京、马尼拉等地举办了数次“人间国宝保护体制国际培训班”，对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5]
基于我国很多乡镇处于文化旅游热线之外，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进行以下事项：
（1）使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理念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使其重要性与相关理念、政策、法规、部署传播到每一乡镇、社区，成为当地居民的文化自觉，为基本单位的“属地化管理”模式奠定思想基础。
（2）政府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有引领与规划功能，要使之成为各地政府的历史使命与发展目标，成为政府总体考核的必要内容，而不仅仅是政府文化一个部门的行政事务；因为从根本上说，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事关中华民族在21世纪中叶实现全面复兴的公益性事业，所以应确定各级政府“守土有责”。
（3）为了使有限的保护资金用在刀刃上，要由政府牵头，组织相关干部、当地民众代表与学者“三结合”的普查队伍，摸清“家底”，使一些濒于失传的无形文化遗产得到抢救，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遗产及时保护的路径。
（4）各地人大应根据当地文化遗存制定相关保护政策、法规——包括出台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个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激励政策，以汇聚本土居民与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个人等多元资源来共同保护；并对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产业、文化产业提出明确的保护要求与条例，达到“保护为本”的首要目标。
（5）国家与各省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要设立相关课题，在国家层次上，要组织学术力量加快完成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学”；各省市要组织相关学者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重点问题进行有序、系统的研究，避免重复劳动。从而使各地的文化遗产保护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与科学的方法与路径。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江西省赣县文史资料第九辑《客家古村白鹭》，2001.4.15。
[2]同上。
[3]以上古建筑的实际情况由王宏刚、陈宏强实地调查，其历史情况参见该县文史资料第九辑《客家古村白鹭》，2001年第4期。
[4]同上。
[5]孔晓宁、管志华：《千灯古镇探人文之光》，《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3月4日。
[6]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7]许祎祥：《昆山腔的产生和改革》，《太仓日报》2010年2月10日。
[8]戴欣佚：《苏州甪直水乡妇女服饰变迁与保护》，《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
[9]宫崎清：《人心之华》，中国台湾省手工业研究所千叶大学宫崎研究室，1996年，第42-46页。
[10]宫崎清：《人心之华》，中国台湾省手工业研究所千叶大学宫崎研究室，1996年，第56-59页。
[11]刘华：《日本文化产业国家战略解读》，《新华国际》2011年10月13日。
[12]刘晓峰：《日本的面孔》，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13]周星、周超：《日本文化遗产保护的举国体制》，《文化遗产》2008年第1期。
[14]赵斌：《“人间国宝”是大师，也是财产》，《成都日报》2011年6月9日。
[15]赵斌：《“人间国宝”是大师，也是财产》，《成都日报》2011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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