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全球化与信息化

（一）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演变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初，作为向苏联“一边倒”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国际舞台主要是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随着1958年中国试图偏离苏联模式探索一条更为快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以及中苏交恶，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通道进一步受到了的挤压。这种相对封闭的状态在“文革”中发展到了极致。作为改革的一个核心部分，中国在改革伊始就推动了对外的开放。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多个全球性和地区性组织的成员国。中国不仅在2001年正式加入了世贸组织，同时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最为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重要成员。中国的对外开放也逐渐由经贸扩展到了更为广泛的领域。1997年和1998年中国先后加入了世界上两个最为重要的人权公约，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13年中国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审查，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上提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1995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在中国发展的分水岭。^[72]由于中国尚没有专门针对国际NGO的登记和管理制度，所以难以准确统计中国到底有多少国际NGO。学者们的估计从1000到6000个，跨度太大。^[73]根据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的一份报告，截至2013年12月底，已经有19个国家或地区的92个国外民间组织和国际多双边机构通过中国民促会向我国提供了7.35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援助。^[74]

对外开放和全球化为中国带来了丰硕的经济成就，这一成就在2013年中国的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全球第二位的外国直接投资国和第十一位的对外投资存量国等多顶“桂冠”中展示得淋漓尽致。然而，这并非故事的全部。就如同经济领域的改革会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产生外部性一样，对外的开放同样会产生“对内”的外部性。按照一般的逻辑，全球化会增强资本跨国界流动的能力，增加它相对于国家的优势，并导致劳资关系向着更加有利于资本的方面发展；全球化还会使得国家权力相对于国内社会力量衰落，“就像全球市场令国家在经济上过时一样，国内和国际公民社会的兴起可以令国家在政治上过时”^[75]；全球化使得人们有了观察不同制度安排优劣的统一平台，造成不同文化或文明间的冲突：“西方的技术不能轻易地从它所嵌入的社会和文化矩阵中剥离出来”^[76]，“当工业产品的生产技术变得标准化，并在国际上扩散时，有着非常不同的价值、规范、制度和集体偏好的国家开始在国际市场上为了这些相似的产品而展开正面竞争”^[77]。

对于全球化，从来不缺乏溢美之词。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我们曾寄希望全球化能够有利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促进国际分工、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多极化发展、创新经济发展模式、促进国际利益融合、推进国际体系转型、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等等。^[78]然而，负面效应也始终伴随着全球化发展的每一步。在反对者看来，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只不过是一种更为文明和隐秘的“殖民主义”而已。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展的反精神污染运动算作是中国对于全球化负面效应的首次反击的话，那么截至目前，对于全球化的反对尚未从官方蔓延到民众。在世界各国喧嚣的反全球化运动中，中国显得尤为沉寂。

（二）中国信息技术与网络的发展

2014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79]与全球化一样，信息化也为中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重要动力。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所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到了2013年，这一数字已经升至4.4%，达到全球领先国家的水平。预计2013—2025年，互联网将帮助中国提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0.3~1.0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在这十几年中，互联网将有可能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总量中贡献7%到22%。到2025年，这相当于每年4万亿~14万亿元人民币的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80]

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也愈发显著。作为意识形态战略的一个核心部分，中国建立了严密的信息分级制度和保密制度，对于信息传播的传统载体（如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新闻出版）形成了有效的信息控制和审查机制。这套复杂的机制使得党和政府成为最为重要的信息提供者和发布者，这有助于支持和维护政权对于重要事件的解读权，也有助于支撑国家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然而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对这套机制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一是信息发布者的数量大大增加。在微博等新媒体的推动下，几乎每个网民都可以成为潜在的信息发布者。那些所谓的网络“大V”动辄有着数十万、百万的“粉丝”，这使得他们发布乃至转发的消息都会受到高度的关注。“当你的粉丝超过1万，你就好像是本杂志；超过10万，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100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的报纸；超过1000万，你就是电视台。”^[81]在这种海量的信息面前，任何的信息监控机制都会显得力不从心。另外，与传统的信息载体不同，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在互联网管理者看来，这对于网络管理造成了障碍：“现在运营商、技术部门掌握了信息，不会和管理部门共享，‘技术者不会替管理者考虑国家安全问题’。运营商追求利益最大化，商业化利益的追逐，削弱了互联网管理的社会责任”^[82]。

二是信息的传播可以轻易跨越国界，还有各种的“翻墙软件”来应对互联网上的各种管制。这使得来自境外的竞争性，甚至是敌对的意识形态可以在中国传播。网民们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选择境外的参照物来作为评价（主要是贬低）中国类似事件和行为的基础。典型的如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就任时的轻车简从，被网民们作为指责中国官员讲究排场、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参照物；国外立法院的打架也时常被与中国人大代表的打瞌睡相比。

三是网络信息传播的即时性。近年来，我们课题组对于网络公共事件的观察发现，这样的公共事件通常发端于某个不起眼的论坛或者官方消息，由于事件离奇（比如2010年发生在湖北省公安县的“洗脸死”和2009年发生在云南晋江的“躲猫猫”事件）、与官员相关（如2008年12月时任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的周久耕发表“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以及涉及敏感事件（如郭美美的炫富和据传的红会身份）而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网络传播速度远非传统媒体，可以想象它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引起巨量的关注从而聚集为一个全国性的公共事件。

保卫意识形态安全，尤其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在政治日程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事实上，网络整治行动从1994年互联网接入中国那一天就已经开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Web1.0时代，整治行动重心主要是防止境外势力、黑客的渗透；BBS、博客Web2.0时代主要打击‘黄赌毒’；社交媒体兴起后，重心开始向掌控话语权倾斜。”^[83]据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2007年的一项研究，当时我国已经制定了27部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参与互联网管理的部门有16个之多，分为互联网安全管理部门和互联网经济/应用管理部门两类。^[84]2013年8月19日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求宣传思想部门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85]。为了破除互联网管理中的“九龙治水”格局，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互联网管理由此跃升为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