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平衡理论建立在人类决策的有限理性和美国政府制度的本质之上，它能够强烈地说明其理论解释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国家决策为什么高度一致。它可以解释稳定的和渐进性的变化时期，也能够解释发生剧烈变革和大规模变化的时期。渐进性的调整、甚至停滞是经常发生的，但是现实并不总是这样。间断与剧烈的政策偏移并非失常，外部性被剔除出去，使得线形数学和中心限制理论技术能够起作用。间断是美国预算决策和美国政策制定的一种正常并且重要的特征。
长时期的观察表明稳定性和间断性是许多政府政策制定的特点。与此同时，制度层面的多维度相互作用以及有限理性决策，使得中断—平衡理论特别适合于解释相对开放的民主政体的情况。事实上，中断—平衡模型被证明在理解英国卡车道路政策变迁时，在理解国会委员会权力机构时，在理解延伸的州际竞争者时，都被证明卓有成效。
但是中断—平衡理论的效用及其所观察到的事实的一致性也使其付出了代价。对于复杂性和美国政策过程变化的相互作用的全面评价，使得我们确信关于政策过程变化的相互作用的全面评价，使得我们确信关于政策结果的个人层次预测只在有限程度上才成为可能，这种程度首先是我们能够选择研究领域和研究时期以避开反馈与间断的时期和领域。其次是我们能够将我们的“预测”限制在事后能够知道何谓成功动议的时期。经验数据的非线性、非常态性、相互独立性和高度聚积性，意味着清晰的因果关系链和准确的预测在某些时期的某些案例中才能够行得通。但是完整的模型很难得到，这是因为我们不能预测间断出现的时间和出现之后所产生的结果，什么会导致下一次注意力的重大转移、维度上的变化或者新的会议框架？什么时候这些变化会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政策领域中？从系统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理论，中断—平衡引导我们认为几乎所有的时期都有某些政策间断正在发生。同时这个理论结合制度设定以及决策过程可以预测，局部变化的量级与其系统层次的发生频率是联系在一起的。中断—平衡理论预测了一种系统层次的稳定性模式，但是它不能够帮助我们在特定政策问题上作出预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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