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当中“理性”（科学理性）与“自由”是两个最重要的主题。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理性”更多的是属于近代哲学的“科学主义”面向的，而“自由”则更多的是属于“人本主义”面向的。对于二者的关系，一方面，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即“理性”首先是人之所以自由的前提。因为如果我们只有自然的本能、欲望、情感的话，那么我们与处于普遍的必然性自然规律中的动物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更没有自由可言。因此只有把人看成是理性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于自然的，人才有自由可言。这一超越正体现在人的科学理性上，即人可以认识自然规律、把握自然规律，自然只是人的对象、客体、质料，人可以超逾于自然规律（必然性）之外，从而是自由的；另外这种理性应该是出自于人自身的，而不是出自于外于人的上帝的“天启”，因此它是批判的。“启蒙就是批判的时代，而启蒙时代的人因为具有这种批判的理性，因为对权威和成见的怀疑……同以前一切时代的人相比，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气质……这个启蒙气质……是现代的……现代人具有一种改变自己和批判自己的气质。”[12]但另一方面，（科学）理性这一开始时表现为批判性与革命性的力量，后来又演变成为支配性的，它是人们进行认识的唯一合法的途径，因而是统治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与视角的一种“支配类型”，人们以之批判一切，却并不批判“（科学）理性”本身的权威。“（科学）理性”成为新的上帝与宗教，从而发展为一种成熟的“科学主义”，其中又衍生出了“本体论的科学主义”“认识论的科学主义”“方法论的科学主义”和“价值论的科学主义”，这是与“启蒙气质”相违背的，因为这样的“（科学）理性”将自由扼杀了。
“本体论的科学主义（Ontological scientism）是指运用科学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已经详尽无疑地囊括了所有知识，它假设：在科学理论中未提及的东西并不存在或只有附属的实在。本体论的科学主义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且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实在的所有方面，它使科学的世界图景构成终极的实在。”[13]“本体论的科学主义必然导致认识论的科学主义，因为我们无法认识不存在的任何事物，无法认识科学不能了解的实在，因为没有这种实在。认识论的科学主义（Epistemic scientism）……的特点是：科学方法是获得知识的唯一可靠途径；科学是我们了解实在（Reality）的唯一手段。我们能认识的实在是科学了解的实在。这表明，超越科学认识范围之外的不能算作知识；除了科学，没有其他有充分根据的认识活动。”[14]“方法论的科学主义（Methodological scientism）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方法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排斥那些曾经被认为是这些学科关键的方法。”[15]“价值论的科学主义（Axiological scientism）指的是只有科学才能解释道德和取代传统伦理学。即科学是发展道德理论和解释道德行为的惟一源泉，伦理学能被还原或翻译为自然科学。”[16]
在近代哲学与启蒙哲学中，欧洲思想其实就已经分成大陆理性派与英国经验论派。虽然他们都是科学主义的奉行者，但侧重点不同，其中大陆的理性派（唯理论）哲学更侧重于“本体论的科学主义”和一种可知论的“认识论的科学主义”，自笛卡儿始，经斯宾诺莎，最终在莱布尼茨与沃尔夫处形成一个完整的“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他们吸收了更多人本主义的观点批判科学主义中的经验主义面向，莱布尼茨就认为，人类的认识是指向真理的，而“真理必须具有普遍必然性”，但是“经验是个别的、偶然的和有条件的，不具有必然性，当条件发生了变化，原有的经验就不适用了”[17]，因此凭借经验是永远达不到真理的，而且结合人本主义，莱布尼茨认为“‘人类的认识和禽兽的认识的区别’在于‘禽兽纯粹凭经验，只是靠例子来指导自己……绝达不到提出必然性命题的地步……动物所具有的联系功能是某种低于人所具有的理性的东西’”[18]，而人之所以能够达到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理，则是因为人类的心灵中本身在先天时就具有一些“天赋观念”，莱布尼茨认为“我们所有的概念都是天赋的”[19]，我们对于真理的把握取决于这种先天的认识能力，而不是后天的经验，所以他说道：“我甚至认为我们灵魂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来自它的内部，而不能是由感觉给予它的。”[20]而此先天的“天赋观念”其实就是人的“（科学）理性”的思维法则。这就是可以帮助他们认识一切实在地存在的事物和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理的。
而英国的经验论始于培根，经过霍布斯、洛克、贝克莱至休谟，他们更重视作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的经验与实证的面向，因此最终导向了一种不可知论的“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导致了他们的“科学主义的本体论”的“形上虚无”，即对于“（科学）理性”可以认知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理的怀疑以及对科学理性本身的怀疑。
但无论唯理论还是经验论的差异有多大，他们都还是在科学主义的论域之内进行其论证，这充分体现了当时科学主义支配一切的力量。而当科学理性（理论理性）如上述被提升为一种可以决定、支配一切的力量时，成为一种涵盖一切领域的、可以解释一切的“主义”时，它事实上消解或遮蔽了启蒙现代性的其他部分（如自由）。科学理性（理论理性）本身的确是启蒙运动的重要主题，但并不是唯一的，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科学、哲学的理论上的对人的思想的旧有的神学禁锢的解放，是一种启蒙现代性的必需的预备课。但是当这一任务完成了以后，它并没有及时地退居二线，却独占了启蒙思想的王座，成为可以支配、控制一切的一种力量，因而是新的自由之敌，是一种继中世纪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神学”以后的新的“作为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这违背了启蒙运动的初衷，科学在壮大之后摧毁了自由。
因此必须把“（科学）理性”与“启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不能以（科学）理性完全替代启蒙，而且也必须把“科学理性”与“理性”区分开来，防止科学理性的僭妄。因为，“我们以往一个很重要的错误就是不自觉地把哲学当成认识论或知识论——这个话题是近代形成的，即研究者所说的，古代哲学形态是本体论，近代哲学形态则是认识论……启蒙时代是与所谓近代认识论平行的，甚至在内容上相交叉，但角度不同。就范围而论，认识论或知识论的核心问题是科学，科学当然是启蒙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启蒙’一词的原义是‘光明’，从暗到明……是一个方向性的变化……启蒙要争取精神自由……强调独立思考的勇气……不是告诉你如何思考，而是启发人，说：你原本就有充分的理智，只是精神上被管制的习惯使你既懒惰又没有勇气使用你的理智，于是启蒙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思考的胆量问题。换句话说，要开拓你的精神家园……这就是启蒙精神与所谓‘知识论’之间的最大不同：精神的智慧本身的素质问题，本体论或认识论只是智慧的一个具体方向”[21]，不能等同于启蒙本身。这种勇气正是上述的一种“现代人的气质”“启蒙的气质”，“敢于认知是启蒙运动的气质……这种气质的启蒙运动，其主要活动就是将这种不倦的批判性认知应用到各种现在性的权威和偶像的去蔽方面”。[22]而在当时，（科学）理性正逐渐成为这样的权威和偶像，人们就像中世纪的人依赖上帝一样地依赖（科学）理性。
康德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觉察到了这一启蒙的危机，因此他在其哲学体系中明确地把理性定为一种作为主体的人的、因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能力，而不是一种僵死的接近知识、客体的必须遵守的方法与标准，并且在其1784年的文章《什么是启蒙》中对启蒙做了纲领性的阐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指出“启蒙就是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23]，并且在“理性”与“自由”之间，康德更重视“自由”，“康德把‘自由’作为启蒙是否可能的条件……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这篇文章中所奋笔疾呼的，是给公众以‘自由’”[24]。因此，康德反复强调“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东西”[25]。
所以，康德首次区分了理性的两个面向，即“理论理性”（科学理性）与“实践理性”，并将“实践理性”设定为高于“理论理性”的，把“理论理性”严格地限制在现象界，不允许其涉入本体界亦即自由的领域，否则就会产生二律背反，并以此试图阻止科学理性（理论理性／逻辑理性）的僭越行为。因此康德说：“我们必须限制知识，给信仰留下地盘。”我们不得不敬佩康德的洞察力，因为他没有被一种科学理性所主导的狂热的，因而是畸形的“启蒙意识形态”所裹挟，而是冷静地观察到了启蒙现代性自身内部的科学理性与自由的张力，并明智清醒地处理了二者的关系。而不像与他同时期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如拉梅特里等，他们把启蒙片面地理解为科学，为一种科学理性的狂热所裹挟而去，他们是思想上的发疯了的罗伯斯庇尔，以科学理性取消了人的一切自由，因为绝对的科学以其必然规律性、因果性消解了一切自由的可能性，最终人在他们那里成了“机器”“植物”。
但康德的这种警告事实上在其后世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后人只看到了康德在纯粹的哲学层面上的变革，即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上的“哥白尼革命”，首次把人的主体性在认识论上彰显出来，人作为认识主体不是完全被动地去符合外界的客体，而是可以通过其先天感性形式、先天知性范畴等在认识过程中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于是，费希特便沿着这条路极端地走了下去，他把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并以“绝对自我”名之，认为外于“绝对自我”的一切“非我”均是由“绝对自我”来设定、构造的，因而取消了不可知的“自在之物”，把人本身的（科学）理性发挥到极致。他甚至要取消“哲学”，并以“知识学”（Wissenchaftselhre）代之，他认为知识学“即关于知识的科学，或‘关于一般科学的科学’，它以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为对象，‘阐明一切知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按照知识的形式和内容指示根本原则的可能性……并从而指出人的一切知识的内在联系’。知识学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切经验的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人们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26]。因此，科学（理论）理性压倒了实践理性，“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成为“其他领域的理性主义的基础”……实践领域的“伦理学中的理性主义主张的道德的原则是建立在（认识论的）理性主义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情感、同情或其他非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宗教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则是反对宗教知识中以‘天启’为核心的观念，主张一种理性化的宗教”[27]。
康德的教诲被忘记或忽视了，康德将主观能动性带入认识论固然是一大“革命”，但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还是其为（科学）理性划出其界限的做法，这才是康德哲学关于启蒙现代性的精髓所在，他在此告诫人类在使用自己的科学理性时要保持谦逊，不能够将其运用到一切领域，也不要妄自尊大地以为科学理性可以解决与认识一切的问题与事物。否则，科学理性被奉为新的“偶像”以后，自由将丧失。
费希特以后谢林的早期哲学里面的“同一哲学”对“绝对同一原理”的寻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远离了康德的谦逊的“科学理性”的发展的极致的体现，是勉强以自己的理性去把握一些自己无法把握的“绝对者”的做法。在康德看来，这都不过是一些“先验幻象”。其中，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以辩证逻辑为其绝对精神的运动法则，把整个世界看成是绝对精神按照辩证逻辑的法则而逐渐运动展开的过程，世界的一切方面在此都是先定的，是单线发展的，（科学）理性被赋予了两个绝对性的规定：“（1）‘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理性自身是一切事物性，甚至是纯粹客观的事物性’，‘理性是世界的灵魂，寓于世界之中，是世界的内在东西，是世界固有、最深邃的本性，是世界的普遍的东西’。（2）‘理性的东西（与理念同义）’，‘理念可以理解为理性（这是理性的真正哲学意义）’。在这两类规定中，第一类是把理性与存在的事物相等同，并把理性当做事物的本质、共性与灵魂。第二类规定是把理性等同于理念，而理念在黑格尔那里乃是事物的真理，是事物中常在的根据，因此这一意义上的理性乃是真理。”[28]由此可见，（科学）理性在黑格尔这里发展到了极致，成为充盈万物的一切方面的无处不在的东西，一切由理性支配、由理性掌握、由理性操控，理性既是一切的原因，也是一切的结果；既是个别存在物存在的原因，也是其生成、运动、消亡的原因，自由消失了。在其中，“我们就只是看到精神的一个发展方向，没有岔路或其他方向的变化，而后者正是启蒙的关键所在”[29]。
因此，启蒙与现代性至此，在（科学）理性支配之下已经走向了绝路，或者说，走向了反启蒙的道路。再加上当时现实的社会领域中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近现代科学快速发展，科学主义不仅在理论、思维这样的学术领域，而且在现实的社会生活领域上也开始蔓延开来，逐渐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的支配社会所有领域的思想潮流，并最终成为制约人们思想、实践等一切领域的自由的意识形态。（科学）理性化的启蒙哲学至此在黑格尔的手中发展到了极致，并穷尽了其逻辑可能性，其具体体现就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解体。艾耶尔就曾说过：“20世纪哲学是以‘叛离黑格尔’、‘对黑格尔主义的驳斥’作为开端的。”[30]
自黑格尔的大全式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解体之后，亦即近代哲学终结以后，事实上也是作为（科学）理性综合一切的大全式理性主义哲学的终结时刻。因此，黑格尔哲学之后的哲学的旨趣事实上是在（科学）理性主导的近代形而上学体系崩溃之后寻求启蒙现代性的出路，这个时候，这样的以科学理性为主导的大全式形而上学体系的再次建构的不可能性几乎已经成为共识。所以，20世纪实际上是一个由黑格尔哲学解体以后的几大块哲学各自独立发展而形成的哲学格局。
这几大块，笔者认为是：①由原来的作为知识论与认识论的综合的黑格尔式的“逻辑学—形而上学”演变出来：作为“现代逻辑—语言哲学”的英美分析哲学的早期阶段和胡塞尔式的“本质主义的超越论的（先验的）现象学”、早期海德格尔式的“实存主义—现象学的存在哲学”、叔本华—早期尼采“意志论形而上学”、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知识论哲学，还有很值得注意的是孔德、斯宾塞等的实证主义哲学，恩格斯的作为自然主义的物质本体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以及当代的科学哲学与知识论，美国的实用主义和对这一大板块进行反面批判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等；②黑格尔“历史—社会政治伦理—法权哲学”演变出来的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康德主义西南（弗莱堡）学派的价值本体论哲学、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政治哲学的新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③对黑格尔“宗教哲学—美学（艺术哲学）”这一板块的讨论者主要有伽达默尔—利科的“解释学（诠释学）”、英伽登为代表的现象学美学、尼采—海德格尔的“诗性哲学”及其他大量美学流派等。
现代哲学中，这三大板块的哲学并不完全是共时性地提出的，首先兴起的是在“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知识论—认识论领域内部的，即第一板块中的具有实证主义与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即笔者在上文中所区分的近代早期哲学的两大派别：唯理论与经验论中，自康德至黑格尔，其实更多的是继承唯理论派的学说，黑格尔更是把唯理论的（科学）理性发挥到了极致，而将经验论的经验全部扬弃掉了，在这种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哲学衰落之后，趁着当时具体实证科学快速发展的趋势，继承经验论哲学传统并以实证科学为其基础的实证哲学使得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卷土重来，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境况集中表现在如下两个事实之中：即唯心论哲学的瓦解和自然科学的成功”[31]。应该说德国古典哲学中虽然有科学主义的倾向，但由于其坚持人类的理性与意识的独特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其人本主义色彩还是很浓厚的，但在黑格尔以后，即这种具有强烈人本主义倾向的思辨哲学解体之后，科学主义就完全支配了当时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其具体表现有“自然主义”与“心理主义”和“唯物主义”等。这一阶段中，同时期的则表现为激进的“非（科学）理性主义”哲学和强调人本主义的“世界观哲学”，它们基本上可以视为是对整个西方近代科学主义的反叛的最初尝试。第二阶段则是在“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知识论—认识论领域内部的对新的实证主义哲学的批判，与对极端的“矫枉过正”的非理性主义与未达到其目标的不完整的世界观哲学的批判与重构，但局限于理论理性论域内部的批判始终是不彻底的，而且科学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其破坏和影响也已经超出了理论理性的论域，因此急需在新的论域进行批判。因此，第三阶段中，当代哲学的主流开始转向第二的“历史—社会政治伦理—法权哲学”板块和第三的“宗教哲学—美学（艺术哲学）”板块，即实践理性的论域，自此即使是理论理性的理论建构也必须以实践理性为参照或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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