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流动背景下成长的农村青年

（一）流动或留守的成长经历

这一代农村青年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随之城乡流动的藩篱被破除。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日益开放，大批剩余劳动力离开家乡到城市务工、经商。伴随着农村社会的变化，当代农村青年的成长环境与父辈有着极大的不同。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与民工潮相伴的是农民家庭成员的分离及亲属网络的破碎，农村家庭最为传统的抚育、赡养功能遭受剧烈冲击。早在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近2000万；至2008年，这一数量已超5800万。^[2]现代农村青年成长于务工经商的大潮中，伴随着这一过程，很多农村青年有着流动与留守的经历。农村土地的收益有限，在对比农业收入和打工收入的情况后，一部分农民走上了打工之路。尤其是对自然条件相对较差、人多地少的农村地区来说，外出务工是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在我国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的农村地区，山区丘陵地带较多，耕种不易机械化，这些地区的农民外出务工的数量相比较华北平原地区更多。在很多农村地区，农业收入非常有限且不能机械化耕种，加之当地经济不发达，缺乏一些工业企业，在本地难以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去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务工成为很多农民的现实选择。

以湖北省D县为例，该县地处大别山脉，地势高低不平，人均耕地非常少且难以机械化，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仍停留在靠人力、畜力为主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农业生产不仅付出的劳动量非常大而且收入非常少。基于生存需要，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城乡流动壁垒的破除，这一地区的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走上了外出务工之路，去广东寻找挣钱机会成为很多农村青壮年的理性选择。在调查的S村，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部分外出者在广东务工收入较高，这给村里其他人树立了榜样。在示范效应的作用下，经由亲戚、朋友介绍，全村青壮年都走上了外出务工之路。甚至部分家庭全家外出，夫妻二人带上孩子，长年在广东务工、生活。有的家庭中青壮年外出务工，老人在家照顾孩子。在调查中发现，这个村庄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孩子大部分都有过留守或在城市流动的经历。

案例：王某，男，29岁，初中文化。王某共有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两个哥哥都已结婚，均在广东打工，目前王某在家乡以开出租车为生。王某在15岁初中毕业后就随父母到广东。王某父母作为老一代农民工在广东打工多年。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王某的父亲就去广东务工，母亲和三个孩子在家乡生活。等到王某兄弟三人长到十几岁初中毕业后，母亲带着兄弟三人也到了广东。王某在广东十余年中，做过很多工作，在服装厂做过工，在饭店做过服务员，自己做过生意。前几年，王某父母从广东回到家乡，用打工多年积攒的收入盖好了三层的楼房。

在调查中，王某母亲谈到，孩子大了，必须回家盖房子，以后孩子还要在老家结婚，总在外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王某随父母回到家乡后，也尝试过很多方式挣钱，与别人合伙开过饭店，也做过其他生意，近几年来以开出租车为生。

在调查中发现，王某的经历在S村的青年中既具代表性也具有典型性。S村的很多青年有着随父母在城市务工的经历。他们一些人在十几岁时就离开了农村家乡，有着在城市成长和务工的经历。城市生活的经历使得这部分农村青年对城市生活方式十分认同，在穿衣打扮、人际交往方式等生活上已经与父辈有很大差别，具有城市青年的很多特征。他们对农业生产不感兴趣，虽然小时候在农村长大，但不会干农活，对于农业耕种也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更向往城市的生存方式。在价值理念上，他们也更加科学与理性，不喜欢过循规蹈矩的生活。因为不再以种地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农民。

在打工大潮下，部分农村青年的留守经历对于这一群体的生活认同有着不同的意义。一些研究指出，在经历了漫长的留守生活以后，留守儿童对农村逐渐背离。由于在成长中过早经历了与父母的分离，在思念过后，孩子们逐渐开始习惯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虽然在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贯穿着对父母的思念，但是长期分离的过程降低了父母在留守儿童心中的重要程度，影响了亲子关系，削弱了留守儿童对家庭的认同。在对父母的思念中强化了留守儿童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使得留守儿童自小就树立了长大后到城市中生活的理想。与此同时，在城乡的发展差距下，农村的边缘化与空心化使得农村的向心力与吸引力大大减少。留守儿童日常生活更多的是为了远方父母的等待过程。^[3]在访谈中，一些农村青年也提到在留守经历中由于父母不在家，自己参与做饭、洗衣以及帮助爷爷奶奶干农活的经历。在成长经历中，爷爷奶奶的训斥非常普遍，由于祖辈照顾儿童的经历有限，在教育理念上与年轻的父母也有着很大差别，留守儿童表现出在祖辈看来不好的行为，如“贪玩、不爱学习”等。甚至由于教育方式的不同，代际冲突也成为普遍现象。由于祖辈年龄大、文化水平有限，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既缺乏科学的辅导，也缺乏必要的监督，甚至对孩子的学习听之任之，导致很多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不好，对学习缺乏兴趣，他们中的很多人初中未毕业就辍学了。

成长过程中的留守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农村青年作为子辈的安全感与亲情归属感。社会学家库利强调，人性是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但人性绝非生来就有，家庭是人性的养育所，它既能在面对面亲密的社会交往中获得，又会在孤立中失去。留守儿童成长中的亲情弱化与亲子分离导致了这一群体在成长期的心灵空寂与归属缺失，也会导致长大后代际关系的疏离。不仅农村青年成长中的家庭弱化打破了传统代际关系的平衡，而且由于农村青年接受现代教育与工业文明熏陶，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深受乡土文化影响的父辈一代的价值观念不一致。这不仅带来了农村代际关系的新变化，也带了农村代际关系的冲突以及家庭养老的危机。^[4]

（二）成长中离散的社区场域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后，村庄社区呈现出空心化的现状，由于很多人不在家，公共活动明显减少，社区的凝聚力降低。在农村，人们非常重视婚丧嫁娶等人生大事，并举办隆重的仪式。由于大量人员外出，结婚、孩子过生日等重要的仪式一般都集中在过年的时候举办，一些繁琐的环节也省略了。仪式的目的也在发生变化，导致一些村民对仪式的目的发生了曲解，认为举办仪式是为了收取礼金。外出务工后，人们的谈话主题更多是围绕着“挣钱与消费”，乡村公共活动减少，邻里往来功利化趋势明显。在调查的湖北省S村，水库、池塘等近年来很少清理。伴随着农民外出务工，作为共同体的乡村社区已经发生变化。青壮年劳动力到城市务工，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能力，增加了收入，但是却远离乡村场域，对于当下的乡村社会而言，他们处于一种“缺席”状态。乡村中年长者，由于无法跟随社会潮流，在乡村生活中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乡村原有的文化秩序与价值体系正在发生变化，“挣钱、提高收入”成为乡村居民的核心目标之一，经济成为主导乡村发展的强势话语。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深刻改变了农村原有的样貌，解构了农村的价值体系与生活样态，造成了农村社会的“空心化”。农村现居住人口结构的失衡使得农村无法组织和开展各种群体性文化活动，因为缺乏中坚力量的参与，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活动效果也非常有限。农村青壮年单向度地流向城市，削减了农村文化代际传承的动力，改变了农村文化延续的机制。农村儿童与青少年失去了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民间歌谣，离散了乡土亲情，对乡村的精神寄托与认同不断弱化。在这种变化的乡村场域中，农村丧失了对儿童、青少年的凝聚力与吸引力。^[5]

在此背景下，社区教育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乡土社会原有的熟人社会网络是社区教育的良好载体。在原有的乡村场域中通过人际互动、田间劳作、朋辈群体的玩耍以及各种节庆和各种社区仪式，农村儿童通过耳濡目染与实际参与习得乡村礼仪与乡土知识，完成个人的社会化。但是随着农村青壮年的外出，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处于断裂的状态，父母外出、亲邻不再，这使得乡村儿童的互动范围大大改变，乡村社会的原有氛围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切导致乡村儿童的社会化出现了种种问题。

由于父母不在家，很多家长把对孩子的教育寄托在学校教育上。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教育体系是以城市知识体系为内容的教育模式。在特征上呈现出“离农”的教育模式与知识灌输。学校教育通过现代化知识的灌输与现代价值观的确立，通过教育内容和价值导向强化个体的离农意识。最为激进的是通过学校布局设置弱化农村儿童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纽带。^[6]学校教育进一步造成了儿童对乡村的背离，在城市化的话语体系中，农村代表着“愚昧”“落后”，而城市则代表着“文明”与“进步”。在这种教育体系下，乡村儿童习得了科学知识，但是进一步强化了对城市的向往和对乡村社会的背离。开放的电视与网络媒体也在不断灌输城市的生活方式与话语体系。通过各种电视节目，儿童在学习现代理念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强化他们脱离乡村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