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关于生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论及不多，不过从他们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理论建构中，能够梳理出一些思想主张。
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的‘群众’概念已被解构了，并被一种新的‘身份政治学’和‘空间政治学’所取代了，在这种政治学中，文化的和生态的因素分别受到了重视。在某种按生态地理学原则来定义的社会劳动概念的大前提下，文化身份的特色这一理念似乎可以很容易地与生态学的地方特色概念相融合”，“挽救地方文化和地方生态系统的斗争已成为同一场战斗的两个不同方面”。[47]
与一些绿色主义者主张回归西方传统文化的路径选择不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必须超越传统的文化和现代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因为在他们看来，尽管人们可能非常热爱或适应于它们，但现存的所有西方文化都已经表明，“它们无力解决人类今天面临的巨大危机，因为这一危机正是这些文化本身由于疏忽和错误而造成的”[48]。因此，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即生态社会主义的文化。它并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一种简单的改造，而是一种“新文化”的形成。为了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生态问题，需要很多积累的变革。但应当注意的是：“一种希望剧烈地改变其自身的文化，必须做好准备不再是同样的文化了。比如，如果美国人在今后20年里，放弃他们的私人汽车，出门旅行只乘有轨电车、火车、汽车和自行车，只吃素食并解散他们的武装部队——所有这些基于生态的和人道的原因是必须的，那么，它将不再是‘美国的’文化，而是一种新文化。”[49]
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生态社会主义创造的新文化首先是遵从生态的律令。因为在今天生态危机的现实面前，不论哪一种文化，都必须承认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所存在的极限。其次，是平等的律令。这也是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遵从的律令。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实质上反映的是世界各个民族之间、社会内部成员之间或者男女之间的平等关系。自从启蒙运动以来，关于平等理想的追求最后被简化为法律层面上的平等，由此出现了后来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等背叛了理想性的平等原则的文化形态，并且出现了对文化身份的一种过度的、病态的和分离主义的倾向。因此，只有平等的律令才能根除那些建立在歧视、剥削、压迫和分离主义基础上的病态的文化形态。再次，必须接受其他物种存在并拥有充足的空间的事实。显然，这一个律令的提出，是受到伦理生态主义的影响。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我们人类必须减少我们自己的数量，最终从我们已占领的区域撤出去”。因为“在所有的物种中，只有人类才具备这种有意识的道德行为，而且采取这样的行动也是我们的道德进步的一个象征”。[50]
拥有这样律令准则的新文化，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只能在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中产生，而且这种新文化的创造首先是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对于这种新的价值观的选择，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共产主义中国”那里得到了启示。他们汲取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认为社会主义价值观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内容，它强调事物自身的存在而不是个人对事物的占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奉献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可接受性关系，主张集体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把个人、家庭、社会、民族、国际社区乃至整个宇宙都视为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内容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些被视为生态社会主义建构新的文化价值观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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