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统筹的浙江画卷

唐园结　余向东　蒋文龙　胡立刚　高　杨

城市和乡村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城乡统筹怎么统、怎么筹？城乡之间如何互补互动、如何融合一体？

这显然是由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决定的。

浙江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走在全国前列，但城乡失衡、工农失调的矛盾也日渐突出。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正视矛盾，创新思路，设计载体，一手抓新型城市化，一手抓新农村建设，率先开始城乡统筹的实践和探索，率先从“二元分割”进入“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创造了城乡统筹的多个全国第一：

第一个出台城乡一体化纲要；第一个围绕城乡统筹构建起比较完备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卫生大整治；第一个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第一个从省级层面提出建设“美丽乡村”的目标；农民人均收入连续多年排名省区第一；小康实现度连续多年排名省区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排名省区最小；一个个第一，一个个亮点；一次次探索，一次次实践，绘就了浙江城乡统筹丰富而生动的历史画卷，也让我们看到了一条从思考到现实、从实践到理论奋力前行的清晰脉络。浙江城乡统筹的方略和实践，不仅为探索中国特色城乡统筹理论提供了活力之源和思考案例，更以自己不甘人后、敢为人先的创新创造情怀，践行了城乡统筹这一伟大历史运动先行者的时代责任。让人沉思，令人鼓舞，给人启迪。在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的热烈喜庆氛围中，本报采访组来到这个城乡统筹的先行地，从省市到县镇，从机关到农村，从领导干部到基层群众，对浙江城乡统筹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新经验，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采访。

从“基层自发”到“党政自觉”

——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始终把城乡统筹放在“重中之重”位置，深刻总结基层和农民的创造，不断强化改革的顶层谋划和设计，大胆创新，扎实推进，初步构建了一套城乡统筹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统筹城乡发展之路

有人总结说：“浙江发展快主要是农村发展快，浙江富主要是农民率先富，浙江经济活主要是农村经济活。”这几句话意味深长，生动体现和蕴含了浙江在广袤农村组织工业化、城镇化大会战中取得的丰硕成果。

上世纪70年代，为了摆脱贫困，浙江农村开始摸索创办乡镇企业，一大批农民带着微薄的资金，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为了不耽误农业生产，村集体就给留守务农人员一定的经济补贴。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规范的制度——“农业发展基金制度”。“农发基金”的主要来源是从乡镇企业销售收入中按10%的比例提取，用于发展农业生产。这种制度直到90年代乡镇企业改制才告结束。

“农发基金”作为浙江的一种创举，后来被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人们总结认为，“农发基金”的本质是“以工支农”，是一种民间“自发”的统筹。

90年代后期，浙江一手抓“效益农业”，一手抓“城市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势头。据统计，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002年十六大召开，13年间，浙江经济年均增长13.6%，比全国高4.3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2002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城乡统筹”的概念之后，浙江人将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和浙江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展开城乡统筹的实践与探索。浙江城乡统筹由此从“基层自发”进入到“党政自觉”阶段。

浙江许多领导干部至今清晰地记得，2003年1月13日，履新不久的省委书记习近平出席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他把城乡统筹形象地比喻为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的“金钥匙”。当时的浙江，一方面，人口和劳动力加速流动，生产要素加速集聚，一二三产加速融合；另一方面，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不断扩大。面对这种状况，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又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抓农村’，必须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为什么要搞统筹？怎么搞统筹？2004年，浙江召开了全省第一个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会议，制订发布了全国第一个《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从产业、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六个方面推进城乡统筹。自此，浙江城乡统筹有了理论纲领。

如果说这一届党委政府从无到有，开始了城乡统筹的谋划、布局，开创了浙江城乡统筹的大好局面，那么，十七大之后，新一届党委政府则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机制，加大投入，提升发展，在构建新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推进一体化发展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0年，浙江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逆势而上，农民人均收入在全国省区中率先突破万元大关，达到了10070元，大幅缩小了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这一突破意义重大，标志着浙江“城乡二元分割”的状况得到了缓解，统筹城乡发展进入到了“全面推进城乡融合”的新阶段。省委书记赵洪祝表示，要在健全有利于农业农村工作加快发展的体制机制、提升农业农村加快发展的支撑能力和推动要素资源更多更快地向农业农村配置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新的进展。

从“基层自发”到“党政自觉”，历届党委政府在推进城乡统筹上，坚持不懈，毫不含糊。特别是在“三农”发展的“黄金十年”里，浙江把城乡统筹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大胆创新，扎实推进，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统筹之路。

作者查阅了省农办编辑的《农村工作学习文件》，发现自2002年至今，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针对“三农”的工作讲话和省里出台的政策文件，每年都在25件到30件之间。涉及“三农”领域的方方面面，其中有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养老保险、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就业服务等等。而每一个政策文件和工作讲话的背后，实际上都是一个浩大的民生工程。这些政策文件和工作讲话相加在一起，构成了浙江城乡统筹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

作为浙江城乡统筹全程参与者，省农办副主任邵峰感受到了显著的变化：十年中，大家学会了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认识“三农”工作。“我们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加以统一谋划、通盘考虑，通过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的互促互动，真正形成了生产力和资源要素优化组合、重新配置，最后实现了城乡互动的融合发展，整体上提高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目前，浙江的城市化水平实现了快速提高，已经超过63%，农民人均收入2011年已经达到13071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幅远远超过了城镇居民增幅，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经从2.49∶1降至2.37∶1。

从“千万工程”到“美丽乡村”

——如何进行城乡统筹？城乡统筹的突破口又在哪里？浙江将“千万工程”作为城乡统筹的龙头工程，一抓就是十年，不动摇，不放松，形成了全省范围内城乡统筹的大合唱。而在“千万工程”向“美丽乡村”蝶变的同时，浙江的小城市、小城镇也在加速向“田园城市”蜕变

说到城乡统筹，浙江的理解比较深刻：就是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筹划，必须注重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省政府参事顾益康说，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就像城乡统筹的两部发动机，只有一起发动，齐头并进，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城市化是带动农村发展的引擎。但浙江的城市化一直很明确，走的是新型城市化道路，也就是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乡统筹的城市化，是便于农民就地就近创业的城市化。

在浙江的城乡规划体系中，一共有四个层面，都市区和城市群规划、县市域总体规划、小城市和中心镇规划、乡镇和村庄规划。这个规划体系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是浙江城市化进程中最亮丽的设计。

众所周知，浙江的县域经济最具活力，最具实力，也最具潜力，因为县城直接连接着农村，是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的理想平台。因此，多年来，浙江将县域作为城乡统筹的主平台、主战场。县域城市在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方面发挥明显作用，但在带动面、带动力上尚有欠缺。浙江发现，在联结县级城市和农村时，还需要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中心镇。由此，浙江迅速启动了“中心镇培育工程”，并在2010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中心镇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在全省范围内有选择地培育200个中心镇，把这些中心镇培育成县域人口集中的新主体、产业集聚的新高地、功能集成的新平台、要素集约的新载体，成为县域中心或副中心。

参加上海双年展的诸暨市店口镇，正是浙江“中心镇培育工程”中的一员，而且是“小城市培育工程”的“种子选手”。镇党委书记张壮雄告诉记者，店口镇享有一系列市里的管理权限。“事权”上，规划、建设、环保、安监等部门都在镇里设立了分支机构，由镇管理或以镇管理为主。投资5000万元以下的项目，镇里就有权拍板决定，而不需要到市里去来回审批。“财权”上，实行收入总额分成，地方所得部分按8%留给镇里，营业税的地方所得增长部分全额留镇，土地出让金除了中央和省计提及上交税费外，全部由镇里支配使用。

通过一系列积极的政策干预，原先被动应付的乡镇一级政府，发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正是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乡统筹的新型城市化战略指导下，浙江城市化突飞猛进，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2010年，浙江城市化率达到61.6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1.7个百分点。

在“驱动”新型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浙江下大力气同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浙江顺应工业化、城市化之后农村出现的新需求，决定从整治环境着手，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地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2003年起5年内，从全省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整治的内容包括清理垃圾、治理污水、改水改厕、河道清洁等。整治的原则是缩减自然村、合并小型村、搬迁高山村、建设中心村、改造城中村。

“千万工程”一经推行，便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和积极配合。原定5年完工的“千万工程”，在干群共同努力下，只用了4年就大功告成。2007年，浙江乘胜追击，又提出新的5年计划，将全省3万多个行政村全部整治一遍。

“千万工程”完全打开了城乡统筹的局面，形成了全省范围内城乡统筹的大合唱。原来，各个部门都有事关农村的项目，如交通部门有乡村康庄工程，水利部门有千万农民饮用水工程、万里清水河道工程，林业部门有万里绿色通道工程、绿化示范村工程等等。现在，各种各样的工程全部集聚到“千万工程”旗下，按照“示范村建到哪里，配套资金跟到哪里”的要求，全部跟进配套。

农村的环境卫生问题解决了，基础设施建设到位了，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也就脱颖而出。

2010年，“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在浙江展开，计划从2011年到2015年之间，将70%左右的县（市、区）建成美丽乡村，60%以上的乡镇开展整乡整镇美丽乡村建设。计划的目的是形成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农村产业结构、农民生产方式和农村消费方式。

“美丽乡村”是在“千万工程”基础上提出的新目标，具有更新、更高、更丰富的内涵，不仅对村庄建设、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农村的环境保护、生态产业发展、生态文化培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例如在生态经济发展上，要发展乡村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和低耗低排放工业；在生态文化培育上，要培育特色文化村，发掘和保护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古树名木。

在“美丽乡村”发祥地湖州，创建活动蔚然成风，形成了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的局面。下属各县区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自然资源条件，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定位。如安吉开展“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中国魅力乡村”创建；德清开展“中国和美家园”创建，努力实现“山水美、农家富、社会和、机制新”目标；长兴打造“中国魅力水乡”；吴兴提出建设“民富、村强、景美、和谐”的“南太湖幸福社区”；南浔积极实施“中国魅力水乡”建设。湖州市委书记马以告诉记者，经过“千万工程”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湖州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村经济融合发展。湖州已经出现了从“经营城市”到“经营乡村”的可喜变化。

马以的“乡村经营论”在我们采访安吉横山坞村时就得到了印证。

村庄环境整治之前，因为是丘陵黄泥地，横山坞连行路都很困难，人们进出村庄只能扛着自行车。2003年搞“千万工程”，村里环境大变样。2008年，县里搞“美丽乡村”创建，当时未将横山坞村列入创建范围，村书记郑云法主动前往申报，并且当年就完成了36项指标的创建任务，速度和质量位列全县第一。

现在的横山坞村，不仅山清水秀、空气清新，而且道路整洁，民风淳朴，吸引了参观的、考察的、旅游的接踵来到横山坞。村里开始考虑，索性将整个农村捆绑在一起，包装成一个大景区，发展农业休闲观光项目，对外收取门票。村里的想法与工商业主一拍即合，目前，来自杭州的一家企业已经与村里合作，准备投资3个亿，共同开发这一项目。

是乡村，还是城市；是农民，还是市民；是集体，还是企业？横山坞正在发生的变化，折射着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成效，这些变化和成效让人充满期待！

从“强省富民”到“富裕富有”

——从“创新强省，创业富民”到“物质富裕，精神富有”，浙江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分析浙江城乡统筹的进展可以发现，“物质富裕”的难点在“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农户”；“精神富有”的工作集中在文化和教育

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南部广大的山区相对比较困难，要靠自身力量得到发展难度较大。在城乡统筹中要达到“物质富裕”的目标，重点和难点无疑就在此处。

浙江是市场经济大省，市场意识较强。从2003年起，浙江就引入市场化的理念，开始尝试从“输血式”到“造血式”扶贫的转型，逐步形成了独具浙江特色的扶贫道路。

2002年启动的“山海协作工程”是一个市场化扶贫的大平台。“山”是指以浙西南山区为主的欠发达地区和海岛舟山市，“海”则指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工程的核心是，以项目合作为中心，以产业梯度转移和要素合理配置为主线，推进发达地区的产业向欠发达地区梯度转移，组织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向发达地区合理流动，动员发达地区支持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

为了实施好该项工程，浙江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各有关部门也按照职能分工制定相应配套政策，组成了山海协作的政策指导体系，并且明确杭州、宁波、温州等发达地区与衢州、丽水、舟山等欠发达地区结成对口协作关系。

上有省里搭台，下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双赢的市场化合作机制，“山”这边的资源、劳动力、生态等优势与“海”那边的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实现了有机结合，充分调动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两头”的积极性。“山海协作”很快从“拉郎配”进入到“自由恋爱”，随后，一个一个“爱情结晶”落地开花，欠发达地区从浙江增长的“拖油瓶”，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

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姚少平告诉记者：“截至2012年6月，累计实施山海协作特色产业项目7485个，到位资金1946亿元；组织培训34.6万人，转移就业58.6万人；累计帮扶低收入群众实现增收25亿元；累计实施山海协作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事业项目1529个，到位资金4.6亿元。”

如果说“山海协作”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进行，那么，浙江在财政收入富余之后，又回过头来考虑，通过行政扶贫的方式推动山区经济发展。2010年，浙江推出“欠发达县特别扶持计划”，将文成、泰顺、开化等12个欠发达县列为特别扶持对象，每年省财政拿出10个亿，以项目的方式引导其发展，目的在培育欠发达县的内生发展能力。力争到2013年，12县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8000元以上，年均增长11%以上。

在对欠发达地区实施帮扶的同时，浙江省还实施对地处深山、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或因病致贫的低收入农户进行重点帮扶。一方面采取“政府引导、群众自愿、适当补助”的方式，将偏远山区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的农民搬迁下山，帮助建设好安置小区，帮助他们就业致富；另一方面推进“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低收入农户只要肯劳动，肯吃苦，省里就有各种各样的扶持和补贴，无论是搞特色种养业还是搞来料加工，都能得到政府支持。

城乡统筹，归根结底是要让农民富裕起来。浙江在培育农家乐休闲旅游业上下功夫，省里不仅出台《关于加快农家乐休闲旅游业提升发展意见》予以支持，而且每年召开一个现场会，解决问题，推动发展。

农民脱贫了，农民越来越富了，对精神、对文化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正是把握了社会发展的这种趋势，浙江很早就制订出台政策，要初步构建比较完备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县、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基本实现全省覆盖，文化工作体制机制逐步理顺，农村文化队伍不断壮大，文化阵地覆盖面、文化资源利用率、文化科技含量、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等全国领先的目标。

浙江由此探索并走出了一条从送文化、“种文化”到保护文化的独特道路。

文化怎么送？围绕一本书，浙江就从出书、买书、看书三个环节上做文章，推出了百种服务“三农”重点出版物工程，每年由政府补助出版“三农”图书，还搞起了新华书店小连锁、图书馆分馆，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买上书、看上书。

2008年3月，浙江临安青山湖街道朱村村等8个村通过浙江日报等媒体向全省农民兄弟们倡议：大家一起来“种文化”！随后，一场由农民为主体的原创文化百村赛活动由此展开，100多个村报名参赛，遍及浙江11个地市50多个县区的农村。

记者在浙江采访期间，经常遇到这样的新奇事：白天，街头人影稀少，晚上，农村异常热闹，村民们有的聚集一起跳舞唱戏，有的在活动中心看书下棋。许多农村都组建有文艺队伍，如秧歌队、乒乓队、围棋队、合唱队、腰鼓队等等，参加各种比赛。

送文化缓解了农民的文化饥渴，“种文化”激发了农民的文化创造力，对于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古文化、古村落、古建筑，更需要保护。今年4月11日，浙江省委办公厅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15年，全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有集中县实现规划全覆盖、历史文化村落得到基本修复和保护。

记者从浙江有关部门了解到，全省已普查出古建筑、自然生态、民俗风情村落共计971个，将分为重点村和一般村，由各级财政出资，共同立项实施修复和保护。

从“统一目标”到“不同路径”

——城乡统筹没有统一的路径，只有统一的目标。因此，城乡统筹不能墨守成规。浙江各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各自不同客观条件，遵循统筹的普遍规律，大胆创新，勇于进取，进行着多姿多彩的不同实践

在省级层面克难攻坚，向城乡二元结构发起挑战的同时，浙江各地，包括县市一级党委政府，根据自身不同的地理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特点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选择不同的路径和方法，大胆创新，勇于进取，分别就城乡统筹进行着不懈的实践。

杭州实施了“区县协作”战略。杭州将政治任务和市场需求融会贯通，建立起了互利共赢的利益机制，解决了单向“帮扶”动力不足，难以持续的顽症。让城市和农村抱团，在统筹发展的实践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杭州有11个城区，5个县市。东部是平原，经济发展强劲；西部是农村，是山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统计资料表明：5个县市面积占全市的81.5%，人口占全市的37.2%，但生产总值只占20%，财政收入只占12.9%。

但在市委书记黄坤明看来，这种表面差异的背后，是常人难以觉察的发展机会。他认为，杭州城区尽管发展很快，但已经进入高位运行。一方面，各种优质资源和生产要素高度集聚，亟需辐射和溢出；另一方面，发展空间越来越逼仄，机会越来越少。杭州的农村尽管发展相对较慢，但面积辽阔、资源充足，具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因此，在城乡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

2010年，杭州正式推出“区县协作”战略，将11个城区和5个县市进行挂钩结对，成为5个协作组，实行产业共兴、资源共享、环境共保。协作组下面，城区的街道和农村乡镇全面对接，规划、党建、城管、教育、卫生、环保等各个部门全部纳入协作范畴。从“产业协作”开始，实行全方位统筹。

杭州市还专门设立了统筹基金，每年由市财政新增10个亿，支持下属5县市发展。各个城区同时设立专项基金，每年不低于3000万元，用于区县合作项目的前期筹备。另外还对上解基数、财政收入以及系列指标做出新的安排。以前，城乡之间分灶吃饭，大家各走各的路，各算各的账。“区县协作”后，大家资源共享，互通有无，在规划的设计和实施工程中，都把对方当作“自家人”加以充分考虑。甚至许多对外的推介会、招商会，双方都联袂登场，一起亮相。

目前，“区县协作”已经初步收到成效。11个城区和5个农村县市的经济指标已有理想表现。今年上半年，五县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市比重达到22.3%，较去年同期提高了2.3个百分点。1—7月，五县市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市比重分别为12.7%和13.9%，较去年同期提高了0.5和0.8个百分点。

义乌探索“城乡新社区建设”战略。城乡统筹是不是一定要大拆大建，大拆大建是否一定损害农民利益，农民住进高楼是否意味着农房改造“变味”，这一系列城乡统筹过程中的疑问，在义乌实施的“城乡新社区建设”战略都可以找到明确答案。

2003年，义乌制定出台了《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将1100平方公里的市域面积第一次合在一起进行规划，一共划分为四个区，即主城区、副城区、城郊区和远郊区。其中主城区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副城区是小商品制造业基地；城郊区介于副城区和远郊区之间，是生态农业区；远郊区因地处偏远、人口稀少、自然承载力弱，被确定为自然保护区。根据“市域一体”的理念，义乌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安排。在社区布局规划时，义乌计划把全市800个村庄整合改造为290个社区。其中城市型社区196个，农村型社区94个。

丽水的战略是“养生经济”。丽水地处浙南山区，经济欠发达。既不像杭州，城乡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可以在区域内实行协作，又不像义乌，经济实力强劲，可以直接实施一体化进程。作为“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丽水，城乡统筹又该如何突破？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客观条件，丽水选择的是“养生经济”战略。

丽水市委书记卢子跃告诉记者，丽水山区经济欠发达，这是客观事实，但换一个角度看丽水，站在十年后看丽水，丽水的劣势就变成了优势。

丽水生态环境首屈一指，森林覆盖率超过80%，下辖9个县（市、区）全部进入全国环境质量50强。被称为“浙江绿谷”和“华东地区最大的氧吧”。

2008年，丽水在全国率先发布了《生态文明建设纲要》（2008—2020），提出了实施“生态产业、生态集聚、生态设施、生态涵养、生态文化”五大工程。2011年，《丽水市生态休闲养生（养老）经济发展规划》确定了生态休闲旅游业、养生养老房产业、医疗与健康管理业、养生养老教育培训业、休闲养生养老文化产业、生态休闲养生农业等八大养生经济发展重点，并形成“五养”共同发展格局，即“食养、体养、水养、药养、文养”。

“养生经济”让丽水经济发展从被动走向主动，产业发展从低层次走向高层次，也为山区城乡统筹找到了一条发展之路。

只有统一的目标，没有统一的路径。浙江各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各自不同客观条件，遵循城乡统筹的普遍规律，大胆创新，勇于进取，创造了多姿多彩的不同实践，令人深思，催人奋进。

不可否认，随着融合发展阶段的到来，浙江城乡统筹面临着新的挑战，尤其是在体制机制方面仍然存在着城乡差别和二元分割问题，因此，改革必须从制度层面实施突破，从根本上动摇二元结构的基础，为一体化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浙江将从农村经营体制、农业技术研发与推广体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农村金融、农民创业服务体系、户籍管理、农村产权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等九个方面全面推进，同时按照每个市原则上设立一个省级农村改革试验区和“地方申报、部门推荐、办公室选择”的办法，浙江确立了16个市县作为首批改革试验区，并明确了相应的试验主题和内容。

从“缩小差距”到“彰显差别”

——十年努力，浙江城乡分割的壁垒尽管虽未完全打破，但初战告捷，战果辉煌，浙江已经进入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浙江的做法给予我们诸多的启示和借鉴

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测算，2010年浙江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为9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0.9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全面小康的实现度继续居全国第4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天津。

浙江城乡统筹快速推进，成效显著，除了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持之以恒，常抓不懈以外，在操作和设计层面也有许多可取之处：

启示一：注重协调政府、市场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城乡统筹是党委政府的决策，但其中牵涉面广，关系错综复杂。浙江在推进城乡统筹时十分注重协调政府、市场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市场是自由运行，农民是自主推进，政府是自觉引导。市场发挥的是基础作用，农民发挥的是主体作用，政府发挥的是主导作用。政府是城乡统筹的主导者，但绝不越俎代庖，成为主体。所谓政府主导，就是政府通过制订规划、制订政策主动地发挥引导作用。在城乡统筹进程中，政府绝不搞一刀切，也不搞强迫命令。政府创造的是让市场自由运行，让农民自主创业的环境。政府通过市场化的办法，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让农民主动推进城市化，而不是被城市化。农民自觉自愿了，城乡统筹的进度自然就加快了。

启示二：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之路。当前，城市化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搞，而是如何搞的问题。特别要防止要地不要人、见物不见人、见城不见乡、重工不重农的做法。这正是浙江注重克服的地方，值得各地借鉴。浙江的城市化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城乡统筹，坚持社会和谐，坚持就地城市化，坚持大中小城镇和谐发展，让农民成为城镇的主人，让民营企业成为创业的主体。这种城市化战略大大推进了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浙江将城乡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筹划，通过新型城市化带动、引领农村发展，让更多的农民到城市发展，到二、三产业就业，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真正主人。在城乡之间最终建立起要素自由流动、优化组合的互促共进的和谐关系。这种“双轮驱动”的统筹战略，是城乡关系加速融合的最佳选择。

启示三：把县域作为主阵地，把小城镇作为前沿阵地。县域经济的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农民可以就近到县城，到二、三产业去就业创业，去经营，去发展，这就给农民创造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农民城镇农民建，农民市场农民闯，农民企业农民办，把县域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主阵地，是浙江发挥体制改革先发优势的一次成功实践。与此同时，浙江将城乡统筹的节点和支点前移到了小城镇，让小城镇成为城市文明辐射农村，城市设施延伸农村，二、三产业带动农业的桥梁。可以更加便利地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这种做法无疑有利于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

启示四：既要缩小城乡差别又要彰显城乡差异。城乡差别要缩小，但差异要体现。城乡一体化不等于城乡一律化、一样化。新农村建设也不能照搬照抄城市建设的模式。浙江城乡统筹注重让城乡各得其所，各扬其长。城市像城市，乡村像乡村。城市动感、时尚、集聚；乡村宁静、美丽、生态。城市以二、三产业为依托，农村以农业产业为依托，城乡之间形成互为消费主体，互为市场对象的融合发展。城乡之间的平等首先是地位上的平等。不是一讲城市化，所有的农村都要城市化，也不是一搞城市化，就是所有的农民都要进城。应该是农村要素进城，城市要素下乡，城乡之间建立一个开放的、更加全方位的要素流动、交易的平台。最后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双方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得益彰，互促共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

就在我们结束采访时，从有关部门传来好消息，在全国经济增速回落，处于筑底企稳的背景下，浙江经济用一份“三季报”，向外界传递出率先“企稳回升”的信号。

省委副秘书长、省农办主任章文彪告诉记者：为什么每一次挑战浙江都能顺利度过，应该说得益于浙江对“三农”工作的一贯重视。有“三农”工作的良好局面，有城乡关系的持续向好，浙江快速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在意料之中。

（原载于《农民日报》2012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