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

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简称HDR）中提出的，用以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是对传统的GDP指标挑战的结果。人类发展指数由健康、教育和生活质量三个维度构成，从动态上对人类发展状况进行了反映，揭示了一个国家的优先发展项，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政策提供了一定依据，从而有助于挖掘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力，通过分解人类发展指数，可以发现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预警。自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发布以来，人类发展指数先是被广泛应用于国家间的人类发展状况比较；随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其之外的一些学者还将其应用于一个国家内部，分析地区差距问题。在我国，许多学者也利用HDI数据对中国的地区差距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1]。

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应用，但是，我们不应该误以为人类发展只局限于人类发展指数中的三个维度和人类发展指数中透露的信息就代表了人类发展的全部涵义[2]。HDI之父Haq（1995）[3]也希望，人类发展指数除了能补充国内生产总值，更重要的是能引起人们对涉及人类发展的大量其他变量的兴趣。人类发展被定义为“实现民众所向往的生活从而不断扩大他们的选择”，从原则上说，这些选择可以是无限的和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因此，人类发展指数显然不能涵盖人类发展的全部。于是，从其他重要的发展维度拓展HDI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4]。实际上，人类发展路径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对HDI的理解和运用应该是开放式的[5]。

人类发展指数用较易获得的数据，认为对一个国家福利的全面评价应着眼于人类发展而不仅仅是经济状况，计算较容易，比较方法简单；同时，人类发展指数适用于不同的群体，可通过调整反映收入分配、性别差异、地域分布、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HDI从测度人文发展水平入手，反映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为人们评价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作为连续性的民生民意调查，我们不但希望数据获取相对便捷，更希望指数据能作横向与纵向比较，更为重要的是评估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的同时，发现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为政府提供一手参考资料。因此，人类发展指数的构想思路，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帮助。

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取得明显进步

2014年7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人文发展报告》对187个国家与地区HDI测算，中国人文发展（HDI）指数达到0．715，排名世界91位。高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平均值（0．683）以及金砖5国平均值（0．655），这是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从有统计以来，首次从“中人类发展指数”跨入“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6]2014年中国经济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突破7500美元。这表明中国已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发展型社会的特征开始显现——即消费主导时代、城市化时代、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低碳经济时代和政府转型时代。这一发展阶段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1）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2）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而不是私人产品短缺）的矛盾凸显；（3）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公共治理建设滞后的矛盾逐步突出。

就人文发展指数的分项指标来说，按照世界银行的计算，198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524美元，而到2014年，增长到11477美元，提高了21倍。特别是1990年以后，中国人均GNI年均增长率达到9％，是所有187个国家中增速最快的国家。1990年到2008年间，我国有5．1亿人摆脱绝对贫困，为世界减贫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健康和教育方面，中国也取得了显著成绩。2014年，中国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比1980年增加近8．3岁，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学龄儿童预期受教育年限分别提高了3．8年和4．5年。实现了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100％、中学入学率80％，居民素质得到大幅提高。

表1 1980—2014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分项指标[7]

从表1可明显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经济年均增长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仅2．8％。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由此带动人文指数（人均GNI、预期寿命、预期受教育年限、平均受教育年限）排名大幅提高。1980年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仅0．407，位于低人文发展水平国家行列。2014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达到0．715，开始进入高人文发展水平国家序列。

二、从人类发展指数到关注社会发展质量

在国际社会学领域，为了弥补以往GDP理论不足而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进步的国别与地区间的差距与弹性。著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学者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人文发展指数（HDI）为联合国接受用以比较国际间的人文发展状况[8]，虽然HDI的指标过于简单，不足以覆盖衡量社会发展一些重要方面，但其对社会发展中“社会的”关注则提醒人们发展的目标所在。随后，加尔布雷斯20世纪50年代在《富裕社会》首次提出“生活质量”（QOL），都是试图超越发展问题上关于经济中心的片面性。如上所叙，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发展水平也大幅提升，但当代中国的发展仍面临一系列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区域之间发展“不平等”制约了整体的社会发展质量。依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并经过对“不平等”调整后人文发展指数（IHDI）计算结果，“不平等”导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损失1／5。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74，属于收入差距较大行列。高、低收入人群差距明显。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达7．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倍，我国农村仍有1．28亿贫困人口。经“不平等”人文发展指数（IHDI）调整后，收入指数损失了29．5％，在3个分项指数中最高。教育、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衡，使教育指数和预期寿命指数分别损失23．2％和13．5％。[9]如何进一步消除不平等，促进社会公平，是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表2 2010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人文发展指数排名

（续表）

上述业已存在的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性和社会发展公正问题，已成为影响未来五到十年中国东西部地区均衡发展的巨大制约因素。

1．社会发展仍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中国人文发展指数的提高主要由经济高速发展拉动，与经济的高速发展相比，健康、教育等社会方面的进步明显滞后。2012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87个国家中排名第89位，但HDI排名却比人均国民收入排名整整低12位。而在剔除收入指数后，中国的HDI排名下降了5位，跌落到世界100位之外。与2000年后中国人均GNI完成“三级跳”对比，国民的健康水平、教育水平近10年来的进步幅度不大。2014年国民预期寿命比2000年多4．1岁，预期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仅比2000年多3．4年和0．9年，经济成果没能更有效地传递到社会进步中去。[10]

2．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东部发达省份的人文发展指数要比内陆经济欠发达省份高出很多。表2所示，中国大陆社会发展存在4个区间：最发达的京、沪、津可以达到“高人类发展”组别水平，与欧洲国家葡萄牙的水平相当。而排名靠后的青海、甘肃、云南、贵州、西藏5省份则属世界低人文发展组别，仅相当于加纳、赤道几内亚等非洲国家的水平，两极分化极为严重。从分项指数看，发达省份如京、津、沪的人均GNI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多，比排名垫底的省份高出近6倍。[11]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反映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在教育方面，东部地区在教育资源和教学水平方面都存在巨大领先优势，如北京的高中入学率达到98％，大专以上教育入学率可达60％，与英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大学入学率相当。而贵州高中入学率仅有55％，将近一半的学生会在高中阶段辍学，大专以上教育入学率仅有20％，仅相当于越南、老挝的水平。

从医疗卫生方面，上海、北京的医疗资源充足，人均预期寿命也达到80岁以上，与法国、挪威等发达国家相当，达到极高人类发展组别水平，而医疗资源匮乏的西藏、云南、青海的人均预期寿命均在70岁以下，比经济发达地区少了近10岁，仅相当于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

3．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面临挑战。2012年，中国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中国人口结构发生转折性变化，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城镇常住人口总数超过农村，目前有7．1亿人口生活在城镇。[12]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不仅在速度上是世界上最快的，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给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带来巨大压力。中国的基层政府往往更加重视发挥经济管理职能而忽视社会管理。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大量涌入，农民工阶层对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公共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城市公共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凸显，解决不好这种矛盾，会对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以中国最发达城市的上海为例，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发展同样面临突出矛盾和挑战。

人口问题依然严峻。在上海城市整体深入转型的背景下，社会自身的阶段性变化开始凸显，给社会发展质量的提升带来一系列新挑战。主要体现在人口问题上，一方面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外来低端人口依然占据较大比例，人口素质结构提升速度较慢。同时人口老龄化呈现出程度高、速度快、高龄化等特点。预计到2020年，上海户籍老龄人口会突破540万，占比高达36％，养老为老服务及相关配套压力巨大。另外，常住人口2415．15万人，其中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少子化严重。根据对常住人口老龄化的预测，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在2015年达到18．6％，到2050年时则将上升至44．8％。8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将对应地由3．0％上升至8．3％。从未来发展来看，2020年以后常住人口中总抚养负担将超过50％，人口红利将消失。上海进入深度老龄化、少子化阶段，政府用于养老公共服务的财政压力增大，企业用工的结构性短缺现象将会越来越突出。

城乡“二元结构”制约社会进步。当前上海面临两难格局。一方面中心城区制造业不断向外转移，商务成本上升过快，第三产业跨越式发展势头尚未形成，难以支撑全市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郊区商务成本较低优势还没有发挥，城乡错位发展格局难成气候。在这种城乡“二元结构”态势下，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增长方式、收入增长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开始显露，并逐渐上升为上海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可直观地表述为：600平方公里与6000平方公里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城乡如何协调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如何破解。

社会保障负担较为沉重。上海市政府一直将养老资金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重点研究问题，虽然目前上海养老金不存在资金缺口，但收支差距逐年扩大。2011年7月，上海针对郊区用人单位从业人员设置的小城镇社会保险（“镇保”）和针对外来从业人员设置的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综保”）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城保”）范围内。这一调整带来的覆盖面扩大，降低了城保的赡养率。2012年，上海公布了其在《社会保险法》实施后的第一笔社会保险账单，账单显示，上海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征缴收入和支出之间的距离缩小至35．06亿元，这是多年来两者首次出现差距缩小。但是要建立养老金可持续的长效机制，仅依靠外来从业者的不断加入是不可持续的。

环境约束与压力巨大。一是上海环境质量和国际同类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2013年，全市酸雨、臭氧、灰霾污染等日益严重，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不到70％，PM2．5日均值为62微克／立方米，高于国家标准35微克／立方米，与发达国家差距非常明显。“十三五”上海面临如下矛盾与挑战：（1）一方面上海要建设“四个中心”，运输船舶污染、港口集疏运污染、航空排放污染将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国家对上海在控制燃煤总量、污染物排放总量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市民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期望越来越高。（2）区域性污染问题受外部和本地双重污染影响。上海处于黄浦江和长江的下游，随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加速推进，周边城市、长江中上游省市经济快速增长，水、大气污染排放强度将不断加大。大气中的灰霾、酸雨、臭氧和水体富营养化等复合型、区域性污染问题，改善难度很大。（3）节能减排的难度持续加大。目前上海工业用能约占全市用能约56％，其中重化工业用能占全市用能近40％，产业结构偏重的格局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改变，在前期淘汰落后产能和推进节能减排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节能空间的难度越来越大。

总之，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座城市，秩序与活力是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维度。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社会才能正常运行，激发社会活力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深刻的矛盾：改革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深化改革本身又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当下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进入深水区，“十三五”期间要做到既维护社会秩序、又激活社会活力，这是对高层决策部门发挥智慧的最大考验。

三、关于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思考建议

在国际学术界讨论中，有学者认为，人类发展指数（HDI）在测量一个国家、地区社会发展中仍显不足。为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欧盟学者提出了社会质量理论。从概念上来说，社会质量是指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并且这种生活能够提升其福利和潜能。社会质量有其独特的理论架构，其出发点是消解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的矛盾，解决组织世界与生活世界（即共同体、群体和家庭）的冲突，从而改善社会状况，继而提升个人的福利和潜力。之后，众多欧洲国家按照社会质量指标体系衡量各自国家的社会质量，并据此对有关社会政策进行调整。

1．社会发展质量研究及其启示

社会质量理论是目前研究社会问题的最新视角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降，针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欧洲社会问题的不断涌现，一些欧洲学者提出了社会质量理论。1997年6月，来自社会学、政治学、社会政策、法律和经济领域的74位专家共同签署了《欧洲社会质量的阿姆斯特丹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标志着社会质量理论的正式诞生。《宣言》指出：“考虑到所有公民的最根本的尊严，我们声明：我们不想在欧洲城市中看到大量的不断增加的乞丐、流浪汉和无家可归人员，我们也不想看到一个这样的欧洲，即有着大量的失业人员、数目不断增长的穷人，以及那些只能享有有限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的群体。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消极的指标都表明当下欧洲为所有公民提供了不够充分的社会质量。相反，我们希望欧洲社会是一个经济上获得成功同时又能为其公民提供社会公正与社会参与的高社会质量的社会。”[13]从《宣言》的根本出发点来看，社会发展质量的概念与本研究关于民生民意调查的理论构想最为接近。

在社会质量理论的开创者贝克等人看来，社会质量指的是公民在那些能够提升他们的福利状况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参与其社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程度。[14]社会质量的宗旨是提高人们的福祉和促进其潜能的发挥，在集体认同中完成个体自我实现。欧洲的理论家认为，社会质量的本体论基础在于人的“社会性”，即社会质量理论假设人是社会人，人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形成社会网络而生活在社会中，“社会性”最终通过个体的自我实现与集体认同之间的相互依赖得到实现。[15]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经济学假设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每个人的决策都是自主决策而不受社会结构的影响，这些原子化的个体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就实现了社会效用最大化。而社会质量理论则把个人福利和潜能的提升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勾连起来，认为福利和潜能源于人们能否获得社会经济保障——这是人们生活质量好坏的物质基础；能否获得来自社会关系的支持——这是人们生活是否幸福的精神基础。一个好的社会，必须是公民“实际好”和“感觉好”的完美统一，因此社会质量既关注社会的客观环境和硬环境建设，也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和软环境建设，比如价值标准、社会凝聚和社会诚信等，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对社会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给予同等程度的关照。社会质量理论的创新或突破就在于促进了以往单纯谋求经济增长和创造价值的传统理念的转变，把人们引入到对一个公平的、高质量的社会应该具有哪些品质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社会的思考。判断一个社会的社会质量，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如果着眼于社会体系、制度和组织体制等社会环境因素，一个社会的社会质量可以通过该社会为人们生活所提供的社会经济保障的水平和程度反映出来。但如果着眼于个体，该社会的社会质量也可以通过该社会为个人提供的进入社会体系的机会、开放度，以及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可能性来反映”。[16]

由于社会质量研究并不是象牙塔内的智力游戏，它从一开始诞生之时就被赋予了更新社会政策的使命。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社会质量的政策领域极为广泛，它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解决欧洲的社会问题，扭转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政策的局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政策领域包括经济政策、社会政治政策、文化政策和环境政策等[17]。可以说，无论是在城市发展、社会发展、公民权、社会团结方面，还是就业、教育、老龄化等问题上，社会质量的一整套概念工具都具有一定的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与人类发展指数所不同的是，社会发展质量既考虑到了市民客观的日常生活需求（如经济收入、劳动就业等），更关注到了主观的社会心理需求（如社会包容、社会凝聚等），这为本研究制定操作化测量指标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目前，这一理论范式已受到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与逐步采纳。[18]一方面，社会质量强调社会要给人创造福祉，同时也要提升人之为人的潜能；另一方面，社会质量聚焦人的社会性这一本质，把个体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社会质量包括四大基本内容：

一是社会经济保障。指制度和组织系统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种形式的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具体包括金融资源、住房与环境、健康与照顾、就业及教育等。社会经济保障指向的是社会正义，以抗拒社会给个人造成风险。二是社会凝聚。指基于共享价值和规范的社会关系本质，具体包括信任、其他整合的规范与价值观、社会网络、认同等。社会凝聚指向的是团结和整合问题，以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分化或分裂。三是社会包容。指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获得来自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支持，具体包括公民权、劳动力市场、服务、社会网络等。社会包容关乎个体平等的权利和价值，以减少社会排斥。四是社会赋权。指个人能力在何种程度上通过社会结构发挥出来，具体包括知识基础、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开放性和支持性、公共空间、人际关系等。社会赋权关注的是社会为个体发挥自身能力而提供的机会是否公平，它指向的是人的尊严。社会质量理论对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在价值导向方面，无疑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基于社会质量这一理论视角，我国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建设可借鉴这一理论方法。依据社会质量理论的分析框架，在“民生民意民情系列调查研究”进程中，我们尝试性地构建起一个有关社会发展质量的理论模型[19]。在由两条坐标建构的四方图中，横坐标的两端分别代表了社会行动者（社区、群体等）、行动者所处的环境条件（体制、机构等）。纵坐标的两端分别代表了个体发展、社会发展。行动者与环境条件之间、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可以通过“社会质量”得到缓解。这表明“社会质量”在强调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关注个体的增能和发展；在强调改善环境条件的同时，也关注于行动者的能动性。笔者认为，十三五期间社会发展质量应更加关注以下几个重要变量：第一，经济发展是提升社会质量的主要途径。第二，政治民主是社会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三，市民社会的培育是提升社会质量的重要方面。第四，社会质量离不开机会平等。

2．未来五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

按照全面深化改革思路，未来市场取向的经济变革，必然导致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动。同时，社会新的矛盾也在出现。在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面前，需要建立一套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体制。“十三五”规划主题应强调更加公平的社会，实现更有质量的发展。关键是处理好“国富与民生、活力与秩序、多元与平衡”三对关系。在国富与民生关系方面，应通过制度建设，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体现到改善民生上，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重点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与人的发展关系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个领域。在活力与秩序关系方面，主要是改进社会管理，充分发挥公众参与整个社会管理的作用，实现公民管理社会的权利，切实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在多元与平衡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社会利益结构多元的背景下，寻求各种利益之间的平衡机制，以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体制。

——维护社会公平，不断改善民生

确定社会发展目标。未来五年中国将以“追求更加公平的社会，实现更有质量的社会发展”作为提升社会发展质量的目标。在改善社会民生方面：政府应增加更多投入，建设中产社会。中国有关媒体在谈到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时表示：“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建立中国的中产社会，只会支撑中国执政党的正义性。”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应继续加大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和农村倾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应加强城乡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建议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扩大到1000个县，覆盖农村5亿人口。加快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与职工养老保险的衔接办法。

加强经济保障。在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同时，重点抓好“一化五体系”。“一化”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20年，在区县层面初步实现基本公用服务均等化。“五体系”，即就业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住房保障体系，以及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坚持以发展带动就业、以创业促进就业，充分发挥服务业和非公经济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加强城保、镇保和农保的制度衔接与整合，深入推进外来人口社会保险制度与户籍人口的并轨，探索简化社会保险结构层次，逐步改变目前社会保障多轨运行的模式。建立服务供给、需求评估、服务保障、政策支撑、行业监管“五位一体”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在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同时，完善由廉租房、共有产权房、公共租赁房、征收安置房等共同构成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教育综合改革。提升义务教育市级层面的统筹，探索免费教育向学前教育与高中教育拓展。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强化社区卫生服务，全面推行家庭医生制度。

引导社会情绪。距今100年前，全球只有13％人口居住在城市，今天世界已有一半人口为城市居民。据预测，到2025年，全球约有7成人口生活在城市。伴随城市社会的来临，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城市无疑成为风险中心，而个体化社会意味着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更加困难。大城市除了受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和食品安全问题困扰，人均面积与绿地的缺乏致使人们身体健康、心理情绪受到影响。故未来既要满足民众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也要重视群体接纳、认同、尊重等社会性需求。通过高效、廉洁的公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民众各方面的基本权益。要关注社会中低层认同群体的心态和处境，关注不同群体、身份、民族、阶层等的认同问题。研究化解群体矛盾、民族矛盾、阶层矛盾和身份地位矛盾的有效策略，避免“社会割裂”，避免群体和社会冲突的发生。要关注社会情绪，特别是关注社会负向情绪，尽量消解那些不利于社会良性运行的负向情绪。要建立公平有序的社会秩序，倡导和正向激励社会基本价值观。发挥公共权力在建立社会信任机制的核心作用，从制度层面建立社会信任机制，摆脱社会信任困境。

——强化社会凝聚，激活社会活力

强化社会凝聚。社会凝聚力是指社会共同体及其成员在观念、行动方面显示出来的一致性和协同性。它是社会公众趋同的精神心理过程，又是社会建制进行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的基本功能。凝聚力有巨大的稳定功能，它使社会成员团结一致，减少和消除那些不健康的分裂和冲突，从而使组织成为稳定的结构。一项34个西方国家进行的一项名为“社会凝聚力”调查结果显示，丹麦第1、挪威、芬兰和瑞典分获第2到第4，北欧国家可谓占尽鳌头，德国排名第14。而排名靠后的都是东欧和南欧国家。社会凝聚力内容细化为三大类别9项指标，包括社会网络、对别人信任和接受多样性，国家认同、正义感和信任机构，团结、互帮互助和社会准则等。[20]尽管社会凝聚力调查的34个国家中不包括中国，但若要实现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凝聚力就应当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如今我们借鉴北欧国家经验，更有着东欧国家的前车之鉴，牢牢把握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不动摇、尽快完善社会福利体系，让民众充分享受发展红利、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都已是迫在眉睫。

激活社会活力。在增强社会凝聚与激活社会活力之间保持适度平衡是未来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依法治理无疑应履行其基本的屏障功能。具体来说，既要防止“拥塞性”的社会不稳定，也要避免“爆炸性的政治参与”。至2014年12月底，中国社会组织增长很快，目前总量达近60万个，与2013年比总量增长9．7％。社会团体达到30．7万个，比上年增长6．2％；民办非企业单位总数已达到了28．9万个，比上年增长13．3％；基金会达到4044个，比上年增长13．9％，全国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超过3万个。未来政府将进一步简政放权、转移职能，为此，应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力度，深化社会组织登记准入制度创新，立足社区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拓展居民的社会参与范围。并要加快“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管理机关脱钩改革。

提升社会包容。“社会包容”强调所有面临贫困与社会排斥风险的人都能获得必要机会与资源全面参与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享受基本福利。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公平公正、平等参与、共同富裕、和谐有序的部署，是推进我国社会包容的途径，对于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十三五”期间，应落实和细化国家关于公民的各项合法权益，对现有规章条例中社会包容所涉及的公共服务、社会安全、就业发展、社区参与、机会均等状况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删除歧视性规定，对弱势群体利益进行补偿和照顾，使全体民众共享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在城镇化进程中，加强宣传与舆论引导，通过媒体宣传、公共论坛、社区会议等多种渠道形式，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包容与理解，积极落实各种促进“城市融入”的相应制度安排，强化对外来人才及家庭的支持力度。

——增加社会赋权，创新社会治理

创新社会治理。首先是要进一步理顺“街—社—居”关系，使社区本质复位。转变街道对社区行政管理的传统思维，政府要变实际的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为名副其实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赋予街道对社区自治及日常工作指导和监督权。其次，要向社区下放权力。结合实际情况适当向社区下放权力，做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第三，探索社区公共事务的分类管理。对社区公共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管理。将社区公共事物分为城市秩序与安全、社区信息统计、健康服务、物业管理、居民参与等。法律必须明确规定社区居委会的权力地位，确保社区居委会在协调各类组织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时的法定权威性。第四，建立健全有利于居民参与的机制与渠道。第五，改革基层公共财政的投入模式。实现“以钱养事”“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公共财政投入模式与科学预算机制，加大对社区正常运转的财政投入力度。拓展社会筹资渠道，由具辖区社会管理职能的街道办事处负责，依法建立各种社区基金。建立严格的基金使用办法，对微利或福利性社会团体、组织进行资助，促进其发展壮大。

增加社会赋权。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无疑是赋权（entitlement）理论的代表。森在《贫困与灾荒》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人们之所以处于贫困和饥荒状况，并不是因为食物短缺所致，而是因为这些人群的个人权利关系是不完整的，交换权利也是匮乏的。而解决饥荒和贫困的办法，就是赋予人们充足的权利。[21]在十八大报告中，“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已成为未来我国政治生活中“双向赋权”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未来“政社协商”和“党社协商”可以为上述“双向赋权”提供观念支撑。

在具体实践中，探索构建“党、政、社”新型关系，使基层党的建设、政府职能转变、社会发育成长三者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匹配、互为依托。在区域化党建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党员联系服务群众机制，探索建立党员分类管理、党员发展与社区表现挂钩制度，推动落实党员在社区治理中的精英化、在公共生活中的楷模化、在政治身份上的先进性；加快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型党群关系向上下互动的双向治理型党群关系转变，群众工作方法向现代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转变，不断增强党对基层社会的引领、组织和统合能力。

探索“社区”与“选区”勾联的可能性与立法依据。基层建设需要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系统相衔接，否则基层建设容易与社会治理相脱节。如像上海这样特大城市，应积极探索人大代表联络社区的工作机制、增加人大代表中来自基层社区工作者的名额、强化人大代表从基层社区而非工作单位产生的机制，基于选民利益提交议案，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实现社区与选区关联，乃至最终合而为一。

加强利益协调。随着社会的不断分化和重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摩擦、利益纠纷和利益矛盾。要解决好这些矛盾，首先要提高有关部门的政策决策水平，制定政策时要尽量周全细致，找到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与不同人的具体利益的结合点，做到统筹兼顾、公平公正。其次要建立和完善民意表达和利益诉求机制。一是要完善各项民主制度，搭建和拓展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沟通的平台和渠道，从制度上保障落实人民群众的话语权、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二是改革和完善信访制度；三是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四是加强社会枢纽型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作用，使广大民众有更多的途径和渠道保障自身的权益。

（2015年）

[1] 杨永恒、胡鞍钢、张宁：“中国人类发展的地区差距和不协调——历史视角下的‘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3期。

[2] 帕尔·萨基凯·福库达：“人类发展分析路径：检阅、反思和前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期。

[3] HAQM．，Reflectionon Human Developme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4] NEUMAYERE．，“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and Sustainability—aconstructiveproposal”， Ecological Economics，2001．39：101—114．

[5] 阿马蒂亚·森：“简论人类发展的分析路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6期。

[6] 《2014年人类发展指数》，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14年7月25日。

[7] 杨家亮：《中国人文发展指数比较分析》，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2014年1月）。

[8] Amartya Sen，Resources，Valuesand Development，Oxford：Basil Blackwell，1984，p．497．

[9] 杨家亮：“中国人文发展指数比较分析”国家统计局网站，2014年1月。

[10]② 杨家亮：《中国人文发展指数比较分析》，国家统计局网站，2014年1月。

[11] 杨家亮：《中国人文发展指数比较分析》，国家统计局网站，2014年1月。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

[13] Walker A．，1998，the Amsterdam Declarationonthe Social Qualityof Europe，Europeanjournalof socialwork，1．1（1）：109—111．

[14] Beck W．，L．J．G．vander Maesen＆A．Walker，eds．，1997，Thesocialqualityof Europe，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6—7．

[15] Beck W．，L．J．G．vander Maesen，F．thoméseand A．Walker，eds．，2001，Social Quality：a Vision for Europe，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312—313．

[16] 林卡：“社会质量理论：研究和谐社会建设的新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17] 张海东、石海波、毕婧千：“社会质量研究及其新进展”，《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18] 林卡：《社会政策、社会质量和中国大陆社会发展导向》，《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社会质量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张海东：《社会质量：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视野》，《光明日报》，2012年2月16日。

[19] 不少学者认为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数”三个变量稍显简单，而欧盟学者提出的“社会质量”由几十个指标组成又过于繁复。考虑到现实中国国情，上海社科院课题组经过实证调查，设想由四个维度，即“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以及16个指标构建的社会发展质量指数。

[20] 《西方国家“社会凝聚力”调查有何启示？》，国际在线，http：／／gb．cri．cn／42071／2013／07／22／2165s4190795． htm，20130722。

[21] Amartya Sen，Povertyand Famines：An Essayon Entitlementand Depriv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1，p．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