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综合概念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中，“治理”一共出现过两次，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概念的一个核心子概念。对它的理解将直接关系到对总概念所包含的机理和机制及其能力和能量的理解。治理虽然以单独的面貌出现还很新鲜，但与“综合”连在一起形成的一个“综合治理”概念却早已耳熟能详。从“综合治理”的概念中可以推导出，“凡治理就是综合”的结论。其中，“综合性”是“治理”的一个基本特性。所谓“综合”，就是要在“全面”基础上的运动、互动和联动以及包容、兼容、混合和融合。而“全面性”不仅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三个关键词的第一个，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和思想。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全面发展”是其走向良性发展的基础。是否“全面性”，还是马克思主义衡量人物、事物和事务的一个核心指标。

由此看，“治理”就不仅是一个性质概念，还是一个过程概念，也是一个作用概念，更是一个状态概念。但其中性质是基础和关键。从性质上看，它是对“管理”的完善、发展和超越。“管理”由于一般是一种限制性的思维在起主要的作用，是一种运行的正常状态。因此就具有很多、很强和很浓的片面性和局部性，甚至狭隘性。从人们习惯甚至喜欢把“管理”简称为“管”可以看出，它的历史传统性与现实不适应性之间的矛盾。而“治理”则不同，虽然都是“理”家族的一员，但由于是在“治水”过程中发现的规律和形成的“理念”，是针对问题和毛病的，如“治病”就是从“有病”延伸出来的。一般是管理失效了，才需要用治理的方法。所以，就具有了一种“水涨船高”和“水涨台高”的基本特性和特征。这是一种在“限制”和“约束”基础上的鼓励、奖励和激励。这个过程最终导致了一个人类治理黄河最后是把黄河变成了“地上河”的结局。现实是，人们对有形的治理物理的“地上河”的“水患”现象还可以理解，但对无形的治理社会的“地上河”的“水患”现象好像还都没有深切的感觉。但在实践中，无论感觉与否和理解与否，“洪水”和“治理”就是一对矛盾。最早的“治理”就是针对和应对“洪水”的。

所以，它一方面要靠法制，另外还要靠政策。其中，法律以限制为主，给一个授权的范围；政策以鼓励为主，给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从过程上看，它又分为对障碍的疏通、对问题的解决和对机理的调节和对节奏的调整。其中要特别对“理”进行理解。要树立“理是规律”的概念。“理”是石中之纹的意思。所以，“治理”就有一种“发现规律”、“利用规律”和“驾驭规律”的内涵，但没有一个创造规律的内涵。这就需要加强对“理论”内涵的理解。“理论”其实就是“论规律”。“理论”就是对客观规律的一种主观反映、提炼和概括。“真理论”是不会留空间的，凡有空洞的就是“假理论”。能触动、感动和感化群众的就是“真理论”，反之就是“假理论”。

所以，需要用“机理”来代替“机制”，要用“引导”来牵引“限制”，要用“鼓励”来主导“规范”。这种代替、牵引和主导不是简单地把“管理”否定掉，而是最大限度地包容了“管理”。浙江的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告诉我们，人类实行“管理”已经有7000余年的历史，甚至更早。它是人类在“木器时代”里“管理”自身安全以防止野兽伤害的产物。因为，传统“管理”都是一种限制性的“管理”，或者是一种对规范性框架内“自由”的管理。现代“治理”就是要在“限制”、“规范”的基础上，再增加“鼓励”和“引导”。中国现状还是多“管理”而少“治理”的，主要是从制度看，限制人和允许做的“法律”多而鼓励和引导人的“政策”少，甚至所有“政策”都是一种“准法律”。这也与很多人不仅把“法”与“法律”混淆，而且还把“政策”与“法律”模糊密切相关。它们的作用和影响不仅在“挂在墙上”的制度上，而且更在运行事物和事务的机理中。

但要做好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过程，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就可以实现的事情。其难点和难度主要在于思考和操作的思维方式不同。“管理”依托的思维基本是一种“点性思维”和“线性思维”。所谓“点性思维”，主要是抓大点、中点、热点、重点、要点和焦点。所谓“线性思维”，主要是讲线索、思路、逻辑和推理。当下按部门的分口和分条块“管理”就是这两种思维方式的体现形式。它的最大问题有二：一是容易注重部门、口子和系统的利益；二是容易形成和产生管理缝隙。如果再按这种模式运作社会，社会的管理空档和缝隙就会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大，最终会产生“没有管理”和“黑色管理”的状态也会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大的状态。建立在全面、整体和综合思维基础上的现代“治理”正好可以弥补上述运作社会的方法弊端。“综合”不是一个多种因素简单相加的概念，而是蕴含了一个各种因素互动和融合的过程。它更需要统筹和协调。它更需要一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或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的能力。

所以，“治理”就是“好治”和“善治”二者的结合。现实是，对“good governance”的理解，只有“善治”而没有“好治”。英文的“governance”是只与“政府”（government）有关的，而看不出其中任何一点“水迹”。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善”和“好”就会发现，它们只是有一些类似，实际上差别很大。其区别在于：善对恶，好对坏；善是初，好是果；善是心，好是行；善是性，好是表；善是人性，好是现实。善中有愚智，好中有太极。“善”一般是愿望、想法和动机上的，“好”往往是过程和目标效果上的。现实中很多情况是，好者不善，善者不好。但那是“管理”思路的结果和效果。现在要达到“好者更善，善者更好”的结果和效果，则必须要实施“治理”的思维。要想“好”，是一个技术和科学问题。要想“善”，是一个理想、哲学和道德问题。技术和科学讲究细节，要求精致度、精准度。理想、哲学和道德注重理念和价值，要求高度、长度、深度和力度。所以，人有二心：有心和无心，兹心和非心。兹心为慈，非心为悲。用心做事，有功不赏；无心做事，有罪不罚。但结果往往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决定了，人要慈悲为怀，要既慈又悲；要母慈父悲，要老慈壮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