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村人情礼俗消费问题研究

蔡宗凯

一、廊坊市广阳区农村人情礼俗消费发展现状

廊坊市广阳区为市管县级区，辖廊坊市城区大部，于2000年10月8日正式设立，是廊坊市市级领导机关所在地。全区共辖4个乡镇、5个街道办事处和1个乡镇办事处，总面积390平方公里，总人口39万，耕地面积26万亩，有151个行政村。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农村小康建设成效显著。通过持续开展院区合作的“广阳模式”，充分发挥中国农科院的科技力量和人才优势，合作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本文选取廊坊市广阳区一个距离城区较远的传统农业村——白家务办事处马场村和一城市周边村——南尖塔镇翟各庄村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进一步了解广阳区农村人情礼俗消费发展现状。

马场村隶属于九州镇白家务办事处，位于白家务办事处中西部，村里共有140户、590口人，在白家务办事处属于中等村。近年来，马场村逐步由一个传统的粮食种植村，发展成为一个集蔬菜种植、家庭养殖业和外出务工等多元经济收入相结合的村庄，村民收入稳步提高，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翟各庄村隶属于廊坊市广阳区南尖塔镇，村里共有489户、2480口人，村庄占地总面积891.44亩，村民房屋位置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总占地面积827亩，现有耕地面积325亩，主要种植葡萄和蔬菜。村集体有门市房面积4万平方米左右。2013年7月安置翟各庄村民的回迁楼建设完成，大部分村民搬到华夏幸福城“朗园”“欣园”社区居住。经过对两个村街实地调研和走访，总结广阳区农村人情礼俗消费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人情礼俗消费支出在收支中比重不断提高

近年来，随着广阳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人情礼俗消费不断升格，人情往来的礼金也水涨船高。

（1）人情礼俗消费支出增幅高于同期现金收入增幅

2011年至2013年，广阳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8768元（现金收入）、10074元和11263元，增幅分别为16.6%、14.9%和11.8%，而人均人情礼俗消费支出为647元、846元和1159元，分别增长25.3%、30.7%、37%^[1]。说明在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在土地、资源等条件的限制及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农民人情礼俗消费支出却不断增长。

（2）人情礼俗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现金支出的比重呈逐年快速增加趋势

2011至2013年，广阳区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6592元、7189元和8238元，而人均人情礼俗消费支出为647元、846元和1159元，比重分别为9.8%、11.8%和14.1%，人情支出在生活消费现金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

（3）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同样在不断上升

2011年至2013年，广阳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8768元（现金收入）、10074元和11263元，而人均人情礼俗消费支出为647元、846元和1159元，分别占7.4%、8.4%、10.3%。人情支出占生产性现金支出比重的变化趋势也与此一致。

（4）人情礼俗消费支出的频率与城镇化水平正相关

以每户村民家庭为单位，马场村2013年人情礼俗消费支出少则八九笔，多则十七八笔，一年中平均每户家庭支出11.2笔，平均每笔人情礼俗消费支出278元，平均每户家庭支出3113.6元。翟各庄村由于距离市区近，接触人员范围广，各项数据指标比马场村要高得多。翟各庄村一年中平均每户家庭支出15.7笔，平均每笔人情礼俗消费支出328元，平均每户家庭支出5149.6元。可见，城中村家庭比传统农业村家庭每年平均每户人情礼俗消费多支出2000多元。

2.人情礼俗消费由互助性质向捧场性质、储蓄性质转变

在与村民们的交谈中经常听到如“大事”“小情”这样的说法，这里提到的“事”“情”在过去主要是指生命礼仪和其他一些重要风俗庆典仪式，如婚礼、葬礼等。在马场村，村中的人情礼俗消费支出主要是围绕岁时周期和人生周期两大节律展开。出生礼、婚礼、葬礼构成了人生周期的三大庆典，村民们便会准备酒宴，广发请帖，宴请亲朋，由于农村的生产方式多以家庭为单位，家庭之间相对独立，庆祝人生周期的三大庆典便也就成了家族聚会，亲友互相交流的机会。而翟各庄村上述提到的围绕岁时周期和人生周期展开的礼仪庆典之外，乔迁新居、考上大学、参军获奖、职务升迁、生意开张等也成了请客收礼的名目。马场村人情礼俗消费主要是亲戚和邻里，围绕地缘和血缘展开；受城镇化影响较大的而翟各庄村，亲戚之间主要集中在三代血亲之内，更多的是朋友和同事之间的人情往来，邻里之间很少来往。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靠单一家庭就能够解决婚丧嫁娶等事情。农民人情礼俗消费过程中考虑的不再是扶危济困，而是表达祝福、拉近关系的捧场性质，相互间可以增加“人气”；同时，有回报补偿欠人情，前去偿还的成分，也有等到自己遇到大事小情时，可以收回“份子钱”，相当于将钱“储存”到亲戚朋友那里的预期。

在问卷调查中，面对随礼的原因时，村民们做出了如下的选择，统计结果见表一。可以看出，村民们随礼的原因十分复杂，各种原因都有所顾忌，农村的礼俗消费支出是一种原因复杂的行为，更多的可以归结为传统农村社区的社会伦理规则。在意识层面上，不是单一的期待收礼者将来的回礼或为了面子，而是出于某种道德义务，追求社会地位，使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眼中的“人情礼俗债权人”，那么在收受礼物礼金的某种压力下，受礼者便会产生对出礼者的一些道德义务，在将来的交往中存在着回报别人的意识。

表一　农民随礼的原因统计表（多选）

3.人情礼俗消费支出范围和数额成为关系远近的标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快速市场化轨道以来，农村作为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社会系统，发展方向逐步跟随着市场导向。由于广阳区农村的经济发展，农民与外界接触越来越多，农民自主就业选择的发展方向增多，村民收入稳步提高，加上现代媒体和交通工具的升级，农民出行和交流的范围扩大，这些都导致了农民人际交往圈的不断扩大。农民过去的人际交往范围仅限于亲缘关系较近的邻居、朋友与血缘较近亲属，随着农民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际交往圈的扩大，外出务工、上学的机会增多，同学、工友、同事、乃至于网友也纳入了人情礼俗交往范围，这样便增加了农民人情礼俗消费支出的机会。调查中村民反映，过去一年中能碰到几次随礼的事情，而现在几乎每月都有参加随礼。农民对参加人情礼俗消费项目的认可度是不同的，通过调查汇总，两村村民普遍认可参加的习俗项目和对应参加人员范围以及村民人情礼俗消费意愿统计详见表二、表三。

表二　农村人情礼俗项目与参加人员范围对应图示

表三　农民人情礼俗消费意愿百分比统计表

通过汇总表二、表三可以看出，农民普遍对操办人本人的婚礼、子女的婚礼和父母的葬礼进行较广范围通知是认可的，认为这是人生的大事、值得操办，关系不太近被通知到，也愿意参加捧场；而对于乔迁新居、新房上梁、子女满月、父母整寿、店铺开业、订婚等项目，只愿意参加血缘较近，平时来往密切人员的；而农民最为反感的是参加关系不太近人员的上学、参军、立碑、购车、子女百日、子女周岁、祖父母葬礼等项目，认为这些项目特别亲近的亲属参加就可以了，人为的扩大通知范围，就有敛财的嫌疑。同时，由于关系远近程度不同礼金数额也是不同的，就目前的标准，一般100元是关系普通的，较为密切的200元，血缘关系特别密切的亲戚朋友为500元或1000元。翟各庄由于获得拆迁补偿后，很多家庭回迁安置款、房产等财产大增，有些家庭至亲之间的人情往来经常达到或超过1000元。马场村随着北京国际第二机场拆迁占地的推进，预计村民获得征地补偿款后，货币财富突然增长，人情礼俗消费也将会水涨船高。

4.农村人情礼俗消费的形式不断演化

中国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各个地方的人民继承和发扬着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而这些传统文化大多是通过农村礼俗中人情往来得以传承。而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以文明生态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现代化的农村住宅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同时，很多农村传统文化也遭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破坏，农村人情礼俗消费的形式不断演化。一是帮工形式转化为凑钱形式；过去农村群众建房上梁、打顶、夯地基都是邀请亲戚、朋友帮工，选一个好日子，邀请周围人帮忙建房，现在由于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同时建房对专业技术要求越来越高，亲戚朋友建房帮不上忙，只能用买些物品或凑份子表示祝贺。二是实物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过去食品短缺，亲戚朋友生病，买些营养品，有的送几包挂面，现在由于生病住院大多需要大笔的开销，慰问的时候大多用货币帮扶。三是自己制作的礼物转化为商品形式，例如过去父母做寿，儿女要蒸寿桃，如今都改成购买生日蛋糕；过去答谢媒人，送妇女自己纳的千层底布鞋，现在改为购买皮鞋；女儿出嫁，父母要捏仓龙（一种形似蛇的面食，相传可以看守粮仓），现在都由到超市里购买糕点所替代。诸如此类的传统礼俗文化消失的现象不胜枚举。

5.廊坊市广阳区在新农村建设中对人情礼俗消费的管理和引导情况

从2005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提出“乡风文明”之后，广阳区委、区政府及有关部门长期以来在抓乡风文明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以治“五乱”、刹“三风”^[2]为主要内容的文明创建活动，涌现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文明新村、文明户、文明家庭，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二是坚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解决了一些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急迫的问题，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三是大力扶持农村民间艺术团体的发展，积极开展农民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

文化宣传部门注重通过乡镇干部包村、区直部门干部驻村的形式，帮助村、街制定村规民约、文明公约，建立健全道德评议会、红白喜事理事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广泛开展破除婚丧陋习、反对封建迷信等移风易俗活动。村街的红白喜事由红白喜事理事会管理，喜事新办、丧事从俭，破除陈规旧俗，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大操大办，使农村不健康的人情礼俗消费得到遏制。同时，纪检部门通过《中共廊坊市广阳区纪委廊坊市广阳区监察局关于禁止领导干部婚丧事大操大办的暂行规定》，禁止包括农村干部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大操大办婚丧事宜和借机敛财，以农村干部的良好的示范作用引导全社会文明、节俭婚丧习俗的形成。例如规定中要求，领导干部及农村干部本人及近亲属婚丧事宜，除仅在近亲属范围内办理的外，一律要向单位党组织或纪检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口头报告；领导干部本人及近亲属婚丧事宜，不准通知与行使职权有关的管理对象、服务对象单位或个人参加，不得接受其赠送的现金、物品；结婚禁止使用公车，结婚租借车辆不得超过6辆，办理丧事使用公车不得超过3辆等等规定细则，对各级干部严格要求，提倡节俭办事，坚决抵制不健康的人情礼俗消费，杜绝拜金主义、讲排场、摆架子的官僚主义滋生，防止人情礼俗消费中的腐败行为。广阳区自建区以来，未出现过领导干部因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受到党纪处分的现象。

二、辩证分析人情礼俗消费对农民家庭产生的影响

农村人情礼俗消费有着长久的历史，对农民生产生活有一定的影响，需要辩证地分析。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3]毛泽东也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4]。对立统一规律贯穿于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中，其他规律和范畴则是对立统一规律在不同方面的展开和表现形式。对于农村人情礼俗消费的分析不能只是看到其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要辨证的全面分析。

（一）人情礼俗消费对农民家庭的正面影响

在很多人看来，人情礼俗消费是有必要的，适度的人情礼俗消费有积极作用，比如它对农民的经济生活起到了储蓄的作用，同时也是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一种方式，可以说在农村，人情礼俗消费是人际关系平衡的重要载体。

1.人情礼俗消费有利于扩大社会交往网络

马克思认为，“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就是说，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5]。人情礼俗消费的物化表现——礼物或礼金，是人与人之间互惠的承载品，正是礼物或礼金的流动，巩固和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农村要想换得彼此间的信任与关系的加深，最有效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诸如送礼请客、婚丧嫁娶的人情往来，这种方式更为人们社会资本的建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人们在基于人情礼俗消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交网络中互惠互助、互相信任并且共同遵循这个圈子中约定俗成的规范和规则，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和提高了农村社会和谐的公共秩序，为农村居民创造了和谐的生活生产环境，而且村民间建立的这种人际关系网络为农村群众自身的生活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支撑作用，从这几个方面来说，人情礼俗消费就是一种对农村群众的社会福利。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别人的帮助后，46岁以上的人很多会选择通过金钱或礼物进行答谢，而且认为很有必要。在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成本要比人情往来多得多。人情往来不仅可以沟通交流联系感情，而且还帮助人们完成了人际交往的目的。在马场村，调查发现，有76.7%的家庭在经过人情往来后社会关系往好的方向发展；57.6%的家庭表示人情往来后，办事变得容易多了、好办多了。如果某个家庭不能“随大流”，单方面退出或减少人情礼俗交往，亲友邻居之间的舆论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在村民中还会形成一种没有信誉、不值得交往的印象。正是迫于这种压力才使得村民们无奈的参与到过多的礼俗交往中。

2.人情礼俗消费对农民的经济生活起到了储蓄的作用

人情礼俗消费在经济方面同时存在着储蓄与融资功能。储蓄是用来应对将来的某些不确定性风险和可以预期收入的提前准备。人情礼俗消费可以看作是对未来家庭生命周期中重要事件像婚礼、盖房、学费等的提前储蓄。在一次次支付出礼金之后，到自家有什么重要事件发生时，一次性收入一笔礼金回流，能对家庭产生巨大的帮助作用。在传统的农村地区，由于各种资源的匮乏，农民之间互通有无的人情往来，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有机会通过其他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劳务、金钱等特殊资源。因此，人情礼俗消费通过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和保持，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转移和重新配置方式。为了保持人际关系网络的稳定和持久，需要个人与网络中成员有规律的社会接触，而彼此之间不定时且长期的人情礼俗消费所获得的资源要大得多。仪式性的人情礼俗消费对农村地区的资源配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每个家庭婚丧嫁娶仪式的数目不同、办事次数不一致，因此互相送礼的次数也是不尽相同的，这也就在事实上存在着资源从办事次数少的家庭向办事次数多的家庭的转移。而在人情礼俗消费的资源配置中获得资源的多少就取决于个人或家庭社会网络关系的密集程度。在与受访者交流的过程中得知，很多时候依靠自家的力量无法完成某些具体的家庭大事件，比如盖房、婚礼、葬礼等，在这些重大家庭活动发生时，没有亲人朋友相亲们的帮忙与捧场，很难顺利完成。更有村民讲到：平时如不勤走动，到死时都没人抬。虽然说得有些重了，可事实就是如此。例如，马场村的林姓村民为儿子结婚需要花费8万元用来置办家电、购买家具、宴请宾客，为此借了2万元的外债，而儿子结婚当日亲戚朋友随礼3万多元，一下子就把外债给还清了。

3.增强了农民的情感交流，丰富了农民的情感生活

合理的人情礼俗消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农民的精神需求，成为联络感情的一种纽带。由于农村经济不断地发展，农民创收的意识不断加强，带动了创收途径的多元化，这样就造成了很多农户、邻居虽然居住距离不远，但却鲜有团聚的时间。而婚丧嫁娶的仪式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亲友和邻居就会按照亲疏远近前来慰问或帮忙，在潜意识里也就拉近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在马场村和翟各庄村，村民都希望通过人情往来加强平日里不经常联系的亲朋好友的联系，大家借着这个机会团聚一下。一位村民这样说道：“现在，俺们都在琢磨着怎么样致富，家里还有地要种，有的农闲的时候还会出去打打工啥的，跟亲戚朋友联系的就少了，不总见面。也就借着谁家有什么事的时候，办仪式，大家伙聚在一起唠唠磕，要不然啊，这一年都见不着。”可见，人情礼俗消费保留了它最初的功能——沟通交流感情，是一种情感纽带。在偶然的人情交往中有时会化解平时的矛盾和纠纷。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社会，封建的思想深深地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小农思想也深深扎根在农村，这种思想使得农村的矛盾和纠纷要远远多于城市。在农村，邻里、兄弟的纠纷是非常普遍的，这也大大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这也就使得农村社会的调节重点基本集中在这种不和谐的现象上。而人情往来的出现和存在则会促进矛盾双方想和好的一方缓解矛盾、解决问题，这样的话，另一方也大多会冰释前嫌，两家握手言和，通过拜年和红白喜事的方式为矛盾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因此，农村家庭良好关系的维持依赖于人情礼俗消费。

4.人情礼俗消费丰富了农民的娱乐生活

人是文化的动物，人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统一的。马克思认为，人除了物质需要外还有在此基础上的精神需要。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社会提供先进的、活泼向上的文化环境。当代社会不仅要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全面丰富人的精神生活。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均衡，基础娱乐设施在农村的发展极其滞后，甚至贫乏，导致了农村群众在闲暇时间基本没有娱乐活动。虽然电视、网络等传媒工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矛盾，但仅此一项是无法完全满足农村群众的娱乐需求的，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农村的婚丧嫁娶的仪式顺其自然地填补了这一空白，无意中承担了娱乐的职能，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仪式的内容更加的丰富、正规，付费和组织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例如，如今的农村婚礼的仪式虽然受季节、场地等因素的限制，但是每个新娘、新郎都愿意为自己的终身大事留下美好的印象，都愿意搭建一个简单的婚礼现场，邀请一名专业的司仪，并且全程录像。而参加婚礼的亲戚朋友和邻居，也不是满足于简单的随礼吃饭，而是更愿意参与到红红火火的婚礼喜庆场面、参加司仪安排好的婚礼的各个程序之中来，和新人一起分享喜悦的同时，为新人送去衷心的祝福。这些婚礼的举办，一般农村群众都会选择农闲时间举行，这样广大村民有时间、有精力去观看。有的家庭在孩子满月、老人寿诞的当天为了烘托喜庆场面、答谢宾朋，还聘请专业的歌舞团队到现场演出，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专业水平的表演。同时，部分村民发现婚丧嫁娶的娱乐活动存在的商机，通过模仿或者找专业人员学习，逐步成为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一批农民婚庆司仪、音响师、剪纸人员、鼓手、唢呐手等专业队伍逐步活跃在村民中间，丰富着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廊坊市广阳区的炊庄高腔戏、南汉村音乐会、东尖塔村音乐会、西村双龙会、小海子村狮子会、翟各庄小车会等村街文艺组织正是基于此才得以保留和发展壮大的。

5.人情礼俗消费发展了新的人际关系

人的社会关系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生产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6]通常来说，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外界的信息资源是相当匮乏的，所以他们想通过人情礼俗消费来扩大自己的社交网络，加强同别人的联系，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资源的有效分配。村民之间的人情礼俗往来互动存在着“情感表达”和“工具理性”的双重成分。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人在社会中生存，周围亲戚朋友甚至是熟人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通过礼俗庆典活动可以结交一些新的朋友，发展更多的社会关系，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由一些抽象的行为规范，通过人情礼俗交往途径具体化为某些社会资源，比如信息、应允、承诺、机会等，成为日后社会生活的资源。从历史的角度看，当前人情礼俗消费的这些新影响，是社会发展与转型带来的新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居民们不再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活，而是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获得更多的社会收益。由于广大农村社区各种关系与农民切身利益的制度性建设还有待完善，有些非制度性的人为因素支配着资源的分配，村民们便会凭借关系来办事，而不是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来解决问题，制度的缺失使得人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人际关系成为社会资源建设中的关键因素，这就迫使他们需要通过一些途径获取更多的人际关系，由此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分配优先权。在马场村和翟各庄村调查数据显示，给别人送过礼的家庭分别占调查样本的83%和88.2%。

（二）人情礼俗消费对农民家庭的负面影响

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人类自己的本质就是其需要。“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7]需要是人的活动的内在动力和目的，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内在动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8]人情礼俗消费是一种消费行为，能够满足人们地位、自尊的需要，对农村家庭和社会起到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它的消极作用。对人情礼俗消费的调查显示，33.7%的家庭感觉人情礼俗消费对家庭的压力较大，有51.1%的家庭对目前的人情礼俗消费勉强能接受，只有15.2%的家庭觉得没压力。这表明，现在农村地区的人情礼俗消费已经给农村家庭带来了一定负担。

1.不合理的人情礼俗消费增加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负担和心理负担

近些年来，国家的政策开始向“三农”倾斜，各种有利于农业、农村、农民的优惠政策有条不紊的逐步实施，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经济水平，提升了生活水平，减轻了沉重的外部负担。可是，随着农村家庭人情礼俗消费的异化，农民增加的财富正渐渐被吞噬着，人情礼俗消费越来越成为农村群众的一种沉重的负担，让农村群众难以承受。马场村中一位在外务工的小张，粗略计算了春节期间走亲访友的人情礼俗消费大约是3800多元，而他农闲务工半年时间的收入大约为7000元左右，可见他近一半的务工收入消费在了你来我往的人际交往中。他表示这些钱如果是用来改善家庭生活水平，可以为家里置办一台电冰箱或者重新装修一下房屋，但是投入到了人情礼俗消费而取消了这些用于改善生活水平的消费实在是无奈之举。从生活层面上来讲，人情礼俗消费给农村群众带来的是硬着头皮的不情愿消费，导致经济收入的减少；从心理层面上来讲，不合理的人情礼俗消费给农村群众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时下，农民无奈地把请客送礼的请柬戏称为“红色罚款单”，并用打油诗的形式表达对人情风的不满：“人情往来知多少，真是数不了。而今盛行人情风，钞票不再回到口袋中。亲朋友情应犹在，只是规模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杯杯酒水肚中流。”

2.不合理的人情礼俗消费扭曲了农村淳朴的人际关系

随着农村经济的极大发展，社会物质产品丰富，再加上货币不断贬值，人情礼俗消费数额也“水涨船高”，而且普遍“货币化”，大事小情直接和货币数额挂钩。廊坊地区管红白喜事随礼叫“吃包子”，“吃包子”一次100元似乎难以出手，平平常常需要200，交情略深、血缘略近的大多要500元表达心意，有的甚至要1000元。农村人情支出压力越来越大。俗话说“人情好欠，债难还”，过多的人情往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压力。欠了人情，就在社会关系上失去平衡，随大溜的心态，就失去自己在人际来往上的独立性。现在农村地区越来越频繁的人情往来虽然拓宽了人们的交往范围，但这种人们之间的礼尚往来是变了味的，带有明确的敛财目的，也就淡化了人们之间的感情。“一方有喜，众人送礼”。“有喜”的一方不是真心实意的邀请亲朋，而是为了回收“份子钱”；而“送礼”的一方不是为了表达祝福，而更多的是怕伤了面子。在这种情况下，做人情逐渐成了村民的应酬，应酬多了，产生了沉重的心理负担。由于人情礼俗消费的礼金支出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实现，所以用于人情礼俗消费的资金多了，相对用在农业生产和家庭生活方面的资金就会相对减少，这就给农村家庭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为了应酬人情，有的农村群众节衣缩食，省钱送礼；有的农村群众东挪西凑，债台高筑；有的农村群众朋友反目、家庭失和。对于这种人情泛滥给人际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农村群众发出了“红包越来越厚，人情越来越薄”的感慨，并形象的把这种现象描述为：“为了人情，失去了友情，疏远了亲情，浪费了感情。”

3.不合理的人情礼俗消费影响了农民正常的生产活动

我国历来都是礼仪之邦，又在面子观念的驱使下，人情风的盛行在农村成为必然。由于这种风气的盛行与发展，甚至出现了举债送礼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出现也必然会导致农民的正常生产活动和生产投入不能正常进行。在农民收入固定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一方面，人情礼俗消费所占农民收入的比例越高，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就越高。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农业生产资料成本的不断上涨，必然会导致农民生产投入的增加，此时农民往往感觉到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对于操办者而言，准备“礼事”要消耗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如果“礼事”在农忙的季节，那必然会影响到人情礼俗消费双方的生产劳动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劳动时间的投入，有的甚至会贻误农业生产的最佳时机。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人情礼俗消费成了农民致富路上的一块“绊脚石”。全国的统计资料显示，农村一年的婚庆费用达700亿元，丧事费用350亿元，相当于2005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农资金（2975亿元）的35%。农民把有限的资金收入耗费在人情礼俗消费上，自然会减少生产投入，从而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目前的实际情况中，大多数农户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达到十分的富裕，即便如此，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有一部分村民甚至宁愿向外借钱也要从事人情礼俗消费的行为，宁愿家庭负担加重、削弱劳动生产能力，也不愿意得罪亲朋好友、丢掉自己的面子。这对农村群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影响了农村家庭致富的进程，直接阻碍了生活水平的提高，降低了生活质量。

4.不合理的人情礼俗消费污染了农村的社会风气

现在的人情礼俗消费已经演变成人们不顾及自己的经济收入和支出水平而盲目进行的一种消费行为，这在客观上形成了攀比、炫耀的社会风气，动不动就大摆筵席，也助长了奢侈铺张之风，浪费了农村社会资源，这是与新农村建设的“乡风文明”的目标背道而驰的。一是人情礼俗消费掺杂了利益的追求，农村淳朴的人情礼俗消费就带上了浓厚的功利色彩，巧立名目，借机敛财的大有人在，想借此收回人情成本的人也不少。二是农村人情礼俗消费的泛滥助长了奢侈铺张之风，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大事小情动不动就要摆上十几桌，吃完后杯盘狼藉，这些热闹夸张的场面实际上都是人吃一半，猪狗吃一半，农村群众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就被流失在这些无谓的酒席中。在所有名目的人情礼俗消费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是宴请环节。当前农村的酒席一般在院内举行，采用流动餐桌形式，标准是“二八席”（八盘八碗十六个菜）或者“六凉六热六大碗”总共十八个菜，最少的也要有五六桌，多则二三十桌。以每桌成本500元计算，每桌废弃20%左右计算，十桌酒席浪费1000元，这些都是村民们辛苦获得的收入，就这样浪费在各种礼俗庆典活动中了。三是过度的人情礼俗消费还滋长了各种陋习。如办婚礼请神汉挑选“黄道吉日”，生孩子摇钱算卦批八字，办葬礼时大做道场，请风水先生看墓地，大搞冥器陪葬、纸车纸马、筑坟立碑、修豪华墓地等；更有甚者，一些农村甚至请人在葬礼上哭灵、跳起了脱衣舞。上述种种行为，滋长了各种陋习，污染了农村淳朴的乡风。农村人情礼俗消费的泛滥，消耗了农村群众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不仅给农村群众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也严重浪费了社会资源和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5.单向赠礼的人情礼俗消费使资源由低向高流动

人情往来是人际关系的表达，无论社会地位的高低，只要双方之间曾经发生过人情礼俗互动往来，彼此就会维持着互相送礼的关系。如果有一方单方面退出了这种互赠关系会被对方乃至所有与之认识的亲朋视为没有信誉，受到各方舆论的谴责，因此，退出礼俗互动交往圈的后果是十分危险的。由于广大农村地区各方面发展相对于城市地区存在着相对滞后性，一些资源的分配往往采取非制度性的原则进行，村民们早已习惯了通过关系来办事，而不是依照制度化的程序办事，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等基层干部，手中掌握着处理村街事物权力这一无形资源，可以作为与普通村民互惠的条件，这就为农村基层干部在人情礼俗消费中的腐败行为提供了发展的沃土。从调查中得知，马场村和翟各庄村都存在着普通村民家庭向村干部、乡镇干部甚至更高级部门干部单向赠礼的情况。由于孩子上学、宅基地审批、申请二胎等多方面各个环节需要求人，农村群众需要“打点”疏通关系或表达谢意。而受礼者由此获得了社会声望，收礼者收受礼物礼金的多少能反映出社会地位的高低。倘若某个家庭受礼很少，那么就会在别人眼中形成负面印象，以后社会地位也会逐渐削弱。长此以往，礼物礼金就会形成由社会地位低的家庭向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家庭聚集的趋势，那么物质、金钱、声望就都流向了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造成了资源分配不均，这也是农村党支部、村委会换届选举过程中，村民积极参与、候选人争先恐后拉票谋求当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引导农村文明的人情礼俗消费的对策

引导加强“乡风文明”建设，促进农村合理人情礼俗消费，首先要明确何为健康文明的人情礼俗消费。这一点我们在古人人际交往中寻找到了答案。恰如中国古人所信奉的“千里送鹅毛，礼轻情谊重”。遇有喜事送束鲜花，亲友过世，临丧而哀，吊唁送别；朋友之间利用空闲组织一些小聚会，交流感情；亲戚邻里互相帮助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庭劳务等等。我们必须承认人情礼俗消费的必要性，并且能够增进情感交流的人情往来要大力提倡，同时要把握好“度”。如此这样“你来我往”“互帮互助”，同时又“点到为止”，既不落俗套，又节约实惠。情更真，意更切，应该能起到比送金钱更加理想的效果。

（一）建立健全农村生活的各项保障体系，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目前的农村人情礼俗消费日益盛行的局面，除去表达感情的因素，主要是农民们为自身将来发展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早做打算、储蓄人际关系资源、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基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减少长期存在于农村的非制度性资源分配，使村民们不必过分依赖以往的人际交往圈可能带来的保障，从制度化的体系中获得各项保障，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达到“乡风文明”，理当包括文明、适度、健康人情礼俗消费。政府部门要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为优先方向，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理念，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要重视农村“三留守”问题，搞好农村民生保障和改善工作，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提高对农户的医疗、养老、减灾和教育保障等水准，针对自然灾害要给予一些补贴，针对老人的医疗费用问题，要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做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避免农户“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现象发生。廊坊市广阳区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尝试，例如，为解决农村老人老有所养难题，廊坊市广阳区万庄镇2014年投资40万元新建23所农村互助幸福院，服务重点对象是本村6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和空巢老人。入住后，住院老人互助帮扶，年龄较小的帮助年龄较大的，身体条件好的帮扶身体条件差的，彼此协助、共同生活，解决了老人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文化活动等问题。

（二）重视农村城镇化过程中人情礼俗消费项目的保留和传承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农村城镇化是转变农村群众生活方式的根本途径”。^[9]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的搬到城市里居住的人反映，以前人们在农村居住时，一村子的人相处的非常好，在平时的生活中，村里的人相互串门，谁家有困难、有事情大家都一起相互帮助。虽然农村有些陈旧的习俗不太好，但人们本身淳朴的性格使大家的平时交流及处事都非常融洽。现在搬进了新居，人际关系没有以前好了，居住在同一楼里的人见面都互相不认识。甚至出现“哈尔滨市南岗区巴陵街一家三口殒命多日，邻居闻到臭味报警”^[10]的现象。在城中村调查中也发现，有大概一半的人认为关系还可以，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很冷淡，几乎无往来。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孟子·滕文公（上）》说：“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描绘了一幅邻里相亲的美好图景。政府应在倡导健康人情礼俗消费、构建和睦邻里关系中应当充分发挥其指导作用。通过理论指导、新闻、媒体、网络、通信等方式创建文明社区、文明家庭、文明个人；鼓励提倡和保留健康文明、扶危解困性质的人情礼俗消费，消除那些互相攀比、带有敛财性质的过度人情礼俗消费。充分利用城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为婚丧嫁娶提供场地，改变城市人们的“宅民”生活方式，让广大市民在工作之余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大家庭的和睦气氛中。

（三）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引导农民健康人情礼俗消费

“乡风文明”是指农村文化风气的内涵状态，集中表现为农民的思想观念、道德风尚、文化修养、行为操守等与时俱进，并且蔚然成风。一般来说，“乡风文明”主要包括如下要素：①思想观念，主要是是非观念、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等；②道德风尚，主要是社会公德规范、职业道德规范、家庭美德规范、社会风气、风俗礼仪等；③规章制度，主要是乡村治理结构、乡规民约、家训家法等^[11]。而这些都需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来完成。文化建设是人的社会关系丰富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个人关系的全面发展是指“在物质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伦理道德关系、思想文化关系等……从而把人的本质充分展现出来。”^[12]因此，通过文化参与的方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化参与就是指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文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它是通过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精神文明建设中去，变文化建设的对象为文化建设的主体。对于移风易俗，改造环境，转变社会风气，从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活动中，使文化建设的活动目标任务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同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紧密结合，使文化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同步提高。

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人情礼俗消费的泛滥，就要同时注重内生性变迁，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影响和感化农村群众，帮助农村群众树立健康、科学、文明的消费观念，改变不良的人情礼俗消费方式，扭转不良的社会风气。中华民族许多优秀的道德文化品格，如仁爱互助、重义轻利、团结统一、自强不息、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传统，都是由它孕育滋养起来的。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这些品格正是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需要的优秀品质。我们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把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奢侈浪费等不良因素从农村的人情礼俗消费观念中剥离，提倡“礼轻情意重”，“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的新风尚，用一束鲜花，一首歌曲、一条短信等简洁的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意，营造纯净的人际关系。对奢侈浪费的现象予以抨击，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把有限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和新农村建设中，最终促进农村人情礼俗消费方式的文明，促进农村社会风气的健康文明。

（四）将人情礼俗消费内容纳入“乡风文明”公约

“乡风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农村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农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通过各种渠道，综合运用各种措施，全方位、多领域推进^[13]。中国古代大家荀子曾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孔子也有“先富而教”的言论，政府在民富后应该发挥引导和教育的功能，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文明、和谐目标的需要。政府要重视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发表乡风文明公约，坚持不懈地进行移风易俗的教育，扭转农村群众人情礼俗消费中不合时宜的面子观念、攀比心理、拜金主义和功利色彩，引导农村群众形成“大操大办可耻、新事新办光荣”的舆论氛围。相关部门要结合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引导村民们认识到过度的人情礼俗消费危害，鼓励村民从自身做起减少人情债，自己给自己减少负担，提倡适当规模的人情礼往，扭转不良的社会风气。可以参照农民意愿，根据礼俗项目确定参加范围，例如婚丧嫁娶参加人员限定在三代宗亲之内，人情往来礼金金额不超过100元，婚礼宴席不超十桌等等具体内容写入乡风民约，让老百姓抵制不合理的人情礼俗消费有据可循；同时，鼓励旅行结婚和集体婚礼。例如黑龙江省绥棱县靠山乡为了倡导文明、节约新风，绥棱县靠山乡的领导注重思想上引导、行动上支持、平台上搭建，号召本乡的青年人婚嫁从简、婚事简办。乡政府组织了东方红等村的六对新人的集体婚礼，将乡政府会议室装办成临时礼堂，以清茶淡水方式共结连理^[14]。对生日、升学、乔迁等事宜做到适可而为，自觉抵制盲目攀比、跟风宴席，做到能免则免、能减则减，不讲排场，不比阔气，尽量不请客、少请客，不送礼、不收礼。亲朋好友间通过网上一束鲜花、一条短信、一句问候等文明新颖、高雅便捷的方式，表达贺意，增进感情。婚丧简办，控制规模，尽量控制宴请的次数、规模和档次，尽量减少邀请的对象和范围，拒绝滥发宴请短信、大摆宴席、铺张浪费办事。

（五）培树健康家风，带动文明乡风，促进健康人情礼俗消费

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提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15]。这三个“注重”，是中国人千百年来遵行的优良传统，也是维系中华精神的一块文化基石，通过培树健康文明的家风，对促进健康的人情礼俗消费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家风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家庭的风气，包括为人处事的态度和行为准则。家风是由家庭成员的态度、行为和氛围营造的，存在于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表现在人们处理日常生活各种关系的态度和行为之中。家风源于我国古代乡土亲缘社会，也就是传统的家庭教育，包括传承价值观、伦理观与道德观，也包括传承的基本方法与规矩。优良的家风、家训其终极目的就是达到“家和”，达到“万事兴”，达到家族的世代繁盛。青少年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会受到耳濡目染的影响，按照良好家风的内容来塑造自己的行为，形成良好的人生习惯、成就美好的人生。“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节俭消费是传统美德，也是最重要的家风之一，可以有助于改变当前人情礼俗消费中“拜金主义”“讲排场”等问题。《论语·学而》有云：“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用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别人自然用好的态度对待他，可见良好的家风在人们的成长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是人们终身的财富。例如在家庭的大事小情处理上，多组织家庭成员参加讨论，使节俭消费的理念成为共识，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关的人情礼俗消费标准比如礼金的金额、举办仪式的规模、宴请宾客的选择等等，就逐渐形成了家庭约定俗成的规范标准。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良好家风的家庭往往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所以可以充分运用这一角色，积极劝说引导更多的家庭，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科学的消费观念，抛弃盲目攀比的心理，使家风成为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力量，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注释】

[1]数据均来自廊坊市广阳区统计局年终报表。

[2]“五乱”是指摊点乱摆、车辆乱停、垃圾乱扔、广告乱贴、工地乱象;“三风”是指摸牌赌博风、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风、封建迷信风。

[3]《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1页。

[4]《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8—10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86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页。

[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0]哈尔滨市南岗区巴陵街一家三口殒命多日，邻居闻到臭味报警，
http：//cnews.chinadaily.com.cn/2015-02/15/content_19596694.htm。

[11]吕春蕾、河南省“乡风文明”建设的思路与对策分析日，决策探索，2007年，第83页。

[12]贾建芳：《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研究》，中国长安出版社，2003年，第192页。

[13]马雄贵：《浅谈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日》，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13页。

[14]移风易俗婚事简办绥棱靠山乡集体婚礼倡新风，http://www.hlj.xinhuanet.com/xw/2006-03/24/content.htm。

[15]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217/ c70731-265809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