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转型与韩国劳工运动的制度化

与多数威权—发展型国家类似，韩国也将压制劳工作为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战略的结果，正如具海根所观察到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发生的劳工抗议数量很少，而且“很大程度上是无组织的、自发的和防卫性的集体行动。这些抗议很少有某种强大的集体认同感和团结意识的支撑，而且它们很容易被控制”^[40]。劳工抗议的这一基本图景为后来的政体转型所彻底颠覆。在1983年开始的威权体制自由化，1987年以来的民主转型过程中，韩国的劳工抗议越来越多地能够依托组织展开，这极大地壮大了韩国劳工运动的势力，然而正如张京變（Kyung-Sup Chang）所言，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韩国社会阶级政治的色彩逐渐淡化，而公民权政治的地位越来越突出。^[41]

本节力图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上节对于社会运动及其制度化机理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性和概述性的，而本节则试图利用韩国样本提供一个鲜活的、有针对性的案例。本节着重描述三个过程：一是韩国的劳工抗议如何从无组织的集体行动转变为有高度组织性的集体抗争；二是韩国的劳工抗议何以逐渐节制其激进性，转而采用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三是韩国的民主政治如何将劳工运动整合到政体内，即与制度内的行为者建立常规联系渠道，劳工运动的诉求因而能够转变为制度内的行为者的竞选纲领、政策主张，或者利益集团的游说。前两个过程是劳工抗议社会运动化的过程，而后一个过程是劳工运动制度化的过程。第二，本节试图展示第三波民主化的特定样式和建立次序对于这些国家劳工运动及其制度化历程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改革与福利体制对于劳工运动及其制度化进程的影响将是第三节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