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成因的伦理分析

“垃圾围城”的发生既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也有社会管理、生态伦理以及法制建设滞后等综合原因。破解“垃圾围城”既是政府的责任,也需要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支持。这种支持既是一种伦理义务,也应在一定范围内上升为法律义务,而公民的生态伦理反思是更为基础性的前提条件。

(一)产品生产环节的利己主义

商品生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不错,但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它应受到社会公德和商业伦理的评价。粗制滥造和过度包装就是典型例子:粗制滥造导致产品在很短时间坏掉,变成垃圾,增加社会负担。过度包装不但有失诚信,并且造成了资源浪费和垃圾增量。不必要地增加包装层数,外观漂亮但质量一般,包装体积很大而实际产品很小,或者使用过厚的衬垫材料等均属过度包装。《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2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受访的4306人当中, 97.5%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我国商品过度包装现象严重,其中76.0%的人认为非常严重。^[3]这种在满足私利的同时,造成多方面社会损害的行为,显然是伦理上的恶。生产环节是产生垃圾的源头,产品种类和数量增加是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但如果生产者只关心效益,而放任在源头上制造更多的潜在垃圾,就是对社会和民众的一种危害。商业伦理和社会公德建设需要对生产环节的过度包装给予伦理评价,形成舆论和制度的约束力。

(二)居民消费环节的享乐主义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市民的购买力显著增强,尤其是伴随电子商务的兴起,一些市民购买消费品陷入亢奋状态,大量频繁购买商品后,许多商品并不适合使用,新鲜过后往往搁置不用,直到草草抛弃成为垃圾。享乐消费在带来快乐享受的同时,没有充分发挥商品的价值,使商品很快进入垃圾治理环节,变成垃圾处理的负担,塑料袋的使用也是如此。国务院办公厅2008年1月发出“限塑令”,规定从同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但是这一规章目前名存实亡,生产者被罚款后继续生产,超市塑料袋不再免费后消费者选择花钱购买,菜市场的塑料袋基本还是免费提供。也就是说,全民的环保伦理普遍很低,更多看重眼前的个人利益和便利,缺乏顾念他人及其子孙后代的公益精神。

(三)垃圾丢弃环节的方便主义

垃圾要丢在垃圾桶,随着垃圾桶的增加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新的问题产生了,除了乱丢垃圾污染小区,更重要的是垃圾处理的末端,以填埋方式处理垃圾侵吞大量的土地,其中的有害垃圾还会污染土壤和水源,危害累积的结果必然是人类日益破坏自己的家园。短视心理和观望心态造成整体伦理水平的低位徘徊。垃圾焚烧和分类处理是垃圾治理的必由之路,但是垃圾分类已试点15年,市民的分类意识和行动好像刚刚开始。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如今,试点城市市民大部分都知道垃圾分类的概念,但真正做到分类投放的寥寥无几,分类垃圾桶形同虚设。当然,能否做到分类投放,不能单纯依赖提高市民伦理水平一个要素,还要综合利用经济刺激等手段。20年前,玻璃瓶、废金属都可以卖很高的价钱,但是现在居民收入提高了,废金属反而便宜了,玻璃瓶更是一分不值了。改变可回收垃圾不值钱的状况也是促进垃圾分类的重要思路,不过,这种纯粹基于利益的分类与环保伦理无甚关联。真正的环保伦理,首先是基于对所在城市未来居住环境的关心,基于一种并非单纯自利、自己便利就好,同时兼顾利他的社会共同体的情感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