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初级平衡

随着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入更高的社会形态，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个重大进步，人类社会开始由原始文明时期进入农业文明时期。与原始文明时期相比，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在自然界中打下了更深的烙印，人类在自然界中主体性地位开始确立，自然界的人化过程也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文明时期，其代表性的成就是青铜器、铁器、陶器、文字、造纸、印刷术等器物和技术的发明并被广泛应用。农业文明时代，农耕和畜牧取代了早期的采集和渔猎，成为人类主要的物质生产活动。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提供的现成食物，而是通过创造适当的条件，使自己所需要的植物和动物得到生长和繁衍，并且改变其某些属性和习性。对自然力的利用已经扩大到若干可再生能源，如畜力、风力、水力等等，加上各种金属工具的使用，从而大大增强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开始有了用文字记载的历史。同时，还能用文字记录人类获取的自然知识，使其在空间和时间上便于传播。农业社会出现了体脑分工，有了专门的“劳心者”和“劳力者”的社会分工，从而提高了人类的精神生产能力。

在农业文明时期，一方面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仍然有限，所以仍然肯定自然对人的主宰作用，主张尊天敬神。另一方面随着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信心的增强，人们已经把自己提升到高于其他万物的地位，儒家经典《尚书·泰誓》中就有：“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之说。《中庸》中也认为，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并且“可以与天地参矣”。道家学派的开创者老子认为，“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35章）。但同时也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35章）。认为人应当顺应、效法自然，不做违反自然的活动。

在西方，人在自然中的主体性地位同样也逐渐被人们所强调。如“人是万物的尺度”^[4]，“思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等观念开始出现。它们强调了人的地位，孕育着人本主义的萌芽。在漫长的中世纪，神学家们把上帝塑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共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同时又把人类置于上帝和自然之间，成为上帝所授权的自然界的主人，人类在受上帝统治的同时，又是自然界的统治者。“要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兽。”（《旧约全书·创世纪》）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的产业部门，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农民同土地、同大自然保持着直接的接触，人们在顺随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开展着生产和劳作。所以古代农业文明容易形成尊重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通过农业生产进行哲学思考，就会很自然地把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看作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不断运动、生长和发展的过程，并由此产生朴素的有机论思想，产生既利用自然又保护自然的生态学观点。

针对农业社会中出现的滥伐、滥采、滥捕、滥杀等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的现象，中国许多思想家在传统典籍中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呼吁人类要节制自己的行为，顺守自然之道，善待自然与万物，强调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籍《六韬·虎韬》中有“神农之禁”：“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谨修地理，以成万物。无夺民之所利，而农顺之时矣。”《礼记·王制》中规定：“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即春天祭祀，母兽都在孕育幼崽，只能用公兽而不能用母兽。《尚书》中说：“唯天地，万物父母”，天地既生万物，也生了人，人是自然之子。所以人应当尊重天地、效法天地，遵从自然的法则，才不会犯错误。《周书》中也有“禹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六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周易》明确提出“天人和谐”思想，“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乐天知命，故不忧”。“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也就是说，人不违背天地之道才是正确的。《论语·述而》中有两个著名典故，“子钓不纲”和“弋不射宿”。“子钓不纲”即不用大网取鱼，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取物有节；“弋不射宿”即不射夜宿之鸟，表现了对自然界中各种动物的爱护。在这种生态意识影响下，我国自周朝起几乎历代都制定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的制度和法令，对维护自然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总体上看，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和自然基本上处于初始的平衡状态，是由“大天而思之”向“制天命而用之”的过渡阶段，物质生产活动基本上是利用和强化自然的过程，缺乏对自然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和改造，对自然的轻度开发没有像后来的工业社会那样造成巨大的生态破坏。但是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也比较缓慢，没有也不可能给人类带来高度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和主体的真正解放。从总体上看，农业文明尚属于人类对自然认识和变革的幼稚阶段，所以，尽管农业文明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但这只是一种在落后的经济水平上的生态平衡，是和人类能动性发挥不足与对自然开发能力薄弱相联系的生态平衡，因而不是人们应当赞美和追求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