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朱光磊指出的那样：工人阶级在中国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讲的是政权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主体是企业中从事操作性工作的工人，但也一直包括党政干部。在改革初期，又曾将知识分子包括在内。[42]为了能够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比较研究，学者们陆续对工人阶级阶层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重新界定。根据陆学艺：“工人阶层是凭借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直接操作生产工具，生产物质产品、提供劳务服务，或者为这些生产、服务提供辅助帮助，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中属于后者的群体。根据工作类别，工人阶层包括直接生产工人、辅助生产工人、服务人员三个部分；狭义上的工人分布在制造业，采掘业和电力、煤气、水的生产供应业，[43]广义上的工人除这三个行业外，还包括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生产、辅助与服务人员。”[44]
陆学艺团队的研究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工人阶层规模的基本趋向是绝对规模逐渐扩大，相对规模由迅速扩大转变为缩小。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中，生产工人、运输工人的总数为8337万人。1990年的人口普查中，相应数量为9812万人。199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中，这一数量为101万人，由此推断总体为10100万人。这表明了工人阶层绝对规模增加的趋势。另一方面，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在全部从业人口中的比重逐渐下降，1982年为15.99%，1990年为15.16%，1995年为14.42%。[45]由于国家统计条目的调整，特别是近年来混合所有制企业增多，产业结构升级使得产业内部白领工人职位增加，这些都使得我们不能运用相同的口径来更新上述研究数据。朱光磊给出了一个非常粗略的，但可能是过于宽泛的推算：如果把国企乡企职工和私企外企从业人员相加（3.6492亿），减去一定比例的经营者、投资者（比如20%），再加上农民工（1.5亿），扣除重复计算的成分，中国工人人数应当已经跃过了3亿大关。[46]
尽管对于工人阶层的规模（包括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及其发展趋势（进一步壮大抑或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下降）仍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但是对于工人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群体，却是有着相对准确的统计和较为广泛的共识。根据2000年国家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农民工当时已经占全国工人总数的50%以上，其中在中国产业工人（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到57.5%，在第三产业工人中农民工也占到了37%，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47]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894万人，他们中的56.8%从事第二产业，42.6%从事第三产业；有83.5%的农民工为受雇就业，16.5%的农民工为自营就业。在16610万的外出农民工中分别仅有15.7%参加了养老保险、28.5%参加了工伤保险、17.6%参加了医疗保险、9.1%参加了失业保险、6.6%参加了生育保险。[48]另据2007年所发布的一份报告，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3天，每天工作8.9小时，有双休日的仅占11.9%；46%的农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或者协议，14.9%的农民工不能及时拿到工资，50.1%的农民工加班得不到加班补贴，57.2%的农民工不能获得工伤补偿，79.5%的农民工没有带薪休假待遇，92.4%的农民工不享有住房补贴，95.2%的农民工没有住房公积金，79.8%的女工不享有带薪休产假待遇；70%以上的农民工没有购买各类社会保险；47.3%的农民工不能得到岗位培训。[49]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构成一个群体政治的内容非常广泛，并不限于冲突性的议题，存在大量的日常形式的反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是群体政治一个更为常见的表现。[50]然而，与日常形式的抗争相比，发生在公共领域的、更为显性的、争议性的冲突样式要更为醒目，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集体事件，即“潜在地挑战正规化的实践、因果模式或者权力系统的颠覆性的行动”[51]。正是基于此，裴宜理特别强调罢工在工人政治构成中的重要性：“在工人的武器库中，罢工是唯一的武器，而且也是一种特别有效而重要的武器。其价值超出了罢工者针对特定企业采取行动的实际经济成本，因为罢工常常招致政府干预。即便罢工只是基于经济要求，以一种有秩序的、非暴力的方式进行，也常常是在政府调停下得到解决。由于工业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使罢工具备了独有的政治特性。如果有人有意探讨社会反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作用，罢工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52]。集体行动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形塑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的关键：“在形成集体抗争之前，工人阶级既不存在预先确定的阶级身份、共同利益、阶级觉悟，也不存在明确有效的理性能力、斗争策略、组织手段，与阶级形成相联系的所有要素都是在集体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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