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书|西部生态变迁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影响

该书系作者长期致力于西部环境史研究的成果，全书60.3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该书以原创性理论——“同质化变迁说”——为学术工具，分上、中、下三篇，围绕“清代、近代、现当代”中国西部社会变迁与生态环境的互动拮抗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学术解析。

“上篇”部分（第1—3章）对清代（1644—1840年）中国西部社会变迁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该书指出:自清代开始加速的中国西部的社会变迁，本质上是一个外生性的文化播迁、置换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可称之为“同质化变迁”。其中，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同质化，也即与内地趋同化——此时期其最主要的方面，是西部原本多样化的大地景观、生计方式的农业化。西部生态环境的巨大变迁即是这一过程的直接结果。

伴随着政治秩序、族群格局和文化认同的变迁与重构，一方面，中华国家与族群的同质性大为增强。另一方面，农业区域在西部的普遍扩张及其与各地极具差异性的自然生态的拮抗不谐，对西部森林植被造成了严重破坏，加剧了北方农牧交错带土地的沙化和水土流失，导致了西南山地大面积的生态恶化，促进了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河西走廊等地区的土壤侵蚀和西北干旱区湿地的退化，对西部脆弱区域环境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中篇”部分（第4—6章）对近代（1840—1949年）中国西部社会变迁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及其影响进行了探讨。该书指出:从空间看，从清代开始自东而西、由内地而边疆的庞大“同质化变迁”过程，在近代以后成为经济全球化、现代化的一支:自西方而中国，再由沿海浸及西部地区。在内容上，这一复杂的文化同质化整合过程增加了诸多新的东西。

在农业化、工业化的双重影响下，西部地区环境变迁的范围、强度都大大增加了。其中，农业化仍然是影响西部生态环境最主要的力量。农业拓殖的扩大对西北森林植被、西部干旱区湿地生态及黄土高原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导致了西南，乃至整个西部广袤山地生态的严重退化，也驱使农业分布向边疆、山地拓展，使西部生态恶化的范围不断扩大。就西部早期工业化的环境影响而言，一方面，自晚清起不断加速的西部工业，至抗战时期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近代工业布局；另一方面，急速发展的重工业在支撑抗战取得胜利的同时，对所在区域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亦极为严重。对此问题的探讨，目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方面值得深究。

“下篇”部分（第7—10章）分别对现代（1949—1978年）、当代（1979—2010年）中国西部社会变迁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影响及其体制背景、内在机制做了研究。

该书指出，现代时期（1949—1978年）中国“总体性社会”的形成，使西部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更为紧密，并加速进入到现代化阶段。与此同时，发展同质化与地理差异化所导致的巨大矛盾，又深刻地改变了广袤西部的大地景观，使现代的数十年成为西部历史上生态破坏空前严重的时期。就农业而言，此时期土地开垦之广，植被砍伐范围之大，生态破坏之烈，皆属前所未有。农业社会主义的持续展开，对中国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不利影响。就工业而言，经过20世纪50—70年代注入式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西部地区重工业化的工业结构空前加强，其生态后果也较前代更为严重。

该书指出，当代中国（1979—2010年）社会的变迁，就其性质而言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一部分。而本质上，当代中国的经济奇迹与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同一个机制的结果。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隐藏着实现社会财富的另外一些关键因素:包括隐藏在高额利润分成背后的极其低廉的劳动力、资金和土地成本，以及极其低廉的、往往体现为负数的资源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由此入手，可以进一步展开当代中国“环境革命”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宏观背景:强势政府、半统制经济与孱弱社会。其内在逻辑驱使“权力—利益”结构不断固化，其对于生态环境的直接和远期的影响，势必大量地呈现为严重的负外部效应。

该书认为:社会失衡乃是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深层根源——绿色重建将基于社会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