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青年研究呈现出了以关注当前中国青年现实问题为主线的议题多元、理论与经验研究并进且日趋繁荣的学术特征。这里对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青少年导刊》①2012年第1期到2016年第12期转载的文章进行梳理和分析(共60期,556篇文章,涉及原发刊数量50余种),力求通过对青年研究已有的理论探索和知识实践的通观整理,找到青年研究已有的高度,寻究其深度和宽度,以期推动其未来的进一步提升。
一、青年研究基础理论
《青少年导刊》有专门的固定栏目“理论研究”,以呈现青年研究基础理论方面的优秀成果。从近五年的转载文章看,在青年研究的基础理论方面,从青年研究的研究目的、学理建构与范式转型,到理论视角、话语建构等方面,均有较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呈现。
(一)青年研究何为
中国的青年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学术合法性的焦虑,[1]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学者提出应建立青年学,而后30多年里,有关青年研究学科规范建设的争论从未停止,青年学的学科化进程也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近5年来,学者的观点依旧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立场,但他们对“青年研究何为”的思考已不同于以往。一些学者继续致力于让青年研究跻身社会科学之林,成为一门学界所认可的规范学科。但他们不再将揭示青年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规律作为青年学的终极追求,如田杰指出,青年学作为一门学科,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青年研究,是对青年存在的终极追问和探寻,可能与某些所谓的“本质”或“规律”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对青年的人性、天性或人类性问题的深刻洞察与理解。[2]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青年研究的发展方向是非学科化。如陆玉林认为,如果说青年研究的理论建构,构成出的就是这样使青年研究能够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使青年研究成为专门化的领域,却无法清晰地描述和解释青年的现实境遇,无助于认识和解决青年现实问题的宏大理论,那么就走入了误区之中。青年研究的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3]吴小英也指出,可以将非学科化理解为青年研究的跨学科性加上自由松散的共同体,它让青年研究从既有的传统束缚和狭窄的研究取向中解放出来,非学科化通过淡化青年研究的学科性,把它消融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跨学科动态研究之中。[4]
(二)青年研究的学理建设与范式转型
青年研究的学理建设,是关系到青年研究学术性和规范性的基本问题,包含概念范畴、理论逻辑、研究方法、措辞方式、共同规范诸多方面。陆玉林将青年研究的学理问题置于现代性的境遇中,从分析青年研究的框架和理论整合入手,并探讨了现实性的青年研究理论如何建构等问题。[5]他指出,青年研究的综合性框架可以基于某种哲学观点或经典理论,也可以基于某个学科的理论模型;理论整合可以是基于对青年特性的理解,也可以是基于特定的研究主题。而孙抱弘则从对以往青年研究中学理建设的历史性挫折进行反思入手,从政治关注、目标取向、路径选择、建构愿景等多个视角探讨了青年研究的学理建设何以从以往的失衡性挫折走向未来的均衡性发展的可能性问题。[6]他还指出,长期以来青年研究的理论重心基本上偏向应然性“人的研究”,随着实然性“人的研究”的梳理与系统性整合,青少年研究的理论重心有望在应然性和实然性“人的研究”间得到均衡。[7]
在现代性追求成为全球化趋势的情况下,由社会变动引起的青年问题的变化也促使一些学者思考青年研究的范式转型问题。王彬在横向比较了国内外青年研究范式危机的特点异同之后指出,现代性和全球化应该成为阐释、观照和研究青年问题的基本理论方法和阐释模型,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基本理论框架中,厘清全球化的青年倾向和地方性的中国青年问题是我们观照、阐释甚至解决青年问题的基本前提。[8]吴鲁平则纵向梳理了中国青年研究范式的历史变迁及各阶段特征,他认为,青年研究经历了从现代化理论范式到后现代化理论范式的转变,目前正在经历向新型现代性或互构论范式的转变。青年研究中的现代化理论范式的特征是:强调青年的本质、青年发展的过渡性和确定性及青年的社会化等;青年研究中的后现代化理论范式的特征是:强调青年的建构、青年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非线性及青年的选择性等;青年研究中的新型现代化或互构论范式的特征是:强调青年与社会多元主体间的相互建构与型塑、青年发展过程中青年与社会的“互构共变”或“互构谐变”等。[9]郑长忠从学科与范式演变的内在逻辑出发,认为随着网络社会的生成,青年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由此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青年已经不仅仅作为一个对象而是作为一个维度而存在,从而使青年研究的学科范式向“青年+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发展。[10]
(三)青年研究的理论视角和话语建构
青年研究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陆玉林认为这些大大小小的理论,总体上可以划分为“未来”和“问题”两种不同的导向。未来导向侧重青年的未来性即成长性和发展性,可以分解为成长性、社会化、社会发展和变革、人力资源等多种不同的认识维度。问题导向把青年视为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问题与麻烦的制造者,可以析解出侧重青年和侧重社会的两种维度。[11]沈杰关注于从社会学出发的青年研究,认为有以下几种最基本的理论视角,主要包括:“个体—社会”视角、“世代—世代”视角、“结构—行动”视角、“传承—更新”视角。青年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更具特色地再分为青年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青年世代与成人世代的关系;而理解青年与社会关系的关键性钥匙在于,如何理解结构与行动的关系。这种基本关系的最终归属点是社会的传承与更新。[12]
基于青年问题的建构性特征,“青年呈现为多种意向的统一体”,各种话语对青年不断进行着解构和建构。肖峰、方俊认为青年研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坚守传统的话语灌输方式,另一种则把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世界当作青年研究的“真问题”。如何在青年研究的政治话语和学术观点之间、在关于青年问题的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之间保持联系,是现代化过程中对青年的现代性启蒙所要注意的问题。[13]吴小英也将青年研究的话语体系分为两类:主流话语对青年的建构和定位,以及青年自身的话语表达。前者把青年问题作为麻烦的社会问题来解决;而后者则站在青年的主体立场上,让青年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话语模式的转换路径是将青年从被动的、主流话语规定的青年客体,转换成作为主体的青年自身的自主表达。[14]
(四)对青年研究基础理论研究现状的评议
前文阐述了近五年来学者对于青年研究基础理论的研究现状,从中既能看到相关学术领域在知识积累和学术规范建设上取得的进步及对以往研究的反思,也应看到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不足的方面主要有两点:
第一,现有研究的理论体系、分析框架多援引自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对中国而言,在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中遭遇全球化,这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历史境遇。在全球化的理论框架中,其他国家青年研究的经验和理论方法可能成为我们的参照,为中国青年问题提供合理的观照和有效的阐释,但也可能成为我们的桎梏,因为不论是中国的现代性追寻还是全球化的融入,都是与自身的历史传统、价值信仰和社会制度相连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失衡可能造成“不合时宜”、“水土不服”之类的问题。西方青年研究理论是否适用、如何应用于中国当前实践,需要进一步分析和验证。中国青年研究的基础理论,必然要求具有本土化特性,包括本土性的概念范畴、理论逻辑、知识系统等,从而能够有效描述、说明和解释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发展情况和社会行为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由于青年研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领域,还没有形成深厚的理论积淀,并且很多研究者是从各个学科聚集到一起的,缺少共同的学术话语,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学者是“自说自话”,最多是进行基本情况层面的相互了解,缺少思想深入的学术对话和交锋,学术批评常常处于低语甚至失语状态,他们的知识生产是缺乏积累性的,难以相互交融形成知识库存。青年研究界必须大力鼓励和推进学术对话和批评,辨析良莠,梳理问题,深挖原因,促进青年研究剪除横逸斜出的杂枝乱条,使青年研究更加健康地发展、成长。[15]
二、经验性青年研究的常规议题
有关青年的经验性研究,我们可以人为地将其选题划分为常规性论题和热点论题。事实上,基于学科背景、社会经济地位、个人兴趣和认知等方面的差异,对热点议题的选择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2012年以来在青年研究的经典论题如青年教育、青年亚文化、青年就业创业、青年与阶层(/阶级)(再)生产、青年与城市化、青年与婚恋家庭、青年心理等方面,学者聚集了较多精力,经典论题深度和视角不断扩展。
笔者在这里对两个经典论题——青年与阶层(/阶级)(再)生产以及青年与婚恋家庭进行梳理,以呈现其视角的广泛性与论证的深入性。先来看青年与阶层(/阶级)(再)生产,一些学者从宏观层面关注不同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与阶层固化问题,对于阶层固化程度及对青年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观点。如邓志强指出,随着社会的变迁,主导“二代们”的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变化,然而先赋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又开始强化,以致产生了“新身份社会”的回潮现象。代际流动的继承性越来越强化,而代内流动的流变性越来越弱化,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出现了阶层固化现象。长此以往,会切断正常的社会流动链条,导致未来不同群体之间的区隔甚至冲突升级。[16]张乐与张翼聚焦于精英阶层的再生产与青年职业地位的获得,他们认为,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都可以将自己的阶层优势传递给下一代。只是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规模和阶层固化的程度都是有限的,家庭背景等因素对青年成为精英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而不是无限制扩大的。较高学历、中高级职称与高行政级别等阶层身份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具有代际再生产的特性。精英阶层的固化程度还不足以影响社会流动机制的正常运行。[17]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深入的个案研究,呈现社会底层——如流动儿童、新生代农民工等——的阶层再生产,但他们的切入视角有所差异,有的从学校教育或家庭教育的视角出发,如周潇通过对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的田野调查发现,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导致“子弟”高度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他们难以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从而以拒绝知识的形式放弃了学业,也因此完成了作为底层的社会再生产。[18]卢晖临等通过对流动儿童动荡的生活和转学经历、边缘化的学校教育、再生产阴影下的家庭教育、流动儿童自身对未来出路的迷茫等问题的探讨,认为在当前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下,教育对于处在城乡夹缝中的流动儿童而言,更多的是一种阶级再生产的渠道,而非向上流动的阶梯。[19]有的学者则从消费的视角出发,如吴玉彬指出随着消费社会的兴起,用迈克尔·曼所界定的阶级意识概念来研究中国的阶级意识现状时显得步履维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意识是以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来。[20]孙秀林和张璨关注到青年群体具有明显的奢侈品消费行为。他们发现上海中产阶层的消费明显受到以主观认同为核心的消费主义浪潮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中产阶层的认同感越强,越愿意从事奢侈品消费,奢侈品的识别能力越强,购买真正奢侈品的概率越大。所属的年龄组越小,奢侈品消费的可能性越大。[21]
再对近五年来青年与婚恋家庭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家庭婚恋生活属于现代社会的“私人空间”,但家庭又是社会的细胞,受到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各方面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当代青年对婚恋家庭的自主或被动的选择,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适应,同时也将对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张华从宏观角度以历史文献、统计数据为依据,探讨了当代中国青年恋爱婚姻家庭发展的新问题和新趋势。新问题主要有五方面:早恋与晚婚带来的性困扰,社会流动造成的时空阻隔对婚姻生活的冲击,经济能力和个性因素成为离婚和不婚的主要原因,抚养“成本”的提高使“80后”对生育二胎充满纠结,青年婚恋观“杂糅中西”的困境。青年恋爱婚姻家庭未来发展趋势主要有三方面:可以早恋爱,但要晚结婚:尽情享受爱情,延迟承担责任;可以结婚,但不要委屈自己:对婚姻质量要求胜过对白首偕老的期待;可以做父母,但不要太辛苦:期待他人分担抚养责任。[22]还有学者以个案研究为例,探讨了特定青年群体当前有代表性的婚恋模式。如范成杰、杨燕飞指出打工青年的婚配模式具有传统的“形式”,即“无媒不婚”的特征,但这种婚配模式却拥有新的“内容”,即它是在男性打工青年遭遇择偶困境的情况下,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家庭动员多方面资源做出的策略性反应的结果,其逻辑无关乎个人自主性增减的问题,而在于村庄社会结构变迁与家庭及其成员策略性应对之间的交互影响。[23]陈锋认为闪婚与跨省婚姻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工选择的婚恋模式,有逐步增加的趋势,两者的基本特征既有差异也有共性。而从其发生机制来说,闪婚与跨省婚姻都彰显了打工青年面临的结构性婚姻选择困境,以及代际之间、性别之间对于婚姻意义中的情感性与功能性的偏重有所差异。婚姻中的情感性与功能性的权衡型塑了打工青年在“闪婚”与“跨省婚姻”之间选择的钟摆现象。[24]
在被称为“80后”、“90后”的一代结婚生子后,他们在给家庭带来幸福的同时,也带来了特殊的矛盾和需求。曹丽娟以昆山市“80后”青年为个案研究对象,发现“80后”婚姻中出现姓氏之争,其原因呈现多样性,既有政策、个人方面的因素,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所左右;“80后”家庭对姓氏之争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方式:生两胎、采用新复姓等。姓氏之争实质上是受经济发展、文化变迁、家庭结构转变乃至价值观念等众多因素制约而面临的“复杂性问题”。[25]徐浙宁基于上海市某区2046户0~3岁儿童家庭养育调查,分析家庭在早期儿童家庭养育中的困难与问题,特别是对托儿服务、早教指导和育儿政策等方面存在的共性需求。他发现现有早教指导的覆盖面、内容及形式等方面远不能满足受访者的需求。“父母假”是最集中的育儿政策需求。[26]
从青年与阶层(/阶级)(再)生产以及青年与婚恋家庭两个经典论题的梳理中可以发现,现有青年经验性研究在视角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深化,但其不足之处是相对忽视了历史视角。很多研究者将青年仅仅看作一种现代社会亟待应对的问题,或认为青年社会群体属于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而割断其与人类文明漫长历史的联系,或者将青年世代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社会力量而简化了它的历史内涵。事实上,青年处于生命运动与社会运动的交错点上,正是在这一交错运动的过程中,人类的生命形式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多样性。[27]具体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巨大变迁,改变了两代人的处世样态和生存方式,并使年轻一代有可能呈现出与他们的父辈更不用说祖辈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由此最终改写我们这个传统深厚的国家周而复始的历史。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探讨青年的价值与社会意义,探讨青年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探讨变迁社会的代际互动与代际关系,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三、经验性青年研究的热点议题
笔者认为,2012年以来在青年研究的热点论题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青年时尚的文化解读;二是网络时代青年的政治参与;三是新青年族群的生活世界呈现,如闲散青年、县域青年、“隐蔽青年”症候群、青年宅族等;四是青年社会组织研究。
(一)青年时尚的文化解读
青年时尚是一种独特的青年文化现象,是一定时期内在青年群体中流行的非常规行为模式和社会心理现象。其内容纷繁多样,在社会思潮、生活方式、物品及行为模式等各种载体中得以不断呈现,并迅速扩散、广泛流传。[28]近五年来,涌现出越来越多直接对青少年时尚进行文化理解的研究成果。以不同载体为例,在社会思潮方面,林品提出随着全球化与数码转型的推进,民族主义正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演变出新的形态,在中国的动漫游戏爱好者社群中形成的、通过动漫游戏的媒介形式表达的“二次元民族主义”就是其中之一。[29]在生活方式方面,黄佩、王梦瑶指出对于追求时尚、将技术看成一种生活方式的青年人来说,可穿戴设备构筑了一种新型的交往方式,可穿戴设备会引发未来青年交往中身体可视化、自我监控与他人监控并存、隐私泄露的可能性。[30]在行为模式方面,姜兰花指出青年“穷游”现象兴起于青年对都市喧嚣文化的抵抗,对精神家园崩溃的抵抗以及对慢生活的追求。通过“从旅行直播到生命故事”和“从穷游圈子到旅行文学”两种方式来完成青年穷游自我形象的构建及身份认同的展示。[31]
有学者指出,“中国青年”的存在形态在发生着重要转变,“政治的青年”式微,“文化的青年”登场。[32]“文化的青年”越来越注重文化的符号价值,通过特定品味的建构形成与其他群体的差异,以达到自我认同与社会群体认同。[33]在青年文化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能看到青年的抵抗品格,或者他们的妥协与依附,但一些研究却止步于对现象表面的描述,对产生背景和意义的简单归纳,难以继续深入,令人遗憾。一些学者或为该领域的继续深入指明了方向,发掘由文化再现的权利关系,或理解文化对权利的维护、制约、破坏,是青少年文化研究根本的问题意识。[34]
(二)网络时代青年的政治参与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向政治生活领域的渗透,网络政治参与逐渐兴起,并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青年作为互联网用户的主力军构成了我国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这一议题并非近五年才提出的,而是持续保持着热度,且是一个常议常新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青年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是社会与青年共赢的积极社会现象;[35]另一方面也因为政治参与的新形态、新问题、新机制不断涌现,如以“人肉搜索”为表现形式之一的网络民粹主义行为。[36][37]2012年以来,学者分别对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背景理论、参与内容和特征、参与过程与参与机制、局限与误区,主客观影响因素、发展趋势,社会资本与网络政治参与的关系,政治参与伦理失范及其矫治,网络政治参与中正向偶像传播参与研究,网络政治参与的中外比较等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及实证研究。如高中建认为,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可以分为共意性参与和冲突性参与两种形式,分别是政治表征和政治认同作用的两个过程。[38]戴锐、马文静认为,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尚存在群际隔离与互动失序、政治冷漠与政治热情相交织、政治态度倾向上的不满意度及从众性偏激增加以及网络行为的娱乐化、看客心理与“政不关己”的集体无意识等局限与误区。[39]
近五年来学者围绕网络时代青年政治参与这一主题所进行的研究大多将青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一些实证研究对不同青年间政治参与的差异进行了比较,但对青年的划分主要依据人口及社会特征方面的客观标准,如性别、年龄、单位性质等。他们以之进行比较的是青年作为个体的参与行为。事实上,青年群体内部有较大的异质性,他们基于某些共同的利益和相似的文化基础,容易形成不同的网络亚文化群体和利益群体,他们越来越多地以网络共同体的形式参与到各种政治事务之中,并且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处于不断变化中。这些多元化的网络亚文化群体和利益群体的政治参与过程值得学者进一步关注。
(三)新青年族群的生活世界
“族”现象是真实反映中国青年生活状况和内心世界的一个新的社会现象。近五年来学者所关注新青年族群,有相当一部分其称谓是舶来品,即该类族群先在其他国家出现并引起学界关注,而后在中国也有类似特征的群体出现,因而借用国外的称谓(或将原称谓稍加改动),探究该族群在中国得以形成的历史背景、群体特征、他们的生活世界及意义。如黄聚云、魏媛媛指出日本御宅族是多元化的日本青少年亚群体中的特殊类别,而中国的宅族是与众多青少年亚群体交叉重叠的弥散族系。“宅”代表了一种在网络化时代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便利而本能性地退守到个体“舒适地带”的“幼稚化”的集体无意识的生活状态和主张,从更深刻、更宏观的背景来看,则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导致的外在世界本体性安全空间的失落有关。[40]李春玲等关注全球性的尼特族现象,认为全球性的青年失业问题是其根源,他们对中国的尼特族进行了分析,针对尼特族中的三个主要群体——低文化水平的已婚育龄女性、县域社会青年和大学生啃老族,指出政府和社会应该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促进其就业。[41]还有一部分学者对某新青年族群的分析是开创性的、探索性的,如单光鼐在学界最早提出了“县域青年”这一族群,他们主要是在乡镇或县城上中学的学生、外出务工的打工族、有打工经历的返乡者以及大学毕业后蜗居在大城市的“蚁族”。他们的社会化起始于县域的传统环境,被染上独特而厚重的地域特色;共同的生命历程使其具有相同的地域认同感,而且近乎偏执。[42]
有关新青年族群的研究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程度的问题导向,把青年问题作为麻烦的社会问题来解决,将其标签化和边缘化。尽管不可否认某些青年“族”现象本身确实蕴含着不可化约的社会性风险,长期的存在会使青年的个体社会化受阻,也会增加社会整合的难度,但还是应该去除偏见,以反身性的方法论立场来认识和看待这些新青年族群,通过颠覆“权力”关系,聆听主流话语之外的声音,了解这些青年的真实需求。[43]
(四)青年社会组织研究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以来,社会组织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进入增速发展阶段,并成为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力量。在这一背景下,青年社会组织也逐渐从社会结构的边缘位置走向中心,成为共青团主导的青年工作格局中的重要一员。2012年以来有关青年社会组织的研究,学者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的讨论:其一,对青年社会组织、青年自组织、青年志愿组织等运行机制、意识与行动能力、发展趋势预判、文化认同及生成路径等问题进行宏观的理论性阐释。其二,以实地调研收集到的一手资料为基础,对青年社会组织在微观领域的行动策略、工作模式、绩效评价、与政府及共青团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例如童潇以上海城市自生性青年民间组织为个案,认为青年自组织参与社会建设是以其主动性、选择性、联合性和部分竞争性等行为特征彰显出基于“趣缘”和“事业”双重追求的群体性聚集方式变化。当前,国家的政策倡导,企业和有产者社会责任增长以及公共社会的逐步形成是青年自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三轮驱动因素。[44]其三,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且大力支持建设“众创空间”,加之《慈善法》的酝酿、讨论及最终出台,为青年公益组织的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一些学者对中国青年公益组织的发展趋势及公益创新创业的总体特征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如谭建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公益事业发展经历了公益服务、公益文化、公益创业三个阶段。当前的公益创新创业,呈现出年轻化、项目化、差异化、联盟化、网络化等特点。[45]汪彩霞在分析了青年公益组织联盟的背景、基础、机制、支持、价值等之后,指出青年公益组织的裂变与联盟,有利于倡导公平正义、促进健康生活、帮助困难群体、重建社会结构。[46]有关青年公益组织的创新创业问题目前尚处于探索初期,其行动逻辑、工作模式、能力建设、文化认同等方面的问题,有待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前文以2012年以来复印报刊资料《青少年导刊》转载的文章为基础,在青年研究的基础理论、经验研究的常规论题与热点议题等几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尽管近五年来,青年研究在上述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要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或研究领域,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找到青年研究已有的高度,在不断的重构与反思中寻究其深度和宽度,以期进一步提升,这是目前应该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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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印报刊资料《青少年导刊》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发行的月刊,是二次文献。刊物主旨是立足青少年研究前沿,荟萃青少年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关注青少年成长的热点问题,探讨青少年成长规律,反映共青团工作最近进展,为青少年研究者提供一个丰富精彩的交流平台。
[2] 张莉,女,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青少年导刊》责任编辑,主要研究青年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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