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路线引领了我国工业迅猛发展。“大国崛起”的经济新形势下,我国的生态环境却付出了惨重代价。浙江省作为我国经济大省,在2013年提出了“五水共治”的生态建设主题,首次将生态水资源问题提升到治省战略的高度。
浙江省从单纯的污水治理到“五水共治”倒逼转型升级,经历了对污染水源的直接处理、短暂性见效到根源性防范、长远性见效的目标转变。政府政策生态倾斜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外部条件是工业污染与生活质量下降的利益矛盾被激发,内在生成机制是人类理性中的“道德自律”唤醒了“生态内因”。从外部因素看,环境污染造成民怨沸腾:2013年浙江省频发的“水闹剧”,如:各地市邀请环保局局长“下河游泳”、杭州市民哄抢饮用水等事件,警示我们水资源保护捉襟见肘。从浙江省2013—2014年(上半年)跨省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的水质情况以及浙江省环保厅的最新调查数据:2014年1—5月,全省145个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中,有83个断面满足功能要求,达标率为57.2%。其中,Ⅰ—Ⅲ类水质断面85个,占58.6%;Ⅳ类18个,占12.4%;Ⅴ类11个,占7.6%;劣Ⅴ类31个,占21.4%。[13]恶劣的水资源状况严重损害了居民的生存利益,激发了居民的“渴望绿水青山”的生态需求。
从内在机制看,“五水共治”的全面开展是人类道德自律唤醒生态内因的结果。道德自律是人的道德觉醒,人类“理性”思维开始指导实践。康德为了确立道德自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从人的两重性(感性和理性)出发,认为只有理性之人才能为寻找到自由并奠定一个永久的基础。他认为,在感性世界中,人的行为以欲望、利益、爱好为基础。在知性世界中,人的活动以自律的道德原则为基础,“不受任何感性利益所影响。”[14]在康德这里,感性和知性世界互不僭越,泾渭分明。黑格尔从“纯粹形式”角度批判康德的道德自律缺乏具体的内容;马克思则批判地吸取前人的观点,把道德自律的理解置于历史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从具体的历史过程和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自由、自律问题。“现实的人”是感性和理性的交织体,随着社会环境、角色的变化而施展思维能力。就如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经济水平快速发展,人民的基本生活、感性的吃穿用度基本得以保障。面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人的理性思维不断被唤醒。在理性思维中,包含了人的道德思想和伦理价值,2013年频发的水闹剧是人道德意识的深刻反思。群众为表达不满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不仅是对政治忽视生态的抗诉,也是人群内部高呼“道德自律”的体现。由“高扬主体”到自律的态度转变,是浙江人民意识到了一对因果规律:人类对环境无底线地索取施压,环境给人类的不良回馈同样是无底线的。在生态与发展这对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之时,人类必须反观自身,调整发展模式。道德自律是当下群众为争取生存利益而选择的伦理价值。正如马克思说的:“道德自律的基础是利益,道德价值是人的需要和利益的内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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