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传统社会整合机制

（一）整合与政治整合

艾森斯塔特将整合机制分为两类，一类是建立比较有效的制度框架和能够调节它们的组织，并提供充分的行政服务与指令来调节不同群体间日益增加的冲突。另一类是为维护产生于这个制度框架之中的各种规章和指令拟定出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价值观与象征。因而，制度和文化是社会实现整合的两大机制。他继而区分了五种制度性的整合机制，分别是法制、科层组织、社团组织、市场机制，以及政治组织和政治过程。^[16]在本书看来，整合就其本质而言是实现秩序的一种手段或方式，韦伯官僚制中的“命令与服从”、市场经济中的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社会中形成的各类利益单元（如阶级、阶层、利益集团），以及作为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基本方式的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等都可以看作整合的工具或者整合的产物。由于整合的方式和主体不同，人们相应地区分出政治整合、市场整合和社会整合。政治整合倚重于纵向的等级权力结构，由广义上的政府组织做出。市场整合倚重于建立在平等互换基础上的商品交换，社会整合则倚重于社会存在的各类组织（如血缘组织、地缘组织、业缘组织）。整合的对象都有两个：一是内群体中的个人与组织（比如个体官僚与整个官僚组织）间的关系，二是不同组织（比如政府的行政组织和立法组织间、政府的中央组织与地方组织）间的关联。

政治、市场和社会整合的区分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任何整合领域都可能要学习和借鉴来自其他领域的整合机制和方式。比如，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质上就是用市场整合的机制（如外包、绩效管理、项目组织、企业家精神）来改造政治领域。在一种极端的情形下，某个领域所遵循的整合机制可能被推演到其他领域中。比如，政治整合可能希望将纵向的命令—服从机制应用到市场整合和社会整合中，形成政治化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政治化的社会秩序体现为，个人与组织间的自愿进入与退出被转化为一种有强制性的入会制，社会组织间的平等竞争关系被转化为等级制的上下级关系。政治化的经济秩序体现为经济功能完全服从于政治需要。我们将一种整合机制完全压制、侵入和吞并其他整合机制与领域的现象称为“总体性整合”^[17]。

（二）现代化对于传统社会整合机制的破坏

现代化理论家用传统性（tradition）和现代性（modernity）这两个概念来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传统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被称作传统社会，而现代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被称作现代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18]然而如果将现代化理解为用现代性“取代”传统性，并不恰当。现代化更多的是“传统性”的现代化。^[19]尽管前现代社会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但一般而言，有如下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国家权力的分散，国家权力的渗透能力非常不足。尽管并不能完全排除官僚与民众间存在直接互动，但通常来说，这种互动并非常态，而是相当罕见的。在国家与民众间存在一个中间层（如西欧封建制中的领主，中国农业帝国时期的士绅），中间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二是“嵌入”社会的经济（embedded economy）。在前现代社会，已经存在商品交换等经济活动，但多数在熟人或共同体内进行，经济活动是“嵌”在社会关系中的。^[20]

以上述两个特点为基础，前现代社会形成了以社会为核心的整合方式。滕尼斯（Ferdinand Tennies）指出，传统共同体内部存在着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成员是基于某些“先赋特征”而联结在一起的，常见的先赋特征如种族、地域、血缘、宗教、语言、文化等。他们或因血缘相亲，或因地缘相近，或因宗教信仰相同而联结在一起。“这些关系的一般根源是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生命的相互关系”，正因为拥有这些天然的或近乎天然的纽带关系，共同体成员间的关系是原始的、亲密的、富有人情味的。这也就使得无须运用太多强力，便能够使共同体成员遵守规范，团结起来。^[21]涂尔干（Ewile DurKheim）也指出，在分工体系不发达的传统社会中，社会成员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共享着某种“集体意识”，这种意识不会随世代的更替而更替，而是代代相传、代代相继。^[22]

现代化对于传统整合机制的破坏是基于两个过程展开的。一是市场社会的形成，经济活动的“脱嵌”^[23]（disembedded economy）。它将劳动力、土地、自然和一切都商品化了，使经济活动脱离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原有的庇护、恩典、责任与承诺都必须在资本主义利润法则下经受检验和权衡，作为传统整合基础的自然生成的道德秩序在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效率预期面前再也无法保持原先的自然和谐了。”^[24]不仅经济活动从其所嵌套的社会环境中“脱嵌”，大工业所带来的流动人口也日益从他们所熟悉的社会组织中“脱嵌”。在他们适应阶级、工会等新的身份和组织前，这些流动人口成为“失根”群体，是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中的原子化个体。“父债子还”“亲亲相隐”“父母在不远游”这样的传统伦理观念在现代的市场经济和法律体系中得不到支持。

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吉尔平（Robert Gilpin）看来，相对于前现代的各种政治单位，现代民族国家具有如下基本特征：“第一，存在一个强大的、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的中央权威，在与邻国有着明确界定的领地内行使控制权。主权者垄断暴力的合法运用，并有官僚机构和规范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律为其服务。而罗马这样的帝国只对军队和财政感兴趣；第二，现代国家的社会和经济以复杂的阶级结构和劳动分工为特征，而早前的社会以简单经济为基础，通常由贵族和大众构成；第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内部团结和对国家的强烈忠诚，而在之前的社会中，民众很少认同并对国家保有承诺，除了某些部落和城邦外”^[25]。严海兵认为，自从第一个现代国家即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西西里王国（1194年到1250年）诞生以来，欧洲的政治统治单位便朝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数量越来越少，1500年的欧洲包括了大约五百个左右具有独立性的政治单位，而1900年的欧洲只剩下大约25个这样的单位；另一方面，政治单位的样式越来越单一，自由市、行省、领地，以及各种各样规模狭小的政治共同体逐步被民族国家这种统一的政治形态所替代。^[26]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原先散落在“中间层”的权力被收回，民众开始直接与国家互动。“在国家得到强化后，贵族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功能。同时，平民被原子化，其社会和生活开始受到国家力量的直接影响。与此相应，许多原本属于地方性的经济问题转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问题，有怨恨找国家，有问题找国家，连面包都是向国家要，这就形成了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27]这就是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用来解释法国爆发大革命的主要逻辑。^[28]缺乏中间组织的社会，被后来的学者称为“大众社会”（mass society）^[29]。大众社会是产生极权主义和民粹政治的社会基础。在大众社会中，盛行两种类型的冲突：一是由于大众社会允许领袖直接动员民众，政治团体内部的分歧可能转化为拥护不同政治派系的社会群体间的对抗；二是由于国家权力的泛化，不同社会事务和议题都被高度政治化，国家成了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共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