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中郎将和度辽将军之常设_两汉民族关系史

匈奴中郎将和度辽将军之常设_两汉民族关系史

刘秀按次第削平群雄之后，便于建武九年（公元34年）进攻陇右隗纯，第二年隗纯降。又于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消灭了割据四川自称白帝的公孙述，西南亦平。之后，刘秀矛头转向了为匈奴所支持的卢芳割据势力。

（一）卢芳的瓦解

王莽篡位，天下大乱，是时，安定郡三水（今宁夏同心东）人卢芳诈称为汉武帝曾孙刘文伯，邀约三水属国羌胡起兵，自成势力。刘玄在长安称帝，以卢芳为骑都尉，镇抚安定以西。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玄出奔，被封为淮阳王。三水豪强以为卢芳是刘氏子孙，宜承宗庙，因此推立卢芳为上将军、西平王，并派人入西羌、匈奴地联络，得到匈奴的支持。单于说，“匈奴本与汉约为兄弟。后匈奴中衰，呼韩邪单于归汉，汉为发兵拥护，世世称臣。今汉亦中绝，刘氏来归我，亦当立之，令尊事我。”[2]于是派句林王率数千骑将卢芳及其兄卢禽、其弟卢程接入匈奴，单于立卢芳为汉帝，卢程为中郎将。次年（建武四年），单于遣无楼且渠王入五原塞，与假号将军李兴等共谋，将卢芳迎还汉地称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李兴、闵堪等将卢芳接回，都九原县。于是卢芳“外倚匈奴，内因兴等，故能广略边郡”[3]，从而逐渐控制了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五郡。(www.guayunfan.com)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遣归德侯刘飒使匈奴，而匈奴也派使贡献，刘秀又“令中郎将韩统报命，赂遗金币，以通旧好”[4]。汉匈双方都作出恢复关系的姿态，唯匈奴又同卢芳共扰边塞，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卢芳。

是时，卢芳部将贾览率匈奴骑兵杀了代郡太守刘兴，而卢芳以事杀五原太守李兴的兄弟，这便出现了众叛亲离的危机。因为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桥扈率郡投汉，刘秀叫他们领职如故，这就是刘秀高明的地方。

建武九年（公元33年），刘秀遣大司马吴汉、骠骑大将军杜茂进击卢芳，均未奏效。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卢芳同贾览久攻云中不下，“其将随昱留守九原，欲胁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内离，遂弃辎重，与十余骑亡入匈奴，其众尽归随昱”[5]。自此卢芳势力完全瓦解，刘秀政权完全控制了五原、云中、定襄、朔方、雁门五郡，卢芳已无根据地，失去依托。

此时的卢芳已是孤家寡人，没有什么可以依托的了，匈奴“乃遣芳还降”。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卢芳回到高柳使人请降。汉封芳为代王，闵堪为代相，闵林为代太傅，赐缯二万匹，因使和集匈奴。卢芳于是上书称谢：“臣芳过托先帝遗体，弃在边陲。社稷遭王莽废绝，以是子孙之忧，所宜共诛，故遂西连羌戎，北怀匈奴。单于不忘旧德，权立救助。是时兵革并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贪觊，期于奉承宗庙，兴立社稷，是以久僭号位，十有余年，罪宜万死。陛下圣德高明，躬率众贤，海内宾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故，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为代王，使备北藩，无以报塞重责，冀必欲和辑匈奴，不敢遗余力，负恩贷。谨奉天子玉玺，思望阙庭。”刘秀下诏许卢芳于建武十七年正月入朝。冬天卢芳入朝，到昌平，“有诏止，令更朝明岁。芳自道还，忧恐，乃复背叛，遂反，与闵堪、闵林相攻连月。匈奴遣数百骑迎芳及妻子出塞”[6]。十余年后，卢芳病死于匈奴。北方卢芳之患算是这样消除了。

然而，在这期间，匈奴单于却加强了对边塞的掳掠，汉则加强防备，如增加缘边各郡的军队，筑亭候，修烽火。有时则加以出击，如张堪“击破匈奴于高柳（阳高），拜渔阳太守。捕击奸猾，赏罚必信，吏民皆乐为用。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堪率数千骑奔击，大破之，郡界以静。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视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7]。

（二）匈奴中郎将和度辽将军的常设

建武二十二年（公元64年），匈奴单于舆死，立其子左贤王乌达侯为单于；又死，立其弟左贤王蒲奴为单于。日逐王比不得立，心怀愤恨，而当时匈奴连遭旱蝗，“赤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8]单于怕汉兵乘机袭击，就遣使至渔阳求和亲，而汉派中郎将李茂报命。这时，日逐王比则秘密派遣汉人郭衡送匈奴地图给汉。次年，又见西河太守，请求内附。这些行动被两骨都侯所发觉，在五月龙祠大会时，将其事告知单于蒲奴。“时比弟渐将王在单于帐下，闻之，驰以报比。比惧，遂敛所主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9]，作好了应变的准备。单于蒲奴令万骑攻击，而见比众盛，于是撤兵而回。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于是款五原塞，愿永为藩蔽，磗御北虏（北匈奴）”[10]。匈奴内附，真假难辨，是祸是福，难于定夺，于是事交公卿议。议者都认为天下初定，国内空虚，而其情真假难知，所以不可答应。唯耿国却以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按：即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令东磗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万世安宁之策也。”[11]刘秀以政治家的气魄，从长考虑，听从其言，乃立比为南单于。自此以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南单于遣使入朝，“奉藩称臣，献国珍宝，求使者监护，遣侍子，修旧约”[12]。

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汉遣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在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处立单于庭，又下诏使南单于入居云中。南单于遣使上书，献骆驼两头，文马十匹。秋天，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阙。“诏赐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韡绶、安车羽盖……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又转河东米郷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令中郎将安集掾史将弛刑五千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单于岁尽辄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将从事一人将领诣阙。汉遣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交会道路，元正朝贺，拜祠陵庙毕，汉乃遣单于使，令谒者将送，赐彩缯千匹、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酱及橙、橘、龙眼、荔枝，赐单于母及诸阏氏，单于子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缯彩合万匹，岁以为常”[13]。南单于奉藩称臣，朝正月，遣子入侍，而汉颁黄金单于玺，赠赐器物，等等，则与西汉时无异，即“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唯汉遣匈奴中郎将率兵随单于所处，参与辞讼，观察动静，即监护单于，则比西汉前进了一大步。匈奴故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14]。龙祠大会除了祭天神外，兼祠汉帝，这同奉正朔已是别无二致了。

是年冬天，叫单于徙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纳林），“因使中郎将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拥护之，为设官府、从事、掾史。会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驼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及悉复缘边八郡”[15]。

从这年起，监护南单于的匈奴中郎将成为常设了。如果说西汉时匈奴的“称臣”表示了汉对匈奴的有效统治，而这种统治还处于不定型的话，那么，常设匈奴中郎将则从形式上对这种有效统治做了固定，使其成为制度，这更具有一种“法定”的约束力。

南单于居西河以后，也作了一番布置，“亦列置诸部王，助为磗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16]。这说明他们完全错杂与郡县共处，其实成了缘边诸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三）度辽将军之设

匈奴南北分裂之后，南单于称臣，同汉甚是亲近，北单于有所恐慌，于是在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遣使至武威求和亲，这样做当然是为了试探，不过也出于缓和一下双方的紧张关系。但是这给东汉朝廷出了一个难题，即若接受北单于的要求，则必然引起南单于的强烈反响。于此事皇太子说：“南单于新附，北虏惧于见伐，故倾耳而听，争欲归义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虏，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矣。”[17]刘秀同意这个意见，只好求近舍远，令武威太守拒绝北单于使。当时还有另一种意见，即臧宫和马武的意见，他们上书说：“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缘边被其毒痛，中国忧其抵突。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悬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悬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刘秀却不以为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认为“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实，不如息人”[18]。从这段话来看，刘秀确也从大局出发，不轻举妄动，因为今非昔比，汉不是孝武、孝宣之世，匈奴也不再是孝武时的那种完全敌对状况，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攻战之事已经不再是主要手段了。

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北单于再遣使入朝，“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刘秀深感棘手，事交三府议，司徒掾班彪提出：“臣闻孝宣皇帝敕边守尉曰：‘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应对入其数，则反为轻欺。’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贡献，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臣见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归亲愈数，为惧愈多。然今既未获助南，则亦不宜绝北，羁縻之义，礼无不答，谓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明加晓告以前世呼韩邪、郅支行事。”[19]刘秀赞同其议，于是以班彪所拟之辞以答曰：

单于不忘汉恩，追念先祖旧约。欲修和亲，以辅身安国，计议甚高，为单于嘉之。往者，匈奴数有乖乱，呼韩邪、郅支自相仇隙，并蒙孝宣皇帝垂恩救护，故各遣侍子称藩保塞；其后郅支忿戾，自绝皇泽，而呼韩附亲，忠孝弥著。及汉灭郅支，遂保国传嗣，子孙相继。今南单于携众向南，款塞归命。自以呼韩嫡长，次第当立，而侵夺失职，猜疑相背，数请兵将，归埽北庭，策谋纷纭，无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独听，又以北单于比年贡献，欲修和亲，故拒而未许，将以成单于忠孝之义．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畔逆者诛罚，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今单于欲修和亲，款诚已达，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西域国属匈奴，与属汉何异？单于数连兵乱，国内虚耗，贡物裁以通礼，何必献马裘？今赍杂缯五百匹，弓閚丸一，矢四发，遣遗单于。又赐献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斩马剑各一，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竽、瑟、空侯皆败，愿复裁赐。念单于国尚未安，方历武节，以战攻为务，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剑，故未以赍，朕不爱小物。于单于便宜所欲，遣译以闻。帝悉纳从之。[20]

刘秀出于平衡起见，于第二年（建武二十九年）赐南单于羊万头。

建武三十一年（公元55年），北单于复遣使如前，汉以“玺书报答，赐以彩缯，不遣使者”[21]。

自此以后，北单于部众时有来归附者，如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护于丘就率众千余人来归附，而北单于又时而派骑盗扰边塞，如永平五年（公元62年）就使六七千骑入五原塞，扰及云中至原阳；北单于在次年，想同汉合市，并遣使求和亲，明帝“冀其交通，不复为寇，乃许之”[22]。这样，既要安置来归者，还得背着南单于与之打交道，确乎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永平八年（公元65年），汉遣越骑司马郑众入北匈奴报命，而南单于部须卜骨都侯等“知汉与北虏交使，怀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郑众出塞，疑有异，伺候果得须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将，以防二虏交通。由是始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副校尉来苗、左校尉阎章、右校尉张国将黎阳虎牙营士屯五原曼柏（今内蒙古纳林）”[23]。也就是说，在这一年正式置度辽营，设度辽将军。其实还在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耿国就曾上言“‘宜置度辽将军，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显宗追思国言，后遂置度辽将军，左右校尉，如其议焉”[24]。

度辽将军的职责是接受安置北匈奴来归者；防止塞内之民，尤其是南匈奴民出北；抵拒北匈奴的骚扰；防止南北匈奴的往来；等等。

除此之外，度辽将军还有一个使命，就是协调南北匈奴之间的关系。南北关系中，南单于往往采取主动出击，借以阻止和破坏北单于同汉接近，如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北单于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同汉贾客交易。“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遇之。南单于闻，乃遣轻骑出上郡，遮略生口，钞掠牛马，驱还入塞。”[25]

第二年（元和二年，公元85年），南单于宣又遣兵千余人猎至涿邪山，突然同北单于部温禺犊王相遇，双方交战，南单于获温禺犊王首级而还。时武威太守孟云上书：“北虏以前既和亲，而南部复往钞掠，北单于谓汉欺之，欲谋犯塞，谓宜还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26]章帝诏百官议朝堂，而公卿皆言不可。独有袁安以为“北虏遣使奉献和亲，有得边生口者，辄以归汉，此明其畏威，而非先违约也。云以大臣典边，不宜负信于戎狄，还之足示中国优贷，而使边人得安，诚便”[27]。司徒桓虞改从袁安之议，而太尉郑弘、司空第五伦却恨之，郑弘甚至大言“诸言当还生口者，皆为不忠”。桓虞却当廷叱之。章帝最后同意袁安主张，遂下诏曰：“今与匈奴君臣分定，辞顺约明，贡献累至，岂宜违信自受其曲？其敕度辽及领中郎将庞奋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还北虏。其南部斩首获生，计功受赏如常科。”[28]东汉政权企图极力平衡南北匈奴之间的关系，然而二者矛盾极深，都想以一方单独控制漠北草原，而南单于利用其受汉厚遇的有利条件，企图一口吞掉北匈奴，而北匈奴却因此而同汉若即若离。还有东汉最高统治阶层中官僚贵族、外戚和宦官集团间的明争暗斗日益突出了，总想利用匈奴问题做文章，或以征伐恃功击败对手，或借以攻击对方，抬高自己一方。加上深受大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对匈奴持不信任态度的一些武将常主张对北匈奴采用暴力，如耿秉多次上言兵事，“常以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以战去战，盛王之道”。这样造成了同北匈奴的战争延续不断，此正是东汉政权对匈奴政策的摇摆性造成的后果。

（四）一场多余的战争

章和元年（公元87年），鲜卑入匈奴左地进击，杀优留单于。于是北匈奴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二十万人，拥兵八千人到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附汉。再加上战败内乱和饥蝗之灾，来归者先后而至，南单于企图乘机一举兼并北庭，于是年七月上言：

臣累世蒙恩，不可胜数。孝章皇帝圣思远虑，遂欲见成就，故令乌桓、鲜卑讨北虏，斩单于首级破坏其国。今所新降虚渠等诣臣自言：去岁三月中发虏庭，北单于创刈南兵，又畏丁零、鲜卑，遁逃远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复共立单于异母兄右贤王为单于，其人以兄弟争立，并各离散。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皆曰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须日逐鲜堂轻从虏庭远来诣臣，言北虏诸部多欲内顾，但耻自发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击，必有响应。今年不往，恐复并壹。臣伏念先父归汉以来，被蒙覆载，严塞明候，大兵拥护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垂拱安枕，惭无报效之地。愿发国中及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师子，左呼衍日逐王须訾将万骑出朔方，左贤王安国、右大且渠王交勒苏将万骑出居延，期十二月同会虏地。臣将余兵万人屯五原、朔方塞，以为拒守。臣素愚浅，又兵众单少，不足以防内外。愿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圣帝威神，一举平定。臣国成败，要在今年。已敕诸部严兵马，讫九月龙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

窦太后拿给耿秉看，耿秉上言：“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及王莽篡位，变更其号，耗扰不止，单于乃畔。光武受命，复怀纳之，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咸胁归义，威镇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29]耿秉亦以为是大好时机，其所以如此，前面已提到，在于他们的思想上对匈奴总有些不放心。

事有凑巧，章和二年（公元88年）章帝死，窦太后临朝，而南单于请兵北伐，企图还归旧庭，同时心怀叵测的窦宪也跳出来“自求击匈奴以赎死”[30]。太后想同意攻伐匈奴的主意已定，时宋意上疏说：

夫戎狄之隔远中国，幽处北极，界以沙漠，简贱礼义，无有上下，强者为雄，弱即屈服。自汉兴以来，征伐数矣，其所克获，曾不补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难，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来降，羁縻畜养，边人得生，劳役休息，于兹四十余年矣。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归功圣朝，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今北虏西遁，请求和亲，宜因其归附，以为外磗，巍巍之业，无以过此，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诚不可许。[31]

宋意疏中，“宜因其归附，以为外磗，巍巍之业，无以过此。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的议论，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也是很有见地的，可惜征伐之事已不可挽回，因为最高统治者的主意已定。对北匈奴如何相待，这是从建武二十六年汉册授南单于黄金玺以来，朝中所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其中班固就曾提出过“虽屈申无常，所因时异，然未有拒绝弃放，不与交接者也”的论点。

《后汉书·班固传》载，肃宗时：

北单于遣使贡献，求欲和亲，诏问群僚。议者或以为匈奴变诈之国，无内向之心，徒以畏汉威灵，逼惮南虏（南匈奴也[32]），故希望报命，以安其离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虏亲附之欢，而成北狄猜诈之计，不可。固议曰：“窃自惟思，汉兴已来，旷世历年，兵缠夷狄，尤事匈奴。绥御之方，其涂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文帝与匈奴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也），或臣服而致之（宣帝时，匈奴稽首臣服，遣子入侍），虽屈申无常，所因时异，然未有拒绝弃放，不与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复修旧典，数出重使，前后相继（建武二年，日逐王遣使诣渔阳请和亲，使中郎将李茂报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印绶），至于其末，始乃暂绝。永平八年，复议通之。而廷争连日，异同纷回，多执其难，少言其易。先帝圣德远览，瞻前顾后，遂复出使，事同前世（先帝，谓明帝也。永平八年，遣越骑司马郑众报使北匈奴）。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阙而不修者也。今乌桓就阙，稽首译官，康居、月氏，自远而至，匈奴离析，名王来降，三方归服，不以兵威，此诚国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为宜依故事，复遣使者，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宣帝五凤三年，单于名王将众五万余人来降，称臣朝贺。甘露元年，匈奴呼韩邪遣右贤王入侍。），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虏使再来，然后一往，既明中国主在忠信，且知圣朝礼义有常，岂可逆诈示猜，孤其善意乎？绝之未知其利，通之不闻其害。设后北虏稍强，能为风尘，方复求为交通，将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为策近长。”

然而，由于东汉政治中外戚、官僚、宦官各势力间的争斗激烈，所以比较正确或可行的措施得不到也无法得到申张和实施。

永元元年（公元89年），以窦宪为车骑将军，“金印紫绶，官属依司空，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33]。明年，宪与秉各率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阳塞，皆会涿邪山。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比海。斩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于是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等八十一部率众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34]。

《后汉书·窦宪传》又载班固所作铭曰：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绛天，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埽，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于是域灭区单，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上德。

又《南匈奴传》载：

（永元）二年春……南单于复上求灭北庭，于是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至涿邪山，乃留辐重，分为二部，各引轻兵两道袭之。左部北过西海至河云北，右部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南度甘微河，二军俱会，夜围北单于。大惊，率精兵千余人合战。单于被创，堕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走，仅而免脱。得其玉玺，获阏氏及男女五人，斩首八千级，生虏数千口而还。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故事，中郎将直从事二人，耿谭以新降者多，上增从事十二人。

窦宪、耿秉靠攻伐立功，以图为自己树碑立传，这是不从长远考虑，图一时之快，实不足取。

永元三年（公元91年），耿夔又破北单于，北单于“逃亡不知所在”。子是他的兄弟右鹿蠡王於除自立为单于，领右温禺王、骨都侯以下数千人众，到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遣使款塞。朝廷从窦宪的主张，立於除为北单于。先是窦宪恃功，企图拉拢北匈奴，于是上书请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一如南单于例，置中郎将领护。时太尉宋由、太常丁鸿、光禄勋耿秉等十人以为可以，唯袁安、任隗却以为“光禄招怀南虏，非谓可永安内地，正以权时之算，可得磗御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并领降众，无缘复更立阿佟，以增国费”。宗正刘芳、大司农尹睦表示同意。于是议而未决，袁安怕窦宪之计将行，即独上封事曰：“臣闻功有难图，不可豫见；事有易断，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单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备，故匈奴遂分，边境无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坠，赫然命将，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万余人，议者欲置之滨塞，东至辽东，太尉宋由、光禄勋耿秉皆以为失南单于心，不可，先帝从之。陛下奉承鸿业，大开疆宇，大将军远师讨伐，席卷北庭，此诚宣明祖宗，崇立弘勋者也。宜审其终，以成厥初。伏念南单于屯，先父举众归德，自蒙恩以来，四十余年。三帝积累，以遗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业。况屯首唱大谋，空尽北虏，辍而弗图，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计，违三世之规，失信于所养，建立于无功。由、秉实知旧议，而欲背弃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枢机，赏罚理国之纲纪。《论语》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行焉。’今若失信于一屯，则百蛮不敢复保誓矣。又乌桓、鲜卑新杀北单于，凡人之情，咸畏仇雠，今立其弟，则二虏怀怨。兵、食可废，信不可去。且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35]诏下其议，袁安同窦宪针锋相对。窦宪险急负势，言辞骄讦，甚至诋毁恐吓袁安。然袁安坚持所见，不为所屈。当然，窦宪还是仗势立了右鹿蠡王於除为单于，次年即永元四年（公元92年）派耿夔授於除玺绶，玉剑四具，羽盖一驷，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唯仅过一年，即永元五年（公元93年），於除自离还北，为任尚所追杀。其实，窦宪曾在前一年就已灭顶。范晔用东方朔语言其“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当也。窦宪企图利用汉匈之隙，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无奈最后咎由自取。

这次不必要的战争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如鲜卑大规模入居北匈奴地，南单于同汉的关系又开始复杂化，这一切将在下一章中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