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系统概念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概念中，“体系”是一个基础概念。虽然架构什么样的体系也是一种能力，但“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的基础。有什么样的“治理体系”就有什么样的“治理能力”。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治理体制的结构是否科学的问题；二是治理体制的机理是否系统的问题。其中，“结构”一般是既有形的又可见的，“机理”一般是虽无形但可悟的；“体制”包含了机理问题、功能问题、作用问题、机制问题、制度问题和秩序问题等等，“系统化”包含了目标问题、系统问题、立体问题和整体问题及其过程化问题等等。

“治理体系”如何一般是由“治理历史”、“治理文化”、“治理环境”、“治理特征”和“治理特点”构成的。“治理体系”的最终形成和选择不仅是由人民完成的，而且也是多种因素混合而成的。它一般是一个条状系统概念，体现在体例和体制中。“体制”不仅是一个制约概念，还有一个激发概念；不仅是理念概念，还是一个制度概念；不仅是一个突破概念，还是一个平衡概念；不仅有目标概念，还有过程概念。

其中，“价值体系”是体系系统性的核心。价值观加强了，国家就强，而不是相反。这是中共中央提出和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背景。在思想价值观层面，“价值自信”也需要彻底化和系统化。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不仅有不同的价值核心，而且还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在奴隶社会里，“核心价值点”是“体力”的数量和质量；在封建社会里，“核心价值点”是“土地”的面积和产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核心价值点”是“资本”的产值和利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核心价值点”是“社会”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及和谐性。现代的“社会”概念又是“人力”（“体力”和“智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包容体和兼容体。

其实，在中国，“治理体系”是早已有之的，只是程度时强时弱而已。当“治理体系”弱的时候，“管理体系”就会强。反之亦然。历史已经显示，“治理体系”强的时候，正是整体思维和综合思维占主导地位和作用的时候。中国的封建时期就是整体思维和综合思维占主导且比较成熟甚至鼎盛的时候。中国的太极思维和中庸思维都是这种整体思维和综合思维的核心和特征。为此，德国数学家兼哲学家莱布尼茨早在17—18世纪之际就看到了这种趋势，并竭力推崇中国思维。

既然是一个“系统”，就很容易形成“牵一发动全身”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状况。这种状况用分析思维既是很难理解的，也是很难预防的。西方文化概括这种状况为“多米诺骨牌”。它是一个首尾相连的骨牌系统，其中一个骨牌倒下就将引发整个骨牌系统的崩溃且无法阻止。所以，它要求的防卫是全面性的，但突破却可以是重点的。把突破和防卫，把进攻和防守，把成功和失败联系起来考虑，这就是一种系统性。人们在严防死守“千里之堤”时要特别注重“管涌”现象，就是这种系统思维的结果。而最终要做好对“管涌”的严防，则必须进行一种系统和层次的、互应和互补的布局。

但现代的系统性是一种立体的和多维的系统性。它既如同人一样，不仅有骨骼系统，还有皮肉系统、血液系统、神经系统、经络系统、智力系统、思想系统、精神系统、内脏系统，等等；这是集身体系统、生理系统、心理系统和精神系统四位一体的人自身的大系统。它也如同地球的自然生态系统一样，既有大气层系统与宇宙相连又相隔，又有大气系统既把云集聚起来又把云送来送去从而形成风形成雨，还有水系统（河流、湖泊、海洋），高山、丘陵和平原系统，地下系统，等等。它是生命之所以可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系统。其中，无论是内在的系统还是外在的系统，都是鬼斧神工的，是人力不可及的。所以，人类的创新和创造就必须“仿生”——按照生物尤其是人类的系统性进行模仿——按照地球是自然状况和机理的系统性进行模仿。但至今人类对自身“治理”的创新，只是越来越接近生理、自然和生态，但距离生理、自然和生态的良性状态却还有很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