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治安全的关系定位

国家政权和政治生活的现实运作及功能发挥不能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特别是政治体系的正常维系、健康运行与良性发展，要求以某种方式消除或抑制对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定造成威胁的内在或外在、潜在或显在的威胁性因素。历史上，很多思想家以质朴而辩证的话语思索政治生活和政权体系的安危问题，如“危邦不入，乱邦不居”[3]，“凡蹈危者虑深而获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4]。近代以来伴随民族国家的确立、发展与巩固，国家统治目的与功能中的安全因素受到高度关注。安全被看作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内在价值和基本条件，“国家状态的目的不外乎生活的和平与安全，凡是生活和睦、治安良好的国家就是最好的国家”[5]。与此同时，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也要积极致力于维护自身的安全，“国家也需关心安全，既防范外敌又防范内部冲突维护安全，必须是国家的目的，必须是它发挥作用的领域”[6]。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有关国家政权安全的理论议题和现实问题得到充分审视，政治安全本身的内涵和意义也受到更多重视。一方面，国家政权体系的维系及巩固需要从指涉对象、威胁类型、核心价值等方面来理解安全的丰富内涵。国家安全在对象上并不限于国家本身，还同非国家因素存在密切联系，对国家政权构成威胁的类型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因素与非传统意义上的资源、环境、人口安全等问题，国家安全所蕴含的核心价值是以维护人民福祉为取向的政权维系。[7]另一方面，国家安全总体范畴下的政治安全在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过程中的作用被着重强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4年发布名为《人类安全的新维度》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人类安全包括七大领域，即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群安全与政治安全。[8]其中，政治安全在与其他安全领域发生联系的同时，发挥维护整体性安全的根本作用，从而确保“国家主权、领土疆界、民族尊严、意识形态、价值文化、国家制度和权力体制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自主和免受各种干扰、侵袭、威胁和危害的能力和状态”[9]。由此可见，政治安全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和广阔外延的集合性与包容性范畴，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秉持不同价值理念的人们对其认识必然存在差异，但在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围绕政治安全的价值意蕴、根本任务及实施路径等核心问题必须形成基本共识。具体来看，这样的共识应当涵盖以下方面：政治安全同其他领域和类型的安全因素的关系该如何界定，政治安全在处理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时应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政治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应如何树立人本安全价值取向。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事业的现实要求和基本保障，集中体现了国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有利于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协调利益格局、规范主体行为，在改革的攻坚期和关键期为国家建设的长治久安与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奠定必要基础。政治安全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意义重大，而国家治理现代化也为深入理解政治安全提供了关键性的视角。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治安全的关系定位，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指向包括国家制度体系的完善发展，以及运用国家制度的治理能力对社会公共事务实施有效规制和良性管理，这不仅为政治安全设定了基本理念，还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考虑政治安全的威胁因素与能力建设相关问题，从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政治安全保障。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巩固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在政治发展中消除国家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秩序的威胁因素是确保政治安全的要求。基于传统安全观的理念定位和任务设定，政治安全主要指“一个主权国家有效防范来自外部的政治干预、压力和颠覆以及内部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确保国家政治制度安全、稳定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增强国际地位”[10]。但是国家制度建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野下，不仅侧重国家主权完整、主导意识形态、国家自主地位是否受到威胁或挑战，还重视国家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是否得到本国人民的拥护和认同，所以政治安全的关注点除了来自外部的武力威胁、军事入侵、政治颠覆和意识形态渗透，还要保证国家政权从社会中汲取的合法性资源免于危险、不受威胁，实现并保证国家治理所设定的现代化目标。因此，国家制度建设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以及联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枢纽，只有当其处于安全状态才能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安全是真实的和有效的。这要求政治安全必须保障国家制度的体系建设和能力发展，在推进国家制度合理转型的基础上维护国家政权自身的合法性，及时发现国家制度建设进程中对改革发展造成威胁和挑战的消极因素。值得强调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扩展同政治安全能力建设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政治安全能力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也构成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第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现代国家基于善治理念建设包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内的一套模式与结构，政治共同体内部各个领域、环节及层面的相互关系和治理效果，以及国家制度建设的结构性功能对政府、社会、市场等子系统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对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发挥至为关键的作用，这也为判断政治安全提供了参照标准与现代治理意义上的风向标。“对于国家治理体系来说，只有综合不同领域、层面和环节的治理内容和治理形式，才能通过结构框架和组织体系的制度化运转起到联结国家治理体系不同部分的作用，发挥单个主体或组织无法实现的合意目标和良性效果；同样对于国家治理能力来说，国家治理体系能否发挥预期功能并不完全取决于治理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由制度建设的结构性效果决定的。”[11]这要求政治安全在体制构建上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切实保障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安定有序，同时要求政治安全在能力扩展上必须根据政府、社会、市场发展的现实情况发挥协调性与规制性的功能，通过制度建设的巩固和完善克服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各类威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确保国家政权的安全。“国家的长治久安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我国公共治理结构的制度变革”[12]，基于这样的认识，判断政治体系在政治方面是否安全的标准除了基于主权和领土以及国家政权的稳定有序，还应注重政治体系的运作和发展所依赖的治理结构、治理资源、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机关联是否能够提供安全和有效的总体性治理框架。实际上，对判断标准认识的深化也为机制建设和职能设定提供了必要方向，在这方面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安全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复合的和交互的”[13]，在维护政治安全的进程中发挥政府权力主体、市场经济主体、社会组织主体各自能动性并共同参与建设政治安全相关机制，合理界定政治安全相关职能，同样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第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特征蕴含改革实践与体制转型的任务和取向，现代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快速转型期的特点表现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14]，加之民主化和市场化过程中的利益分化、权利诉求、社会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引发冲突甚至动荡，这要求政治安全应具有引导机制和稳定功能的意蕴。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以体制性和结构性改革为主要内容与路径的发展取向，我国作为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传统深厚、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维护政治安全，实际上受到现代化自身复杂过程的长期性以及民主化与市场化建设任务的多重性影响，因而当代中国的政治安全形势与政治安全道路必然不同于发达国家，也往往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大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在一定领域和一段时期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社会变迁，相应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既取决于社会本身的规模和社会转型的效果，还受引导性和稳定性因素影响。正如亨廷顿所言：“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15]在这样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改革作为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巨大转换，“主要在市场化和民主化两个层面上进行”[16]，这一点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市场化与民主化历时性展开的情况。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虽然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但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各方利益博弈和观念冲突使政治体系在承受更大压力的同时也面临更多挑战。因此，在现代化背景下特别是从转型期社会的长治久安出发维护政治安全，不仅需要深刻认识到任务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还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并以现代治理手段积极主动应对来自各领域的威胁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