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协调发展研究

引　言

当下，中国人口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其所蕴含的强大内需（消费）潜能、要素聚集效应，是驱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但是，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红利”在实践中受到各种不当寻租行为的侵蚀，巨大的城镇化利益被扭曲在复杂的博弈关系和矛盾冲突中。由于严重行政行为短视与政绩考核背离根本利益，导致我国人口城镇化严重偏离其正常轨道。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城镇化发展偏离了其必须依赖的基础力量，在非农化产业（经济城镇化）发展不足的情况下，盲目推进人口的城镇化，背离了城镇化发展的演进规律，导致问题层出。^[2]缺乏产业发展支持，不注重城镇化质量且单纯追求空间规模扩张的传统模式，倒置了人口城镇化发展本质性的因果关系，导致了“城镇化”道路扭曲，城镇的虚假繁荣，从“造城”到“鬼城”，从“乡村贫困”衍生到“城镇贫困”，人口城镇化没有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红利。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伴随市场经济的深化和人口流动的频繁，城镇化与非农化的分离现象呈不断加剧态势。人口城镇化实质演变成了城市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就业岗位的过程，伴随城镇（常住）人口的集聚加速，形成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增长缓慢，在当代中国城镇人口中形成市民身份与非农境遇的新“二元”分割（辜胜阻等，2013）。有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52.6%，且还在以年均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然而非农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仅为35.3%，两者间17.3个百分点的差距，凸显2亿多人口的“半城镇化”现象（辜胜阻等，2014）。此外，由于“非农产业发展不足”，中国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并没有建立在“产业”基础上，这亦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城镇化“虚高”的表现（段成荣，2012），是一种病态的、不可持续的城镇化（简新华，2012）。问题显而易见，症结尚待破解。

鉴于此，国家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在这样的实践背景和政策驱动下，本篇是对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时代主题的学术响应。云南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集“边、民、山、贫”于一体，人口城镇化发展的工业基础薄弱，受环境“弱生态性”制约，其人口城镇化进程必须纠正以往“唯工业化”（罗淳，2008）的发展思路，探求产业非农化的适宜路径，建构“两化”协调发展的“互动”机制，以“非农化”引领“城镇化”（辜胜阻，2013），否则将陷入“生态危机”与“产业性贫困”。因此，探讨云南省在产业非农化演进中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李华胤、徐晓晨，2013），将有助于其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同时也能够为西部类似地区人口城镇化的顺利推进提供有益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