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仅如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盛行时期，西方学术界开始流行“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同样对政策分析产生影响，不少政策学家主张将意识形态排除在政策分析之外。林德布洛姆作为政策分析的奠基人，他在1968年出版的《决策过程》一书中对意识形态在政策分析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
作为意识形态的政策分析_公共政策学
受行为主义的影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理性的政策分析在政策分析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理性的政策分析主张政策分析是为决策者提供客观而中立的信息和建议，它坚持价值中立原则，将一切价值因素排斥在政策分析之外。不仅如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盛行时期，西方学术界开始流行“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意识形态终结”论同样对政策分析产生影响，不少政策学家主张将意识形态排除在政策分析之外。意识形态属于价值观念的范畴，因此，排斥意识形态与排斥价值因素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行为主义开始走向衰落，不少政策学家对理性的政策分析进行了抨击，反驳排斥意识形态的观点，指出了意识形态在政策分析中是不可缺少的。林德布洛姆作为政策分析的奠基人，他在1968年出版的《决策过程》（The Policy-making Process）一书中对意识形态在政策分析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随后，劳伦·H.特雷伯（Laurence H.Tribe）、弗雷德·A.克雷默（Fred A.Kramer）也从意识形态角度对政策分析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 as Ideology）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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