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的暴力_两汉民族关系史

孙吴的暴力_两汉民族关系史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权所控制的区域仅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诸郡，“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于是孙权“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55]。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经过赤壁之战后，孙权加强了势力。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袭取荆州后，吴的统治稳定下来了。东吴的民族问题，同曹魏、蜀汉相比，就其范围和程度来说要小得多，也轻得多，然而对以保守闭关为主要特色的孙吴政权来说，山越、武陵蛮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山越是否平静，事关孙吴在会稽，丹杨诸郡统治的稳固，并直接牵涉到以长江天险为屏障，同曹魏抗衡的问题。张温以辅义中郎将使蜀时，孙权对温言：“卿不宜远出，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丕。行人之义，受命不受辞也。”[56]可见其山越在孙吴抗曹魏中的分量了。山越问题之难，还在于山越同当地的大族相结合。曾有过这样一件事，即会稽山阴人贺齐为郡吏，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齐率吏民，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震山越。”[57]那么，孙吴如何处理呢？诸葛恪自请任丹杨太守，镇压山越事是很典型的。诸葛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咸以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58]。诸葛恪盛言必胜，于是孙权拜恪为抚越将军，领丹杨太守，授蓕戟武骑三百。

诸葛恪到任后，“乃移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缚送诸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以状表上。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59]。即以坚壁清野的办法来对付，也就是用饥饿政策来治山越。

孙权嘉其功，“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综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宾历世，缓则首鼠，急则狼顾。皇帝赫然，命将西征，神策内授，武师外震。兵不染锷，甲不沾汗。元恶既枭，种党归义，荡涤山薮，献戎十万。野无遗寇，邑罔残奸。既埽凶慝，又充军用。藜稂莠，化为善草。魑魅魍魉，更成虎士。”[60]之后，诸葛恪请求“率众佃庐江皖口，因轻兵袭舒，掩得其民而还。复远遣斥候，观相径要，欲图寿春，权以为不可”[61]。陆逊死后，诸葛恪为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陆逊领荆州事。(www.guayunfan.com)另外，黄盖所采用的整顿吏治，抑强扶弱，进而怀服山越的措施，也收到了效果。

《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载：

诸山越不宾，有寇难之县，辄用盖为守长。石城县吏，特难检御，盖乃署两掾，分主诸曹，教曰：“令长不德，徒以武功为官，不以文吏为称。今贼寇未平，有军旅之务，一以文书费付两掾，当检摄诸曹，纠鏝谬误。两掾所署，事入诺出，若有奸欺，终不加以鞭杖，宜各尽心，无为众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职；久之，吏以盖不视文书，渐容人事。盖亦嫌外懈怠，时有所省，各得两掾不奉法数事。乃悉请诸掾吏，赐酒食，因出事诘问。两掾辞屈，皆叩头谢罪。盖曰：“前已相敕，终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杀之。县中震栗。后转春长，寻阳令。凡守九县，所在平定，迁丹杨都尉，抑强扶弱，山越怀附。

由此看来，《三国志·吴书·钟离牧传》所评“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之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么，武陵五溪蛮的问题又如何呢？武陵蛮的平静与否，也是检验孙吴对荆襄诸郡统治是否稳固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此同时，地接蜀汉，必同蜀汉争夺也是不言而喻的。

吴大帝黄龙三年（公元231年），“武陵部从事樊诱导诸夷，图以武陵属刘备，外白差督督万人往讨之。”孙权问于潘，言“以五千兵往，足可擒”[62]。于是孙权“假节，督诸军讨之。信赏必行，法不可干，斩首获生，盖以万数，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63]。即对武陵蛮采用的是高压政策。黄盖任武陵太守，就曾“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致使“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64]。

吴景帝永安六年（公元263年），魏并蜀汉。吴恐同蜀接界的武陵五溪蛮反乱，故以钟离牧为平魏将军，领武陵太守。时“魏遣汉葭县长郭纯试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迁陵界，屯于赤沙，诱致诸夷邑君，或起应纯，又进攻酉阳县，郡中震惧”[65]。如何抵御，意见纷纭，其中抚夷将军高尚劝说牧：“昔潘太常督兵五万，然后以讨五夷耳。是时刘氏连和，诸夷率化，今既无往日之援，而郭纯已据迁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见其利也。”钟离牧以为“非常之事，何得循旧”[66]，于是进军镇压了五溪蛮，而郭纯等则散去。

由上可见，孙吴保守性极大，反映在处理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就是以军事镇压为主，不惜采用任何残酷的手段，目的只不过是想保住既得利益不受损害而已。

【注释】

[1]《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2]《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3]同上。

[4]《三国志·魏书·乌丸传》。

[5]《三国志·魏书·乌丸传》。

[6]《三国志·魏书·田豫传》。

[7]《三国志·魏书·田豫传》。

[8]并见《三国志·魏书·牵招传》。

[9]《三国志·魏书·乌丸传》。

[10]《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11]《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12]《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13]《三曰志·魏书·苏则传》。

[14]《三国志·魏书·张既传》。

[15]《三曰志·魏书·苏则传》。

[16]《三国志·魏书·张既传》。

[17]同上。

[18]《华阳国志·南中志》。

[19]《三国志·蜀书·吕凯传》。

[20]《华阳国志·南中志》。

[21]《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22]《三国志·蜀书·董和传》。

[23]《三国志·吴书·步鹭传》。

[24]《华阳国志·蜀志》。

[25]《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26]《三国志·蜀书·王连传》。

[27]《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28]同上。

[29]《华阳国志·南中志》。

[30]《华阳国志·南中志》。

[31]《北堂书钞》卷158引。

[32]《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33]《三国志·蜀书·马忠传》。

[34]《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35]《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36]《三国志·蜀书·马谡传》裴注引《襄阳记》。

[37]《三团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38]《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39]《华阳国志·南中志》。

[40]《三国志·蜀书·霍弋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41]《三国志·蜀书·谯周传》。

[42]《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裴注引。

[43]《三国志·蜀书·霍弋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44]《三国志·蜀书·马忠传》。

[45]《华阳国志·南中志》。

[46]章炳麟：《蓟汉昌言》。

[47]方国瑜《滇史论丛》第1辑。

[48]《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49]《华阳国志·南中志》。

[50]《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51]《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52]《三国志·蜀书·杨戏传》载《季汉辅臣赞·李德昂赞》。

[53]《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54]《旧唐书·张柬之传》。

[55]《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56]《三国志·吴书·张温传》。

[57]《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58]《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59]同上。

[60]《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61]同上。

[62]《三国志·吴书·潘传》裴注引《江表传》。

[63]《三国志·吴书·潘传》。又裴注引《江表传》言：“即遣浚将五千往，果斩平之。”

[64]《三国志·吴书·黄盖传》。

[65]《三国志·吴书·钟离牧传》。

[66]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