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与哲学之间

蒋小杰

在施特劳斯的语境当中，现代性及其危机是被他作为政治哲学的论题来进行处理的。施特劳斯把现代政治哲学看作是政治化的哲学或哲学化的政治，其核心特征是工具理性和价值无涉；古典政治哲学则是真正政治的哲学，其核心特征是价值理性和价值关涉。现代性的方案是要给予人类一个坪然心动的未来:通过人类自我的力量可以建构一个能够实现所有人团结的、永久和平的普世社会，其核心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物质的普遍富裕、成员的理性共享、制度的自由民主，科学技术为这一普世社会提供了足够的支持。但20世纪的历史却使向来颇为自信的这一西方文明图景遭遇到了根本的怀疑和现实的挫折，一方面理性排斥价值导致人类面临深刻的虚无主义，另一方面暴政泛滥致使人性的尊严面临冷酷的挑战而不断丧失。20世纪的经历表明:人们发现普遍富裕根本不是正义幸福的充分条件，甚至连必要条件都说不上；自由民主因把品德归结至私域，使得社会始终无法专注于品德的培养，更无力于培育尽职尽责的道德个体；原先所预期的理性共享的成员其实只不过是欲望充斥着的个体，自由民主的结果必然退化为纵欲的平等主义；理性只不过是用于判断的工具而已，在根本上它无法区分明智与愚蠢、正确与错误。现代性的危机表现为对文明前行方向的满满信心的破灭，当由进步观念所支撑起来的真理体系遭到否定，当至诚笃信的建构方案变得飘摇，西方文明的虚无危机也就无可避免。

作为政治哲学的论题，现代性的本质在于它是政治化的哲学，其核心特征是工具理性和价值无涉。不难看出，由哲人们所设计出的现代性方案，科学地建构起来的政治必然是对日常政治的远离。作为政治哲学论题的现代性，其中始终贯穿着“特别的理性主义”，它借助“理性的权力”把本然是哲学的气质挪用于政治的领域，于是本然以求善为要务的政治转向以求真为其要务，这就是政治的哲学化。政治的哲学化意味着现实政治的正当性需要经由哲学的合理性论证才能获得，唯有能够经过哲学论证验证的政治才能被接纳为合法的政治。既然现实的政治在哲学家的视域之内总是这样那样的不够合理，或者说，不够哲学，于是对政治的批判就应该成为常态，政治就要不断地对现实进行哲学的革命，这必将严重地伤害现实。不仅如此，政治的哲学化还伤害到原本意义上的哲学，政治的哲学化同时意味着哲学的政治化，它试图使哲学服务于权威的世界，这无疑是对哲学精神的根本否定。因为哲学的政治化还试图把哲学嵌入进政治的轨道，必将因大众之欲稀释掉哲人之爱，这必将使哲学的生活平庸化。

现代性既然被施特劳斯置于政治哲学的论域之中，那么现代性的危机也就不可能离开政治哲学而纯然哲学地化解；既然现代的政治哲学其实质是政治化的哲学，那么在施特劳斯那里，只要能够寻找到真正政治的哲学，把政治化的哲学成功地转换成政治的哲学，就能有效地纾解现代性的紧张。真正政治的哲学不同于政治化的哲学，它是面向政治、关照现实的哲学，它带着探询万物之自然的理性爱欲面向政治事物，试图透过种种关于政治事物之现象的意见获取政治事物之自然的知识。对政治哲人而言，政治的哲学所要完成的是走出洞穴之后的返回洞穴，离开城邦之后的转回城邦，真正的政治哲学既是上升之路又是下降之路。就施特劳斯的意图来说，政治的哲学所看重的是下降之路而非上升之路。施特劳斯把这条道路称之为“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它视哲学和政治为两种异质的生活方式，但是各有其有限性的生活方式，因此既需要政治的上升也需要哲学的下降，它彰显了政治与哲学的紧张关系。从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反观现代性就可以发现，现代性之症结在于理性爱欲的僭越打破了政治与哲学的平衡，当现代政治哲人成功实现了对古典政治哲学所持守的自然正当的背叛与篡改，以至于哲学无节制地实现了对政治的规定之时，当原本私人性的、以沉思静观为务的哲学以强有力的批判方式和改造姿态切入原本公共性的、以行动实践为要的政治领域之时，现代社会受到的伤害何其之重，以至于最终不仅失去了前行的目标，甚至连前行的信心也失去了！

施特劳斯虽然把现代性看作是个人自然欲望与哲人理性爱欲叠加的结果，但他很显然更多地把现代性的本质视为用哲学规定政治，用知识美德取代道德美德，故其最终导致虚无的危机，但施特劳斯并不认为这种危机真正能够得到完全的化解。这是因为:一方面，现代性既然是建立在认可个人欲望的正当之上，社会进步的动力归因于个人贪欲的释放，既然欲望又是人之自然中的必要构件，那么只要有相应条件的触发，现代性必将无可避免；另一方面，现代性通过把哲人的理性爱欲转化成人民的利益算计而获取了强大的改造力量，并且把亚里士多德有意予以圈禁的科学技术充分地释放出来，在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和诉诸时空的历史主义双重引导之下，最终使自身失去了任何的善好航标，甚至追求善好的意识和裁决善好的能力。因此，要想真正地纾解现代性，一方面就需要从整体的社会层面取消个体利己欲望之正当性的地位，或至少把个体之欲望重新纳入特定的价值序列当中并给予非基础性、非始源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则需要使计算理性回转成为智慧理性，或者说，从大众手中收回理性爱欲，重新使之困囿于哲人圈内，同时哲人对此又能保持足够的克制。因为施特劳斯更多的是把现代性看作是哲学的政治化或政治的哲学化所致，因此现代性纾解的关键在于后者。倘若没有切实可行的举措把原本只应限制在特定圈子之内的“奇技淫巧”从启蒙了的大众那里重新收回，那么现代性终将无解。施特劳斯看到现代性已经通过理性启蒙向大众普及了科学技术，但除了告诫现代人重返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温良清明——这更多地依靠政治哲人的自我克制，他并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恰如其分地安置大众之利己物欲和哲人之理性爱欲。

毫无疑问，施特劳斯所提出的化解之道只能在少数哲人身上推行，而无法扩展至绝大多数的大众身上；这就意味着，至少在大众的层面之上现代性危机是无解的。施特劳斯的分析表明:既然现代性源自于哲人的理性爱欲与大众的利己物欲的相结合，既然理性爱欲和利己物欲都是人类之自然构成，那么只能说现代性乃是人类之宿命。现代性的基础固然充斥着大众那无有休止、有加无已的利己物欲，但大众在实际上并没有扮演时代弄潮儿的角色；相反哲人则凭借着释放出来的科学技术实际地主宰着和引领着现代社会，而且还通过政治国家的建构以实现彻底的改造。所以说，倘若追究现代性所引发的危机后果，那么应该为之负责的就只能是现代的哲人；施特劳斯所予以责难的不是哲人本身，特别是古典意义上的哲人，而是那些已经是被政治化了的哲人。但问题是，现在人类是否还有力量解除哲人对政治的宰制，是否还有可能使哲人解甲归田?在大众已然被理性启蒙的今天，在启示信仰之路已然关闭的情况下，施特劳斯不无黯然:或许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把那些有资质的才俊之士尽可能早和尽可能多地引向对人类之根本处境问题的沉思当中，以防止他们被政治化走向迷狂。施特劳斯尽管给出了通过阅读古人的大书以开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但他并没有在大众的层面上指出走出现代性危机的道路，因为毕竟有心志、有心力去阅读古人大书的人只能是少之又少的他所谓的有资质的才俊；而绝对数量的大众终其一生为其生计都在紧张的劳作。极其看重城邦与道德的施特劳斯并不就认为大众应为现代性负什么责任，他所担忧的是哲人的任意妄为。喻于利之小人固然对喻于义之君子的所言所行不明所以，但喻于义之君子未必就能体会喻于利之小人的艰辛苦难，甚至压根就不屑于去体会。对于大众而言，在其紧张的劳作之余还会不经意地仰望一下星空，或聆听一下天籁，这本身就已充分显示着他们的内心依然留存着的那份尚未受污的纯粹自然之域。而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各种哲人、专家面向大众一味地去蔽、揭秘，实际上，他们早已被所谓的理性弄瞎了眼睛，根本就看不见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他们自诩带着阳光的温暖回到洞穴之时，殊不知他们只是从隐蔽的“第二洞穴”返回到了“第一洞穴”，他们何曾被灿烂的阳光普照过?既没有被阳光普照过，又看不见大众的日常生活，这些人岂不就是一批毫无心肝的睿智专家吗?！既不懂哲学理性，又不懂政治习俗，不就是一批报废了的启蒙哲人吗?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批判，所带来的最终的启示毋宁说是这样的一个对那些满心爱智之哲人的警示:对于那已然走出洞穴、识见过灿烂阳光的哲人来说，真正地怀着对故土的眷顾、毅然重返昏暗洞穴，或许才是真正的理性爱欲！施特劳斯现代性理论所带来的启示是:文明的延续、人性的提升，端赖于要能够寻求和保持政治与哲学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