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悲伤的定义涉及复杂的道德心理学图景,这里只能结合盖伦的相关著作进行一种初步的说明。可以确定,同斯多亚派相仿,盖伦也将悲伤视为一种具有根本性、优先需要治疗的负面情感。然而正是从这点出发,一方面可揭示出他与斯多亚派的亲近,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其理论框架内在的某种不一致。
首先从激情的分类与界定看,斯多亚派对此极为重视并将之作为哲学治疗的基点(Tusc.4.9[7],SVF3.483[8]),盖伦也持相似立场。例如,按拉尔修和西塞罗的记载,斯多亚派的激情主要包括悲伤(lupê)、恐惧(phobos)、欲望(epithumia)、快乐(h ê don ê)四种(Tusc.4.6,16;DL7.110[9])。其中悲伤被西塞罗称为人所能感受到的最大恶(Tusc.4.82),因为其他激情只能扰动我们的心境,悲伤则可以吞噬和毁灭灵魂(Tusc.3.27,76;4.63)。相比之下,盖伦则列举了五种激情:悲伤(lupê)、愤怒(orgê)、意气(thumos)、欲望(epithumia)、恐惧(phobos)(Aff.Dig.3,9-10)。其中lupê主要指向精神悲伤[10],其根源在于不知足(aplist í a)、贪得无厌。但“不知足”意义甚广,对应于柏拉图灵魂学说中的激情部分。辛格(P.N.Singer)甚至认为lupê被盖伦视为一种包罗万象的范畴。标题中的alupias在字面上即是lupê的一种反义形式,另外文中还有大量动词、名词形式等。盖伦在别处还曾提到,他的父亲建议他应首先培养克制悲伤的德性,因为所有人都想要这种德性,即使他们只是看似想拥有其他德性(Aff. Dig.6-12,29)。总之,lupê的诊断、规避与消除在盖伦的伦理工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作为一种首要的、包容的范畴,不局限于任何一种非理性能力的界域;作为一种可避免的心灵状态,有恰当准备的人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对其做出不同意。因此,辛格认为盖伦对lupê的突出强调,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的理性/非理性二元论相抵触,即与斯多亚派比较接近而远离柏拉图主义。
其实,尽管盖伦极力拥护柏拉图的激情定义而抨击斯多亚派,尤其是克律西波的相关论述,但强调情感的认知性这一观点并非斯多亚派的首创,因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早有相关论述。众所周知,盖伦反对以克律西波为代表的灵魂“一元论”,[11]极力赞赏波西多尼(Posidonius)将灵魂模型立基于柏拉图灵魂三分说的做法,并把后者视为敌营内一个可以修正学派正统之谬误、在争论中加以利用的人。总体上,盖伦认为激情(pathe)与意气部分(或激情部分,thymoeides)中的合于自然的主动活动(energeia)不同,它是这种活动失去控制或节制,违背自然的结果(PHP5.509),因而是一种非理性部分的非理性活动。而克律西波则明确指出,悲伤主要是一种针对当下之事的新近(prosfaton)信念或错误判断:即赋予中性之物以善恶属性,同时把对中性之物产生的悲伤情绪视为恰当的(Tusc.3.25,61,76)。因此,悲伤首先是一种对理性的误用,但作为一种身心的过度冲动(horme),这种新近信念还伴随一种心质的非理性收缩。然而,作为斯多亚派思想的重要传达者,盖伦却一开始就用灵魂三分法框定克律西波的一元论,即用理性部分或能力来理解克律西波的“理性”,用两个非理性部分或能力来置换克律西波的“非理性”。因此,他虽揭示了斯多亚派的物质主义观点,但倾向于将这种物理效果归因于身体的混合物或“非理性部分”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却较少触及克律西波关于如何就具体情境做出正确判断的论述,强烈批评克律西波实际承认了一种非理性能力,[12]因此与他坚持激情是一种判断的基本立场相矛盾(PHP5.26gff)。至此也就容易解释为什么盖伦和斯多亚派都将激情视为灵魂被某种冲动(horme)控制的结果,但二者对冲动与判断的关系的理解却大相径庭。此外,盖伦一方面坚持柏拉图的灵魂三分法,另一方面又把激情看成灵魂两个部分的产物,[13]这就使他在处理激情的本性及其与理性的关系上难以自圆其说。[14]所以他在悲伤问题上模棱两可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
正如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指出的,斯多亚派的主张也有其深层考虑:将看似外在力量的激情视为理性之内可以控制的错误信念,而不是看成无法控制的洪水猛兽,这既可使对激情的治疗成为可能,又能使人为其所作所为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既然这种可控、可选择的行为并未全由自然决定,人就可以通过一生中任何时段信念的变化发展、改造自己的心态和品性。但在盖伦看来,理性不可能反对自身(PHP5.372),因为激情完全独立于理性判断的根源和发展,并且拒绝服从理性;而错误(hamartemata)则产生于错误的意见,只涉及理性灵魂,本质上是不正确的推理和判断(Aff.Dig.1-3)。但他同时认为激情和错误在广义上都可称错误(Aff.Dig.2,Pecc.Dig.1),并偶尔将无序运动和非理性冲动视为理性部分的消极影响,而这也可能导致不正确的判断。换言之,在他看来,意气(thumos)可反对理性,激情可引发错误信念并强化自身,因此应先予以治疗(Aff.Dig.7);反过来,有些激情也有理智判断上的根源,克制激情需要对错误进行纠正。
由此可见,定义悲伤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它的成因:作为一种过度的冲动,悲伤究竟是对理性自身的误用,还是另一种与理性对抗的力量产生的结果?在此问题上,盖伦尽管强调悲伤等激情是非理性部分的产物,但其实也承认了认知因素的影响,这使得他的治疗策略体现出某种折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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