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现代化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秩序的多维特征

（一）乡村传统秩序的整合作用削弱

传统中国社会主要通过民间自发形成的传统习俗、乡规民约、宗族文化等非制度性的规范来自我整合和治理。传统乡村生活的秩序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发秩序”。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为乡村社会带来了工业文明，在给农村带来先进和富裕的同时，也以强势力量改造和解构着乡村社会的文化价值，冲击着农民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深刻的文化冲突。一些学者在研究中认为，农村陷入被工业文明、城市文化和精英文化等强势文化形态所殖民和改造的境地。城市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不断向乡村社会灌输自己的文化理念与精神，改变着乡村文化的价值理念与存在状况。农民原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居住状态、人际关系甚至语言习惯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6]。在市场经济的推进过程中，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体利益、金钱至上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视野，并在农村社会蔓延开来。经济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的同时，生活在农村社会的人们，物质利益成了人们生活追逐的目标之一。在此过程中，由于对现代化的盲目崇拜，传统乡村文化被贴上了“愚昧”、“落后”的标签，而个体利益至上、冲破习俗成为人们生活的习惯。随着城乡流动的加快，大量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视野开阔的同时，城市现代文明也在逐渐消解他们的乡土意识与文化传统。农村社会居民呈现出价值多元化的样态，一部分居民渐渐失去了对乡土习俗、道德、礼仪等乡土文化的认同与遵从。在行为规范方面，冲破旧习俗、打破旧观念等等成为很多农村年轻人行为的价值取向。在调查中发现，一部分农村居民在人际交往方面去除了传统的以“情义”为基础的交往规范，在个体行为选择中不再考虑传统的伦理道德的约束，而是更多基于个人利益的算计，以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最为行为的动力。在生活实践中，更多的趋向于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为挣更多钱不惜一切代价，“能够获得利益”成为衡量行为是否有价值的主要标准，“金钱”成为人们行为的驱动力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原有的乡村规范失去了约束性作用，人们在价值行为取向上不再认同。在被逐渐抛却的境遇中，原有的乡村伦理文化、秩序规范失去了对乡村秩序的整合作用。

（二）农村现代性整合方式处于萌芽状态

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是理性与自由精神为基础的“契约”与“法律”，在日常行动中，个体按照理性的原则选择合理的行动方式。对规则的高度遵守成为现代公民的行为原则。这种社会秩序的生成模式是现代性的整合模式，这种整合方式是与工业文明带来的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必然相关的。

现代化变迁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提供了宏观背景，中国的社会变迁是以西方社会为模版的“赶超型”的独特发展路径。在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导下的现代性话语的强势推进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点。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市场经济进入农村社会，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务工。这使得农村社会卷入到以现代化为发展目标的路径中。由于历史发展水平低，中国社会处于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中。一方面是发达的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另一方面是与现代文明相差很远的农村社会。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无论在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社会生活方式、居民的文化价值观念离现代化社会仍相距甚远。即使在农村社会存在大量的非农就业，从调查来看，这些就业岗位大多是并不需要多少科学技术水平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非正规就业。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现代化的组织形式很少。在一些农村地区，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在周围农村地区从事的是以体力、半体力为主的非农岗位。在这些非农岗位中，以建筑业为典型代表。无论在文化水平还是在生活习惯方面，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农民仍缺乏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科学、理性精神，也缺乏对正式规则遵守的习惯。虽然很多农民也有了现代生活的理念，但是从总体来看，离现代性整合方式赖以要求的公民素质还相差很远。大部分农民的科学理性分析能力还非常有限，对契约、规则的认识还需提高，更缺乏自觉践行现代规则的能力。在基层治理的社会实践中，虽然政府制定了现代性的规则、制度，也希望用现代治理理念来达到对农村社会的有序治理。但是往往在实施过程中，农民个体用他们的传统思维惯性来解读政策、规则文本，导致基层运行逻辑与制定的规则相距甚远。例如在村干部选举中，公平公正的选举程序在实行中发生了变化，“贿选”现象比比皆是。乡村的运行实践更多的基于“人情”逻辑，在统一的规则、秩序面前，农村居民普遍缺乏一定要遵守“规则”“秩序”的理念，也没有把现代化的公平、正义理念内化到内心深处。乡村的现代性规则与政策只限于政府有关部门的纸质文本，在运行中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文本与规则文本与真实的运行逻辑处于脱离状态。社会生活实践的传统行为惯性使得现代性的整合方式只处于萌芽状态。

（三）政府层面的国家政治整合方式作用有限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整合成为社会整合的主要方式。在国家政权的强力推动下，社会的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和经济中心是高度统一的，由于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一时期的国家具有很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在推进集体化的过程中，纵向的国家政治整合完全取代了横向的地方社会整合，单向度的政治整合成为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7]。村庄的组织基本上是由国家“嵌入”的，农民直接处于国家政权的严密控制之中，这一政治全能主义使得乡村的社会生活军事化、经济生活行政化、精神生活统一化，将中国农村社会的广大民众纳入到无所不包的政治体系之中^[8]。改革开放后，虽然国家并没有完全退出乡村社会，但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改变了集体主义的经济基础，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高度的政治整合失去了依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重新树立了农民同土地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土地为依托，乡村社会重新又回到“安土重迁”的“自然状态”。由于失去了集体经济基础，国家政治整合的方式失去了抓手，相比较计划经济时期控制作用已经大大减弱。市场经济的推行，城乡流动壁垒的破除，使农村居民对政府行政资源的依赖性大大减弱。农民完全可以自主地从市场中获取生存资源，生存样态多元化。随着农民自主意识的增长与权益意识的增强，他们行为的独立性已经大大增强，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上的“管”“控”功能大大减弱。在基层的农民生活世界中，他们更关注的是个人的生活。一些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农民个体关注较少。从现实来看，这些宏大的国家政治理念，在农村基层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文本宣传方面，由于农民的领悟能力有限，这些政治理念的整合作用也有待加强。与此同时，村民的价值观念受到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侵袭，农民的价值观念呈现出功利化与多元化的状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仍需加强。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资源的多元化使得农村的政治整合作用方式非常有限。对于日益松散的农村社会秩序，政治整合难以重启计划经济时代的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