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的经济模式

“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经济模式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莱斯提出的一种理想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反生态过程中，提出了遏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生态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莱斯认为，政治经济学家穆勒关于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都需要稳态化的思想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提供了有用的方法。一种“稳态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会为质的改进提供机会”^[12]，为实现社会变革提供了可能的方式。在莱斯看来，正因为以往人们未加重视穆勒的理论，从而造成今天的工业社会，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处于失控状态。只有重新重视穆勒的理论，建立稳态经济和较易生存的社会，才有可能在未来解决我们当前的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莱斯指出，穆勒这一建议不仅体现在其“关于稳态国家”的理论中，而且可以在傅立叶、马克思、拉斯金、莫里斯和布克钦、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的著作中看到。他强调：“这些思想家绝不仅仅只是关注高集约度的市场布局本身。他们共同关注的中心一直是这样一种假设，即社会改造可以使一切个人的劳动活动和自由时间的真正满足具有丰富的意义。”^[13]莱斯指出，这一传统理论的基本立场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上：人类满足需要的前景必须植根于创造一个运转良好的共同活动和决策的领域，从而使得每个人都能够在其中锻炼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对这种传统来说，组织社会必要劳动的方式上的质的差异和这种劳动与消遣、闲暇活动的关系，是各种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中产生的满足问题的关键因素。通过非等级制的，比如以群体为基础的联合体的结构来组织劳动，这种方式将成为完全不同于现存形式的一种具体的社会实践方式。这种决策机构可以使个人在自由和自主的条件下来决定自己的需要。莱斯强调，“这种理论对于传统来说，最重要的是改变表达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方式，而不是确定或预先决定一套可提到的需求理论”^[14]。在莱斯看来，替代性方案的满足前景将与克服提供商品和劳动的过度化专业分工以及克服由此产生的商品交换领域的局限性有关。但是，“商品和市场交换本身并不存在固有的邪恶，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完全消灭他们才合乎需要。只有当商品交换成为满足需要的唯一的方式时，才有理由考虑这一点”^[15]。莱斯批评资本主义工业化经济一般化的市场交换所带来的全球化使生产结构集中并使大城市以外的与生产中心没有直接联系的那些社会的经济基础受到损害。现存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方式阻碍了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责任感的形成和发展。但是，莱斯反对把市场交换领域的有关性能说成是一切社会的综合经济体制的普遍有效的格局。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着眼于人的需求的变革，围绕着需求做文章，但不是预先确定一套可替代目前的那种需求的新的需求，而是试图改变表达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方式。

莱斯认为，目前社会变革的方向取决于下述不争的事实：“物质生产越来越无限地发展，支撑这种发展的基础设施越来越不堪忍受（复杂的大规模的技术、较高的能源需求、生产和人口的集中化、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商品和花色品种日益繁多）。我已经论证了，这一事实的消极方面会遭致巨大的危险，而这些危险的潜在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它的本质一旦显现出来就不可能有效地加以对付了。”^[16]在莱斯看来，为了减少人们对这种结构的依赖，消除生态危机，就要建立新的需求结构，但他认为这种新的需求结构只能产生于当今不同的生活条件，从而必须从改变目前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入手。为此，他提出了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the conserver society）的目标。这种社会不是回到以前的原始社会，不反对科学和技术，也不排斥以市场为基础的商品交换。“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是把工业发达的各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综合在一起的社会，其目标就是降低商品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重要地位，并且把人均使用能源及物质减到最低限度。大部分未来技术的发明都是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并和在环境中积累的残存工业废物作斗争。未来社会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只有当一系列相关政策，如逐渐克服甚至在最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中也存在的特有的贫穷的政策，成为上述目标的组成部分，向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的过渡才代表一种社会进步。如果情况并非如此，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对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来说，显然只是贫穷的另一种形式。”^[17]按照莱斯对于这一社会的解释，所谓“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就是把人均使用能源降到最低限度，减少商品满足人的需要的重要性的社会，一切技术的发明使用和政策的制定都要服从这一目标。

莱斯把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的特点概括为如下两个基本点。其一，“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要重新改变社会政策，使其抛弃幸福的量的标准而采用质的标准，从而应当把它看作是社会改革的一个有力的动态阶段。”^[18]其二，对于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来说，在任何特定的时候，是否都把稳定的增长或国民生产总值下降的经济形势作为其特征，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经济形势（增长或下降）必然会随着特定的环境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最应该做的是重新配置资源和改变社会政策的方向，使满足需求的问题不再被完全看作是消费活动的功能。”^[19]比如，在个人和社会机构中就存在一种越来越多地关注职业满足和生产活动中共同决策的倾向。人们将越来越多地通过从事理想的职业，以及在生产活动中参与决策来获得满足。莱斯还特别强调这个社会的实现必须基于这样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严格实施社会正义的公正标准，“但不是绝对的社会公平，而是让‘劳动者报酬优厚、生活丰裕’，并对财富的积累进行限制，并使那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的收入有所节制，共同组成的社会政策必须被严格地执行”^[20]。第二，人口稳定，以此减轻生态环境负担，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