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

传统农村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生活共同体，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基础上形成了基于共同信仰与价值认同的村落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们对人生追求、生命意义、行为规范等有着共同的认知。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建立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乡规民约等规范性文化。近代以来随着农村社会实践生活的变化，现代因素不断进驻农村，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相互交融，农村文化处于转型与变革中，具体而言，农村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如下：

（一）鸦片战争后的晚清时期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古老的乡土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开始了艰难的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就整个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个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而就我国广大乡村来说，由于缺乏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发展强有力的支撑，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4]在这一时期的农村社会，仍然延续多年的乡村自治的传统，国家权力游离于基层的管理体系之外，由乡士、秀才等乡村精英实施基层的乡村管理。在中国乡村的大部分地区，地方村社的非正式代理人和机构履行国家的正式管理功能。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农村基层文化并没有因为西方列强入侵而有显著变化。建立在乡土生活基础上的民风、民德等与封建社会相适应的儒家文化在乡村基层仍占据统治地位。农民在思想上表现出对传统的固守与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膜拜。传统乡土性文化是农民行为的指南与价值观念的核心。^[5]

（二）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

在西方民主的现代思潮影响下，1911年中国社会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民国。辛亥革命在形式上确立了民主、共和的政权形态，使反封建的思想深入人心。在乡村层面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出现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活动。但是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商品输出，洋货质优价廉，在产品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使得中国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受到一定的冲击。在政治方面，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开始弱化士绅统治，通过重建乡村权力结构强化对乡村的基层统治。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乡村的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生活形式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传统的乡村伦理道德、乡规民约等在乡村依然牢固。“权力的文化网络只是在组织和关系形式上被刷新了，被破坏的是表面的制度、等级组织以及国家、乡绅和地方社会之间的角色关系，而价值观念和规范所内衍的文化深层的象征生产体系并没有改变，因此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新型的制度和价值观念”。^[6]这个时期，“西学”先进的科学技术彻底动摇了中国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传统文化逐渐被人们“贬斥”。这个时期西方的政治、文化、教育等渐渐传入中国，而国人通过比较，发现中国不仅“器”不如人，“道”亦不如人，于是产生了“精神危机”，不再对“中学”抱有信任和希望，开始转而在“道”“器”两个层面上“用夷变夏”，走全盘西化的路。^[7]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抱着救国救民的思想到国外学习先进的文化、思想科学技术，并不断在中国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以此为基础，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明确提出反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提出打倒孔家店，提倡写白话文，宣传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新思想、新道德、新信仰，呼唤民主和科学。五四运动是向西方学习、宣传和移植西方文化的运动，它反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一切旧道德、旧思想。五四运动是西方现代文化向中国传播的关键性事件，通过这场运动，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封建文化，学习西方民主科学的决心，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虽然这一时期乡村文化在基层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却为以后国家层面在话语层面否定乡村文化奠定了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政权的确立，带来了中国社会从农村到城市、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领域的全面变革。在国家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义的话语影响下，传统封建文化被民族、科学、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所代替。在官方话语中，显示出对科学、先进文化的认同与提倡，对封建、腐朽思想与习俗的全面摈弃。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宗族文化、伦理道德等作为封建思想被怀疑。这个时期，通过一系列的运动以及在思想领域的全面变革，基于传统农耕文明的乡土文化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在农村经济层面，我国农村采用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这种统一的经济模式下，国家政权深入到基层的每一个角落，农民的生产、生活、精神等处于严密的社会主义管控之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原有基于乡村地缘、血缘的关系体系被重新改造，农民个体在同一组织内部成为平等的社员关系，基于血缘、地缘的乡村认同被瓦解。在农村，国家通过生产队等组织形态改造农村社会的组织权力结构，农村原有的宗族等非正式组织被国家正式组织所取代。互助组、农业合作社、生产队、民兵组织、妇女协会等在农村社会被扶持，共同组成维持乡村秩序的权力组织网络。传统的以礼俗和伦理道德为基础的乡村文化被否定，代之以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与意识形态。在人际关系领域，基于共同的单位生产形成的阶级感情和革命友情成为形塑村民关系的纽带。^[8]

计划经济体制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强化，这一时期农村仍然处于封闭的状态。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改造，国家在基层社会树立了政治权威，破除了阻碍社会主义生产的宗族文化与民间伦理道德。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通过“破四旧”等一系列的运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全面摧毁了乡村传统习俗、道德秩序以及传统权威。总体而言，传统乡村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全面改造，国家通过一系列形式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到乡村社会，用新的政治伦理渗透和改造了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活，用社会主义道德冲淡了农民的传统乡村文化意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和集体掌握着农民生存与生活的一切资源，农民个体对集体高度依赖，农民的所有社会活动、生活行为及思想意识都被处于集体的严密监控之下。这种条件下农民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产生了对乡村新政权组织的依附和盲从。^[9]

（四）改革开放后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社会生活实践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乡土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被削弱。非农产业迅速发展，市场经济逐渐活跃，农民来往于城乡之间，不再以农业作为单纯的谋生手段。农村的封闭性被打破，农村单一的生产生活向多样态转变。与此同时，受城乡流动、媒体宣传等影响，现代城市文化逐步影响农村社会，并于农村文化相融合。随着国家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封闭的农村社会日益向开放、现代转变，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从土地上被解脱出来，在从事非农产业的过程中，形成了有别于小农意识的现代观念。在此过程中，农村不断接收现代文化，在城市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多重影响下，农村居民的思维意识、价值观念、行为逻辑逐渐转化，逐渐萌发了现代公民意识与价值观念。伴随着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农村经济获得突破性的飞跃，经济形式的变革给乡村发展带了活力与动力。随着经济水平与经济方式的多样化，农民的经济理性逐渐增强，市场契约意识逐渐深入农村居民内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的组织结构日益多样化。在一些地区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日益现代化，居民的人际交往与娱乐休闲都呈现出新特征。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的文化设施也得到进一步更新，以适应农村社会的新发展。

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为农村带来了现代的生产方式、思维习惯与生活模式，但是市场经济的逐利思想与金钱观念也使农民受到个人主义、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等观念的影响。由于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不高，理性分析能力有限，部分农民在多维文化的影响下道德滑坡、诚信缺失。一部分农民过分注重物质享受与个体利益，甚至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社会淳朴的人文道德缺失，原有的乡村秩序被破坏，导致农民行为失序，农村越轨事件增多，这给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