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一般逻辑

政治学作为一种形而上意义的学术文化，大体上出现于轴心时代，并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相继出现而产生。西方政治学经过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代际传承，到亚里士多德形成《政治学》专著，大体历经了二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形成民主政治制度，也没有在此基础上凝炼出形而上意义的原生态政治学，但确曾出现过民主政治思想萌芽，如孔子倡导的“士志于道”[1]思想、孟子倡导的“民贵君轻”思想以及儒家孜孜以求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等议政谏诤思想，所有这些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我国古代民主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学伴随着列强的军事入侵传入中国。资料显示：“在中国最早开设政治学课程的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1903年），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1898年）。此后在中国的学界和政界，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和发展。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全国200所高等院校中，约40所院校设有政治学系，讲授的课程内容大都属于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2]西方政治学在启蒙中国人民推翻封建帝制、冲决封建文化罗网以及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方面功不可没，但要指引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中国则颇有困难。这样，解决近代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历史任务便自然落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身上。

大体来说，《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正式诞生。在《共产党宣言》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中，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社会生产方式这一理论基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阶级属性，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即国家政权问题，提出了政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组织命题，论证了暴力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实践形式，所有这些系统而全面的政治观元素，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基础。

在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双重历史推动下，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比较鉴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些知识分子，既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观察分析解决近代中国问题，并因此明晰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农村包围城市以及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思路的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包括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关于阶级、政党、民族、国家、革命等理论实践问题的无产阶级专家学者，如恽代英编撰的《政治学概论》、邓初民编撰的《政治科学大纲》、秦明编撰的《政治学概论》、高振青编撰的《新政治学大纲》等等。[3]他们对革命新思路的探索以及对理论新成果的诠释，既增进了近代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了解，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逐步成为新中国政治建设的行动指南。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不仅撰写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代表性文章，而且还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体，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政体，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制度形式。这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不仅为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过渡进行了科学论证，而且还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本质规定。后来，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政治学的历史影响不同程度地干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在1952年进行的全国院系调整中，大学的政治学系被取消，与政治学有关的研究和教学内容被分别归入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国家与法、政治思想教育等其他学科和专业”[4]。这一决定，客观上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曲折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5]。尽管如此，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蜕变，以及国内经济体制机制的某些不足，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历史发展还是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需要新定位、改革开放发展路径遇到新瓶颈、推进依法治国遇到新障碍、实施从严治党遇到新问题……种种情况表明，如何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以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体系与道路前提下，围绕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目标及其实现路径进行理性制度设计，便成为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历史发展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