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是否必须卷入人物

所谓“人物”(character)，是一种“角色”情节元素。这个概念边界有点模糊:拟人的动物，甚至物(例如在科普童话中，在广告中)都可以是人物。一个文本可以描述动物经历的变化，如果该动物并不“拟人”，它是否算“人物”，该文本是否构成叙述，就是一个难题。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动物不具有“人物”的主体特征，动物哪怕经历了某种事件(例如在描述生物习性的科学报道中)也不能算叙述，而是陈述。叙述中的“人物”，必须是“有灵之物”。也就是说，他们的经历，具有一定的伦理取向。例如“舐犊情深”就是叙述，因为母牛被赋予人性。

再例如广告中的牙膏，为某种伦理目的(例如保护人类的牙齿)，“甘愿”做某种事(例如改变自己的成分)，这牙膏就是“人物”，这类广告就有叙述，只说某某牙膏获得了新的有效成分，就不是叙述，而是陈述。同样，讲北极熊因为生态变化而死亡，不是叙述，是生态科学报告;而讲北极熊因为环境变化而悲伤，就是叙述，因为这是人性。自然风光电影《帝企鹅日记》是叙述，因为解说把企鹅家庭人性化。

应当说明，叙述究竟是否必须卷入人物，至今大有争议。有不少学者提出的“最简叙述”定义，没有涉及人物这个必要元素。语言学家莱博夫的定义是:“最简叙述是两个短语的有时间关系的序列。”^[36]他认为:“一个叙述必须包括至少一个时间转换点。”(temporal juncture)^[37]哲学家丹托的定义:一个叙述事件包含以下序列:

在第一时间x是F;

在第二时间H对x发生了;

在第三时间x是G。^[38]

莱博夫与丹托这两个定义没有把叙述局限于“有灵之物”，如此定义的叙述显然可以在科学中找到，例如化学实验报告。普林斯认为“最简故事(minimal story)”应当是:“仅仅讲述两种状态(states)和一个事件(event)的叙述，如(1)一种状态在时间上先于事件，事件在时间上先于另一种状态(并且导致其发生);(2)第二种状态构成了与第一种状态相反的方面(或者改变，包括“零”改变)。”但是他接着举的例子却牵涉人物:“‘约翰心情愉快，后来见到彼得，结果心情很糟’是一个最短小的故事。”^[39]还有学者认为，卷入动物的事件也应当是叙述。阿瑟·伯格认为:“叙事即故事，故事讲述的是人、动物、宇宙空间的异类生命、昆虫等身上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40]若真如此，为什么叙述不能讲述发生于细菌甚至非生物的事件?

笔者认为人物(人，以及“拟人”)是叙述绝对必需的要素，不然叙述与陈述无从区分，如果呈现“无人物事件变化”的各种陈述，例如实验报告、生理反应、机械说明、化学公式、宇宙演变、生物演化、气象观察记录等等也能视为叙述，叙述研究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形态，我们就无法讨论叙述的一系列本质问题。加拿大学者马戈林(Uri Margolin)认为人物是构筑叙述世界中首要并且必需的成分。他解释说:“人物是一个广义的符号成分，不依赖于任何语言表达，也与语言表达有本体论上的不同。”^[41]

也有一部分论者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叙述不仅要求有人物，而且人物必须卷入比较复杂的行为。

格雷马斯的行为者(actantial)理论，更进一步区分过程事件(eventprocess)与情节事件(event-action)，要求人物有所“行动”。如果只是回答“发生了什么”，那就只是一个“过程”，因为其中的人物只是一个“受动者”(patient);如果回答“他做了什么”，那才是一个“情节”(action)，他才是一个“行动素”(actant)。因此，“他病了”不是情节，“他笑了”是情节。前句的动词是“状态动词”，后句是“事件动词”。因此，在格雷马斯的叙述语法体系中，关键的是人物要“造成发生”某情节(faire)。^[42]应当说，作为叙述的底线定义，这个要求太高。

似乎为了说明格雷马斯对叙述的要求，范迪克(Van Dijk)提出一个叙述“目的论”的定义。他认为叙述是“某个(自觉的)人，有意图地造成某种事态变化，目的是造成某种意向的事态或事态变化”。^[43]赫尔曼进一步解释说:叙述情节必须是“人物+情节+目的”，例如“虫是一种低等动物”，不是叙述，“他变成虫”也不是叙述。“早晨，格里高利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也不是叙述。只有“格里高利用嘴打开卧室的窗，想与办公室经理说明一下情况”才是叙述，因为有目的。这样的目的论要求，未免把叙述的范围规定得过窄。“他会变成虫”已经是合格的叙述。

至今有不少学者沿着这个方向推进:赫尔曼(David Herman)区分“甲型事件”与“乙型事件”，格奥尔加科泊鲁(Alexandra Georgakopoulou)区分“小故事”与“大故事”，荣格区分“大梦”与“小梦”(本书第一部分第三章将会谈到)。不重要事件与重要事件的区别，在于故事是否精彩，它们都卷入人物。而没有人物，不卷入人的遭遇，此种事件的报告，基本上属于科学知识的范畴。

可以看到，叙述研究者们对“卷入人物”的要求很不相同，从无须人物，到“生命要求”，到“行动者要求”，或“目的论要求”。笔者的主张是取法乎中:叙述必须卷入人物，但是这是对叙述文本的底线定义。我们不能要求人物必须用某种特定方式卷入事件。例如山石砸伤了某人，不能说此人没有符合格雷马斯说的“造成发生”情节，或是如范迪克说的此人没有做达到某种目的的行动，因而就拒绝承认描述此类事件的文本(例如新闻)是叙述文本。

我们可以看到，认为叙述不必卷入人物的大多数是哲学家，逻辑学家。叙述学界对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论证透彻，但是笔者坚信，叙述必须卷入人物。为什么人物会影响文本的本质?为什么人物会决定文本的“情节性”?因为叙述的情节一旦卷入人物(人与拟人)，情节就具有主观性，叙述文本就成为“弱编码文本”，具有人的意识带来的不确定性，也获得了人文品质，给叙述文本带来认知、感情、价值这些因素，从而让二次叙述者能对人物的主观意义行为有所理解，有所呼应。下面第二部分第二章，会谈到“人文性”，是“二次叙述”可能并且必要的根本原因，而科学变化的描述必须遵循规律(例如水何时结冰)，自然事件的报道必须符合可以验证的观察(例如某某火山何时爆发过)，它们都不允许接收端有任何二次叙述化的变异，只需要接收者做出对应的理解。

不卷入人物，就不称其为情节，讲述它的文本也就不是叙述，只是陈述:“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不是叙述，是自然史的事件描述;“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全城几乎无人幸免”，才构成叙述，因为是人类历史事件，具有人文与社会的后果。

布鲁纳(Jerome Bruner)则进一步提出，人有两种思考方式:论辩式(argumentative)、叙述式(story)。他解释说:“一个好故事，与一个组织良好的论辩，是非常不同的。二者都可以用来说服，但是说服的东西本质上不同:论辩以真相说服我们，叙述以栩栩如生说服我们。”因为叙述处理的是“人或类似人(human or human-like)的意图、行动、变化、后果”。^[44]

人性主体问题，不仅牵涉叙述意识的本质，而且关系到叙述接收理解方式。现象学着重讨论主体的意识行为，讨论思与所思(noetico-noematic)的关联方式，利科把它演化为叙述与被叙述关联方式。利科在三卷本巨作临近结束时声明:关于时间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 time)与关于意识的时间(time of consciousness)，实际上不可分:“时间变成人性(human)的时间，取决于时间通过叙述形式表达的程度，而叙述形式变成时间经验时，才取得其全部意义。”^[45]叙述如何相应地重现意向中的时间，把叙述“变成人性的时间”，将成为贯穿本书讨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