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青年研究始于百余年前，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青年研究都只是从属于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青年学的构建被提上议事日程，至今已过去了三十多年，青年学却仍然没能得到确立。青年学的构建何以陷入困境？已有多位学者不失深刻地予以剖析，但几乎无人关注到在学科构建中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即学术期刊在青年研究的学科构建中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在三十余年的构建过程中，期刊基本是“缺席”的。所谓“缺席”，并不是说没有这方面的期刊，也不是说期刊没有发表过相关文章，而是说期刊并没能在学科构建中发挥其应该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剖析，找出期刊“缺席”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揭示青年期刊参与乃至有条件地引导学科构建的可行路径。
一、青年学构建的困境
“所谓学科，指的是一种学术研究的领域，如同化学与英语那样，它构成了高等教育中教学与研究，以及学术共同体中的一个领域。同时，学科也是一种与研究科目紧密相关的知识分类……学科通常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学科是一种关于知识的分类体系；第二，学科涉及一套特殊的行为规范与方法；第三，学科关系到特定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观念。”［1］显然，要让青年研究成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分支之一，即意味着它必须满足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一个自恰的子系统的基本条件，亦即需要自身具备比较完备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包括：清晰的学科知识边界、特殊的规范与方法以及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学术共同体等。所谓“学科构建”即是指这些要素的生成、积累直至完备的过程。
关于20世纪80年代青年研究的学科化尝试，高中建曾作了这样的描述：“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中国，80年代的中国青年研究也同样充满了激情，加上西方青年研究成果的大量引进，人们迫不及待地要把青年研究变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完善的社会学科……如果说之前的青年研究只是学科化储备阶段的话，此时的青年研究则是正式登上了学科化学术史的舞台。”［2］但是，那一场“迫不及待”的学科构建活动并没有结出人们热切期待的丰硕果实，诚如吴小英指出的：“这些有关的青年学的讨论除了强调其跨学科、综合性、科学性的特点外，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论述，这种笼统抽象的青年学，类似于有关青年问题和青年群体的一种大杂烩或拼盘式研究，虽然头戴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言辞间充斥着80年代从西方引进的许多新名词，但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因此有‘为学科化而学科化’之嫌……建立青年学的初衷——加速学科化进程、确立青年研究在学界的一席之地——并没有就此实现。”此后，又经过了90年代的代际更替，“虽然‘青年研究’名下的研究整体上走向衰落，但是散见于各个学科的有关青年问题的研究并不少见，只是更多地淹没在其他专业领域有关社会问题的研究中，没有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和影响力”，到2000年以来的再一次代际更替，“比起前两代有了更清晰的学术自觉，也更加深入和透彻。然而……真正参与其中的青年研究学者并不是很多，讨论的主题也在不断的重复和争论中裹足不前、难以达成统一共识”。［3］所以，青年学的构建至今仍在曲折的进路上徘徊。
在回顾青年学构建以及陷入困境的历程时，学者们进行了诸多反思。沈杰对这样的反思总结道：“这种知识再生产的反思性机制大致包括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叫作‘问题意识’，一个叫作‘建构素质’。”［4］黄海也从大致相同的角度切入，只是用“结构意识”这一指向更清晰的词语替代了“建构素质”，指出：“‘问题意识’与‘结构意识’的结合大概是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不能逃脱的‘窠臼’，青年研究也不能例外。事实上，青年研究的学科范式称谓从‘青年研究’到‘青年学’的转变，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暗合了这种趋势。”［5］关于问题意识与建构素质的关系，沈杰认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问题意识’来源于我们深厚的学术修养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此为基础，在努力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表现我们的‘建构素质’。”［6］显然，沈杰是从实践发生的时序上来描述两者关系的，但是，当我们衡量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否已经形成时，也许应该倒过来，即考察“建构素质”或“结构意识”是否已能成为“问题意识”的基础，否则，纵然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却缺乏结构意识这一学科基础，那么，再好的研究也只能从属于其他成熟学科，而难以成为独立的青年学诞生的标志。因此，黄海指出：“严格意义上说，青年研究和青年学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一种对青年的各个方面和角度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对象化与问题化研究思路，后者则是将其上升到一门学科的高度，带有明显的学科化和结构化企图。”所谓“学科化和结构化企图”，就包含了建构青年学独有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体系。近三十年来，从事青年研究的许多学者一直在努力进行这种尝试，但是，在黄海看来，“我们在进行青年研究——学科意识与问题意识相结合意义上——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把青年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性群体，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分析青年中的种种问题，并最终试图开出种种‘药方’，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大概就是这门学科的定义、方法和研究对象和（及）研究旨归。从一门学科的表层科学性来看，该具备的要素都具备了，这门学科确实也在这种意义上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理由。这种定义，毫无问题是对的，也是科学的，可事实上，也是毫无意义的。说了等于白说，说了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真正的核心问题就在这里。”［7］青年研究的“真问题”与“真学问”并没有真正地结合起来，或者说，构成一个学科所应该独立具有的只属于该学科的“真学问”并没有完成真正的构建，青年学还不具备自己系统的方法论。
方巍基于对托马斯·库恩“范式”概念及后人对这一概念的阐发的考察，提出了“学科确立的标准问题”，他认为：“学科的诞生既包括对研究对象独特的认识和研究方法的确立，同时也包括对于研究对象独特的概括抽象方式的诞生，并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一整套知识体系。”以此为标准，“大部分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建立区别于其他学科青年研究的范式，在概念和理论体系上表现为一种简单的汇集，或如某些学者所说的‘拼盘’。尽管青年学的学科化尝试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年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但在学科化方面依然有许多路要走……目前青年学则仍然处于库恩所说的前范式时期。”［8］显然，青年学的构建仍然在路上。
针对种种反思，陆玉林指出：“我们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青年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反思。标准是评价和反思的基本尺度，是反思的基础……反思我国的青年研究……需要具体梳理的是学科和方法标准。学科标准或从学科角度反思我国青年研究的学者，一般是从社会科学的理想化的学科范型出发，提出成为学科所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包括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范畴、理论体系，然后据此判断青年研究是否已经学科化并提出青年研究如何学科化的问题。”［9］的确，不管是黄海从“问题”与“结构”的关系角度，还是方巍从“范式”与“学科”的关系角度，说的都是一回事，即在由青年研究到青年学的跨越中如何满足“学科和方法标准”。不仅是以上列举的几位学者的观点，实际上，当反思和探讨青年研究学科化历程时，几乎所有的学者们都是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角度切入来分析学科构建困境的［10］，所以，沈杰用来概括“青年研究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中”极其容易出现的“偏颇现象”的两句话，即“看到学科的地方看不到青年”和“看到青年的地方看不到学科”［11］，似乎已成为关于青年学构建困境的共识。
但是，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构建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学科构建主体——学术共同体的自我建构，而这一点在近年来的反思中却很少被提及。其实，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除了提出了“范式”这一著名概念外，还提出了“科学共同体”这一同样著名的概念。这一概念被引申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后，人们更多提及的是“学术共同体”。新学科的诞生无疑是一场科学或学术革命的成果，其前提是一个科学（学术）研究集群所普遍接受的新的范式的产生。在新范式替代旧范式或前范式的过程中，因对范式的改造或重建而走到一起并形成共同信念的众多学者得以结成新的学术共同体，可见，新范式的产生和构建与认同这一范式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诚如方巍在《关于青年研究学科化的思考》一文中所引用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再版后记中所言：“一个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因此，这个范式的构建主体只能是学术共同体，换言之，青年学的构建主体也只能是学术共同体。在新学科的构建中，我们不能只见范式而不见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与范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体两面，同样重要。
事实上，在长达三十余年的学科构建过程中，属于青年学的新范式固然没能生成，而青年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又何尝真正形成了？[2]由此看来，构建主体的缺位才是造成困境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新学科诞生的关系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就有必要追问学术共同体未能形成的原因，这个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但在笔者看来，学术共同体赖以建立的公共平台——学术期刊的缺席，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这是一种基础性的缺失。换言之，如果说造成青年学构建困境的根本原因是青年研究学术共同体的缺位，那么，作为学术共同体共建共享平台的学术期刊在青年学构建中的缺席就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反思青年学构建问题时，不分析学术期刊、学术共同体、新学科三者的关系，很可能找不到问题的真正答案和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找到一条学科构建的成功之路？
二、学术期刊、学术共同体与新学科的构建
学术期刊的产生虽然晚于学术研究，但它一经问世，即与学术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对学术研究的进展产生了独特而深远的影响，此后全部的学术史，与学术期刊都是拆分不开的。从内容来看，学术期刊所刊载的主要是学术论文，而学术论文则是学术新成果最好的形式，这是因为它不仅切合学术研究，而且有利于交流传播，故以学术论文为主要内容的载体——学术期刊就是最好的学术传播媒介。从形式上来看，作为连续出版物，学术期刊可以将固定的宗旨、风格、特色和内容不断地延续，是最合适的常设交流平台，这是它明显优于非连续出版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集，以及虽然连续出版但呈碎片化的报纸的地方。从功能上看，由于满足了发布和交流的需要，学术期刊充分展示了在学术传播方面的强大功能，于是，终其纸本时代，学术期刊几乎垄断了学术论文的传播。当学术期刊一旦成为最新学术成果最重要的交流平台和传播渠道，甚至是唯一的平台和渠道时，它对学术研究的作用就不再限于此，而在学术生产的全流程中全方位地体现出来。与本文论题相关的就是学术期刊在学科构建和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第一，通过发表和传播平台凝聚学者。在一个新学科开始建构之时，最初涉足该领域的研究者可能来自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当这些有着共同志趣的学者通过某些途径（如学术会议、学术访问）聚集在一起时，为了推进共同的研究，他们首先要做的事，一般说来，就是成立学会以及创办该领域的学术期刊和学术年会，以作为共同的组织和平台。“学会、期刊与年会，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学术体制：有学会必有会刊，有会刊必有年会。学术社团之建立及其活动，学术研讨会之举办，为中国现代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12］学术史上，许多著名的学派即因学术期刊而产生，而每一著名学派也大多有作为学派中心和旗舰的学术期刊。［13］新学派如此，新的学科及与其对应的学术共同体也是如此。作为同一领域学者研究成果的共同载体，学术期刊这一平台是共建、共享、共有的，从而为新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通过边界和中心的设定推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学术期刊从诞生时起，办刊主体就是学者。与学术期刊相比，学术共同体的雏形也许早已存在，但实际上，学术共同体概念自提出到被广泛接受要晚于学术期刊的诞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术期刊对于学术共同体的产生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14］。一方面，学术期刊划定了学术共同体的边界：“在组织层面，学术共同体主要包括学术期刊系统和专业学会系统。这二者是学者进入学术共同体、参与并建立正式学术交流网络的关键平台，在学者和‘门外汉’之间划定了一条明显的边界，因此对学者的学术生涯和学术共同体的运行至关重要。”［15］其实，“学术共同体并非严密的组织机构，而是基于某种学科、价值、理念或范式的认同而形成的结构松散的学者群体。如果说专业学会更具有某种组织形态，那么，学术期刊则更体现出对学术取向、学术方法、学术兴趣等学术精神方面的认同。所以，学术期刊之于这样的群体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没有学术期刊作为组织的公共平台，那么，共同体就难以聚合，其边界也难以清晰，共同体在研究中的作用也就难以发挥。”［16］另一方面，只要这个平台能够为具有共同学术关怀和兴趣志向的众多作者所拥有，它必定成为该学术共同体的中心。“一个有生命力的学术期刊背后一定站着一个思想活跃的学术团体，而这个学术团体应该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17］
第三，通过批评与评价明确新学科构建的方向和路径。在学术成果交流和传播过程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就是批评与评价。“（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学术的每一个微小或重大的进步，都是在对前人或同时代人学术成果的继承、扬弃基础上的创新；继承和扬弃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学术批评，有了学术批评才有了学术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学术批评也就不可能有学术进步，学术批评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学术研究。”［18］无论是学术批评还是学术评价，都是对学术成果质量以及学术研究趋势的某种评判，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对于成熟的学科来说，批评和评价的行为主体都只能是学术共同体。但是，在学者的学术成果完成后，最初的批评和评价却往往来自学术期刊，因为这是学术成果进入传播必须通过的关口。只有过了这道关，学术成果才会迎来同行和社会的批评与评价。我们知道，期刊对学术成果的发布是有目的和选择的，这个目的的设定和选择的标准就直接关系到相关学科的发展。这就是学术期刊必须由学者主办（往往是著名学者担任主编，甚至编辑也是由知名学者担任）和必须实行同行专家匿名审稿的原因所在，学者主办和同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是确保平台代表学术共同体意志的必要措施。可见，学术期刊能否把好这道关，取决于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但对于一个构建中的学科来说，学术共同体尚未最后成形，期刊的目的设定、内容设置、审稿标准对于该学科能否成功建构就更形重要，因为它必然地与新学科建构的方向和路径紧密相关，这直接涉及期刊能否为这些学术成果所代表和呈现的新的学术范式的生成奠定足够坚实的基础，以及新的学术共同体能否在这一基础上通过对新范式的确认而形成。在这个意义上，说学术期刊引领了新学科的诞生也不为过，当然，这个引领者——学术期刊必须内嵌于正在形成中的新的学术共同体。准确地说，所谓学术期刊对新学科构建的引领，其实指的是形成中的学术共同体的核心成员（而不仅仅是主编或编辑）通过学术期刊这一平台得以引领新学科的诞生。在这里，研究者、编辑人和平台（学术期刊）缺一不可。
第四，通过研究对象与范式的确立推动新学科的诞生。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其实也就是新的研究对象和范式的形成过程，继之而起的，即有可能是新学科的诞生。关于青年研究的独特对象，从学科构建的角度来探讨时，学界并无太多争议，有所争议的只是在于以青年为独特对象的研究能否构成独立的知识领域，对此若做出否定性的判断，则学科构建也就失去了意义，而成为另一个问题了（下文再作讨论）。与研究对象问题相比，关于青年研究究竟应确立何种范式，学者们则观点纷呈。从学术史看，一个生成中的新学科，大多产生于成熟学科的交叉区域，因此，新的学术共同体和新范式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形成中的学术共同体的核心成员一定是自其他成熟学科“跨界”而来的“先行者”，借鉴其他学科成熟的研究范式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田杰指出：“引入现代史学研究范式，综合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理论路径，是克服青年研究缺乏对历史的必要关注和理解的理论缺憾的比较现实的选择。”［19］黄海指出：“从文化人类学的思路对青年研究进行学术反思，就会发现运用文化人类学的‘他者’、‘主位思考’和‘文化的互为主体性’研究方法，进而在微观叙事、个别解释与生动白描中探询‘真问题’，进而追求‘真学问’，是我们实现青年研究中的‘真问题’与‘真学问’相结合，从作为政策研究的青年研究向作为学术研究的青年学转向的一条可靠路径。”［20］吴鲁平指出：“从研究所采用的理论范式看，青年研究经历了从现代化理论范式到后现代化理论范式的转变，目前正在向新型现代性或互构论范式转变。未来的青年研究应自觉地以互构论这类既具世界眼光又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为指导，通过对处于快速转型社会中的中国青年进行经验实证研究，来检验、丰富、完善和发展已有学科的理论和知识，从而增强青年研究与已有学科间的学术对话能力以及青年研究依据青年的特性来建构新的学科知识的能力。”［21］如果说，针对某一特定研究对象的新的研究范式的生成是新学科诞生的重要标志的话，那么，这个范式的生成就离不开学术期刊。诚如陆玉林所指出的：“某些高度相关的研究，是否能够集合为独立的学科，基础条件是能够确定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主题与方法、理论系列、规则与评价标准等。这是对研究能否成为学科、学科能否独立的合法性证明，也是学科的划界（demarcation）问题……学科的建立即研究的学科化，说到底是一种划界运动。”［22］如果我们认同在学科构建问题上学术共同体与范式是一体两面的话，那么，新的学术共同体需要学术期刊来为它划定边界和确立中心，而所有的新范式的尝试，都需要在学术期刊这一平台上展示并接受批评和检验，以达成共识。这个边界和共识生成之日，才是作为新学科的青年学诞生之时。
由此可见，从为学术成果的发表和传播提供合适的平台，到新的学术共同体和研究范式的生成，最终确立新的学科，哪一步也离不开学术期刊的参与和引导。学术期刊对新学科的产生来说，实为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换言之，没有学术期刊的积极参与，新学科只能是空中楼阁。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并不缺乏青年（研究）期刊，而这些期刊为何却缺席了青年学的构建呢？
三、青年期刊缺席青年学构建的原因
要回答青年期刊为何缺席了青年学构建的问题，需要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着手来寻找原因。尽管青年学构建的历史只有三十年，但在许多参与学科构建研讨的学者看来，青年研究的历史却可追溯到百年前。如何看待这一百年和三十年的关系，或者说前七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关系？应该说，从作为两者分界的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青年研究虽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前七十年的历史积淀还是在后三十年的学科构建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后三十年是整个百年历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后三十年学科构建陷入困境的原因首先还要从前七十年中来找寻。“没有对历史的追问，就不会有理性的思考。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定律。对于现实问题的任何解释，答案都已在历史中。对青年的理解，应建立在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之上。”［23］同样，对青年研究和青年学构建的理解，也要建立在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之上，从而寻找到历史性的根源。那么，历史上的青年研究有什么样的特点，它与学术期刊又有怎样的关系？
已有多位学者指出，最早的青年研究发端于新文化运动。如赵文、林升宝认为：“20世纪初，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冲破专制主义的精神罗网，积极宣传民主与科学，倡导社会改革和文化进步，兴起了一场以启蒙为核心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问世，以此为标志，我国的青年研究起步，大量关于青年的专论开始出现。”［24］可见，早在百年前，“青年”似乎就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为学界所关注，期刊的缺席似乎也不是贯穿整个百年历史的，青年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期刊为平台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期刊（《新青年》）就不会有百年前的青年研究，而且，主持这一平台的正是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并且有一定数量的专业成果问世。但是，如果细究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王奇生早在十年前即已指出：“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青年杂志》没有正式的‘发刊词’……创刊号中另有陈独秀答王庸工的信，声称‘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一年以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遂撰《新青年》一文。该文常被后来史家当作‘准发刊词’解读，其实除了要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外，更无多少实际内容。可以说，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25］1917年，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后，“一批北大教授加盟《新青年》，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新青年》遂由一个安徽人主导的地方性刊物，真正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如果说之前的‘名彦’‘名流’‘名家’执笔，多少有些虚张声势的话，如今由‘货真价实’的北大教授担任撰译，对一般青年读者之号召力，当不难想象。”［26］在思想界风起云涌的20世纪10—20年代，以《新青年》编辑者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当然首先是学者，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者，不管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是社会政治领域，他们都是领风气之先的新思潮的代表。他们的研究兴趣也不仅在青年，而是涉猎相当广泛，“《新青年》涉及的论题包括孔教、欧战、白话文、世界语、注音字母、女子贞操、偶像破坏、家族制度、青年问题、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工读互助团、易卜生主义、罗素哲学、俄罗斯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宣传与社会主义讨论等众多话题。”［27］不难看出，这些论题都需要从学术的角度进行解读，同时，又都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刊布于《新青年》上论题广泛的各类研究大多有着学术以外动员民众“革新现实”的目的。换言之，《新青年》所涉及的青年论题与其说是其主办者的研究志业，不如说是其社会动员的学术工具。这是《新青年》的编辑人及其研究与传统学者和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也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新青年》与一般学术期刊最大的不同。
显然，《新青年》并不是一本单纯的青年研究期刊，以青年为主要读者与以青年为研究对象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距离的。但是，这似乎并不妨碍它仍以其广泛、深入和持久的影响为中国的青年研究传统定下基调，那就是，学术研究与启蒙、动员、运动、教化、规训的糅合。如果说前七十年有关青年问题的著述属于青年研究的话，那么，这个以多重目的杂糅为“天职”的传统在《新青年》时代就已定下基调。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自此之后七十年间青年研究的历史作全面回顾，但从赵文、林升宝对其间青年研究的梳理，足以看出这个传统的分量。简略地说，民国年间，《新青年》的传统在中共根据地和国统区得到了不同向度上的承续。“在革命根据地，青年组织动员和思想教育是青年工作的主要内容，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与革命根据地相比，国统区的青年研究多为对青年本体的研究，涵盖的领域更加广泛，也显得更为学术化、专业化。”［28］显然，前者主要在动员、运动、教化和规训的向度上继承了《新青年》的传统，而后者则相对偏重于对《新青年》学术研究传统的继承。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当年根据地对《新青年》传统有选择的继承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研究大多围绕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青年工作、共青团建设、青年运动史等展开”［29］。与泛意识形态化相对应，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核心，青年作为被教化对象的角色变得更为清晰了，所有由官方倡导的青年研究几乎都在为这一目的服务。事实上，随着将社会学视为“伪科学”而逐出高校，来自高校的学术意义上的青年研究已为思想政治工作所取代，共青团系统成为青年研究的主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但这样的研究难免与学术渐行渐远。研究人员与研究内容的窄化是值得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予以特别关注的。《新青年》时代教化和动员青年的传统虽然得到了继承，但由著名学者担纲的青年研究早已不复存在，更不用说由学者自由地结成学术共同体了。由此可见，《新青年》传统被如此单向度地继承，代价必然是传统的另一向度——学术研究被舍弃，当然，学术期刊对这样的“研究”也就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了。
既有研究众口一词地将青年学构建的起点定在了20世纪80年代，这固然是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构建学科的冲动化作了实际行动，而更深层的原因则需要通过追问冲动何以产生来揭示，这就不能不说一说那个特殊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革”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走向沉寂，作为昔日“革命主力”的青年不可避免地逐渐边缘化，甚至引人关注的只剩下了“问题青年”，“青年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和反叛情绪逐渐显现……年轻人那时一方面渴求解放思想，另一方面普遍处在一种思想的苦闷、彷徨或者‘信仰危机’状态，不清楚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并对主流价值观抱怀疑的态度”［30］。对官方说教的怀疑和在现实中的迷惘其实也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青年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传统的教化逻辑日显苍白和陈旧。正是在这一特定的背景下，青年研究“复苏”了[3]，其标志就是得到官方支持的专业研究机构和青年期刊的创设。“青年研究无论从内容、形式上都与青年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研究队伍主要来自共青团系统，最先成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会、刊物等等许多也都是在团的系统的名下合法化的。”［3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延续了七十年的传统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告别，在改革开放后青年研究复苏之时，传统仍顽强地发挥着它的影响。在今天看来，20世纪80年代青年研究的“复苏”，实质上是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一味地说教和灌输主流意识形态收效甚微的情况下，希望通过重启青年研究，以为对成为“问题”的青年进行教化提供新的知识资源，故由官方发起并主导成为此次“复苏”的特点。吴小英不无尖锐地指出，这一时期的青年研究“从一诞生就带着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血统，跟政治和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联系，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来几十年这一研究领域独特的学术路径”［32］。正是从单纯的意识形态灌输转而向学术研究寻求知识资源引发了学科构建的冲动，为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圈得一席之地，并希冀得到学界的承认，但传统血统所规约的学术路径只能是对传统的路径依赖。吴小英曾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共青团和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系统更热衷于倡导和维护青年学或者其他‘青’字头学科的构建，而来自社科院和高校研究系统的学者则更倾向于对青年学的盲目构建持批评和反对的态度，倡导建立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方法论，让青年研究的成果更加务实、更加为社会所认可。”［33］透过这个现象，我们不难看到，已远离学术而又急于在学术领域“跑马圈地”的共青团系统和高校思政系统的研究者与学术圈已是如此隔膜，青年学的构建不仅成为前者的自言自语，而且其成果也为后者所诟病。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一个新的学术共同体形成的可能。
当青年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复苏之时，除了如何看待研究传统之外，还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研究对象。如果我们从学科构建的角度来审视青年研究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吊诡的现象，在一个始终以“革命”和“建设”为主旋律的时代，一直作为“革命”和“建设”主力的青年似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但当我们试图在青年研究学术史上捕捉一个在文化上独立的“青年”这样的研究对象时，却变得十分困难。在整个20世纪，传统社会中青年被规训的角色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只是规训的目的、内容和手段发生了变化，所谓“青年研究”在很多时候不过是变了名目的规训或为规训服务而已。事情的真相也许是，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青年”几乎就没有在所谓的研究中存在过，甚至在现实中也没有被真正承认过，所谓“青年”，只是一个生理学上对同一年龄人群的划分，而不是文化学意义上特定群体的概念。所以，当青年被置于研究视阈后，剩下的似乎只有“问题”了。于是，传统的教化逻辑在学术研究的外衣下存续了下来。
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青年研究复苏之始，青年学构建困境的伏笔就已埋下。青年研究和学科构建如此，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十余年的青年学构建历程中，青年研究期刊又走过了怎样的历程，扮演了何种角色？
张华将三十年间青年研究期刊的发展概括为：“伴随改革开放，我国青年研究学术期刊经历了起步期、蓬勃发展期、学术规范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34］这一过程与同时期的中国学术期刊的历程大致相仿。中国学术期刊虽然已有百余年历史，但民国年间的战乱、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都大大制约了学术期刊的发展，到改革开放前学术期刊实际上已凋零不堪，20世纪80年代后才重新起步。所谓“蓬勃发展期”，大约与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学术期刊的大扩容相当，学术期刊在数量上快速增长的同时，体制性、结构性的问题却更加凸显，突出的表现就是按“单位”分配刊号资源，期刊的创办与学科的发展基本脱节，引起了学界强烈不满。于是，在那以后，专业化、规范化的呼声四起。
与一般学术期刊相比较而言，青年期刊虽然其生也晚，但落入体制的陷阱却可能更深，表现在期刊分布、宗旨、内容等诸多方面。方奕、王桂琴曾描述了青年研究期刊大致分布状态：主要在三个系统之中，其一是共青团下属的各级院校，大多属于学报的性质；其二是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所；其三是共青团所属的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为代表的专门研究机构，包括各省市的青少年研究所。［35］虽然三分天下，但实际上共青团系统的期刊占据了绝大多数，其中，多数期刊均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学术期刊大扩容中正式问世的，其“单位制”的特征非常明显，而作为科研重镇的高校却几乎没有创办过青年研究期刊。刊号资源如此分配，使得青年期刊与青年研究一样，与学术圈几乎隔绝。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青年研究一直带有明显的“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血统”（或者说传统），那么，“血统”和传统对青年期刊的影响不仅一点也不比青年研究少，而且只有更甚，因为“单位制”给予期刊的束缚远甚于研究人员。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关于青年学构建的提议和探讨几乎都是在青年期刊上发布的，怎么能说青年期刊缺席了学科构建？其实，期刊是否参与了学科构建，不在于其是否发表了相关论题的文章，而在于这些文章是否促进了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或是否代表了正在形成中的学术共同体的意志。期刊若打不破“单位制”的樊篱，只是作为本系统的“园地”和青年教育的阵地，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运行，不管它发表了多少关于学科构建的文章，事实上都改变不了自说自话的格局。因此，以期刊对学科构建应起的作用来考量，青年期刊仍无法避免实质上“缺席”的考语。那么，青年期刊如何才能参与甚至引导青年研究和青年学的构建？
四、青年期刊内容与平台的重构
今天反思三十年来青年学的构建历程，原本是为了加速青年研究的学科化进程，但结果却是，是否应该构建这个学科似乎也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4]。这是因为一个新学科的构建，仅凭一时的冲动，或“浓厚的学科化情结”，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只有当这些条件成熟时，新学科才可望诞生。具体到青年学来说，独立的青年研究的成立，当为青年学构建的先决条件。从多位学者的反思性论说来看，青年研究连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尚未厘清，还远说不上成熟[5]。在这样的条件下强烈的学科化诉求，正如陆玉林所言，“反映出研究者对研究的科学性焦虑、知识论焦虑和学术界与社会承认的焦虑。”［36］与焦虑相对的当为自信。当有那么一天，我们对青年研究的科学性、知识论和学界的承认有了足够的自信后，青年学的构建也许就水到渠成了。问题是，我们如何跨越从焦虑到自信的鸿沟？为此，许多研究者分别开出了不同的“药方”，这些“药方”是否对症，能否得到预期的“疗效”，非本文主旨所在，暂不作评论。但是，有学者指出的两种“博弈”现象，却是值得关注的。
吴小英指出，21世纪以来，在青年研究领域，存在着“两种传统与两种话语”的博弈，即“意识形态化传统和学术规范化传统”的博弈，以及“主流话语对青年的建构和定位”与“青年自身的话语表达”的博弈。前一种博弈看似学术规范化传统取得了完胜，“意识形态化传统逐渐沦为某些青年工作的从业人员或者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者的专利，而在学术界则成为过时的、被人唾弃的东西”；后一种博弈的结果似乎也是官方落败，“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建构的青年话语形式渐渐失去自己的地盘，而以流行文化面貌出现的青年自身的话语形式则处于不断上升地位。尤其是2000年代以来网络文化的崛起，使得集草根化、平民化、娱乐性、原创性和批判性于一身的青年文化大行其道，青年话语第一次在大众文化中战胜主流话语，有了自己相对自主的生存空间，甚至反过来对主流文化进行渗透和反哺。”［37］另一位学者风笑天则以“青年亚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博弈来指称吴小英所说的后一种博弈：“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特别是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对这一代青年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他们无论是对待工作、职业、金钱，还是看待成才、成功、幸福，都有他们自己的标准，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模式，发出了多种不同的声音……青年亚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进行着博弈和相互影响，展现出丰富多彩的社会图景。”［38］其实，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教化传统与学术研究、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主流话语与青年话语）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是，所谓看似“官方落败”并不等于另一方的实质性胜利，“青年研究并未出现想象中的繁荣景象……由于研究者对两种青年话语的变迁和博弈不敏感，对青年自身的话语表达也不熟悉，因此研究过程的理论框架依然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主流话语对青年的那一套建构模式，使得青年研究在政治说教和道德教化的传统逐渐退场之后，始终未能建立起自己新的价值定位和坚实的知识传统。”［39］
尽管如此，博弈的意义仍然不能低估。仅从学科构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博弈，就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第一，两种话语和文化的博弈不仅表明了青年正在摆脱传统社会所给予的角色定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表明了青年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建构的开始。如果说在20世纪的青年研究史中我们难以捕捉到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独立青年的存在，那么，通过两种话语和文化的博弈，独立青年的形象已渐渐地清晰和丰满起来，从而也就为青年学的构建准备了可资独立研究的特定对象。
第二，两种研究传统的博弈让我们看到今天的青年研究已不再是以教化和规训为目的传统研究的一统天下，青年研究正在向学术回归。如果说20世纪的青年研究基本是共青团和高校思政系统的专利，有着明显的“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血统”，那么，通过两种传统的博弈，新的“血液”正在源源不断地输入，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特别是从事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前沿学者正在重新进入青年研究领域，青年研究与学界隔绝的樊篱正在被拆除，融合可望发生，这就为青年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和青年研究范式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尽管博弈带给青年研究的实际效果尚不明显，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样的博弈让新世纪以来的青年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从而重新燃起了人们对青年学构建的希望。
本文之所以特别关注这两种博弈，一是因为这样的博弈不仅是新中国历史上所仅见，而且也远没到尽头，博弈的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青年研究仍然是碎片化、内卷化、拼盘化的一盘散沙，还是能够逐渐地成熟起来，甚至走向一个新学科的构建；二是因为这样的博弈与青年期刊之间有着难以拆解的关系。博弈当然是在多个层面上展开的，但最终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理层面的研究（博弈）情况，而学理层面的研究（博弈）则主要以期刊为平台。若本文所论证的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和新学科构建的关系能够成立的话（即，学术期刊通过发表和传播平台凝聚学者，通过边界和中心的设定推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通过批评与评价明确新学科构建的方向和路径；通过研究对象与范式的确立推动新学科的诞生），那么，如今基本“缺席”的青年期刊要发挥出这样的作用，可谓任重道远。青年期刊必须完成从共青团系统的封闭“园地”到青年研究开放平台的转型。只有完成了这样的转型，青年期刊才可能参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从而告别“缺席”状态而不辱使命。
青年期刊能否顺利转型，固然关系到青年研究未来的发展，其实，同时也关系到期刊本身在未来的命运。这是因为，一方面，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终将推进，刊号资源分配方法势必改革，“单位制”有可能难以为继；而即使在“单位制”盛行的年代，当既有的学术期刊无法发挥其应有作用之时，学者们也会寻求自创平台的机会和寻找新的媒体合作者。尽管这在纸本时代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但由学者担纲主编的“以书代刊”的准期刊——学术集刊一直顽强地生存着，目前正常出版的集刊有数百家，其中，被CSSCI列入来源目录的就达145家［40］。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涉足青年研究，由前沿学者亲力亲为创办青年研究学术集刊乃至专业期刊并非不可能；另一方面，以上强调学术期刊在学术研究和学科构建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主要是针对纸本时代而言，如今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现代信息技术正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期刊出版传播的基本面貌，传统的纸质出版、实物传输已被数字出版和网络传播所取代，新媒体有着更多的功能选择和更好的用户体验，正在迅速崛起。学术传播也不例外，传统学术期刊在学术传播中的主流地位正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当然，在互联网时代，对于新学科建构来说，交流平台与传播渠道仍是不可或缺的，但期刊可能已不再是唯一的平台和渠道了，新的媒体形式和办刊主体正在不断涌现，值得关注的是，奉行“信息自由”理念的开放获取运动，不仅对传统期刊的运作模式提出了挑战，而且为自媒体的兴起推波助澜，一些学术团体甚至个人创办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拥有相当固定的专业读者群，某种程度上正在替代传统期刊的作用。一些出版机构创办的学术传播移动数字平台也正在抢占学术传播的高地，充分展现了新技术、新渠道、新平台、新聚合的优势。无论是来自学术共同体还是来自其他新兴出版主体，它们都会想方设法地撇开传统期刊，直接与作者合作，直接与读者见面，最终取传统期刊而代之。
因此，青年期刊正面临着双重的压力——僵化体制的掣肘和新出版模式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形下，青年期刊要在青年研究和青年学建构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突破体制的掣肘，回到学者中间，并充分利用新的传播技术，真正为青年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提供平台。如果说青年期刊在青年学建构中缺席的原因主要在于与学者的疏离，那么，我们就必须经过内容与传播平台的重构这一充满挑战的过程来实现与学者关系的重建。这不仅关系到传统青年期刊在学科建构中的作用能否发挥，而且也关系到传统青年期刊在未来能否“合法生存”。
其实，对于一个生成中的新学科来说，研究内容的建构或重构首先是学者的事，其次才是期刊的事。学科建构的主体是学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在内容重构问题上，期刊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一方。因为组织什么样的研究，使用什么样的作者，发表什么样的文章，决定权在于期刊。这样的学术研究组织工作是有着鲜明的导向的。谁来决定这个导向，是依靠学者，还是编辑闭门造车，将决定期刊在青年研究和学科构建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特别在目前，青年期刊受体制束缚已外在于学界的情况下，要在青年学构建中发挥组织和引领作用，明智的选择就在于通过期刊内容的重构改变与学者的疏离状态。期刊如何能够与学界融为一体，使学者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介入编辑工作，甚至让学者成为办刊主体，是对青年期刊编辑人特别是主编智慧的考验。如果学者特别是前沿学者中的领军人物得以通过期刊组织和引领相关的学术研究，那么，青年期刊在青年研究和学科建构中的作用就能得以显现。这不仅能推动青年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而且可以让青年期刊获得新生。
如果说内容的重构首先是学者的事，那么，传播平台的重构则首先是期刊的事。学术期刊的基本使命就是做最好的学术传播，没有好的传播，一切都无从谈起。在期刊有可能不再是唯一的学术传媒的互联网时代，所谓做最好的学术传播也就意味着必须在各方面都优于竞争对手。只有这样，才可能赢得学者，从而有可能在青年研究学术共同体和学科构建中发挥作用。面对体制的困境、新媒体和新的办刊主体的竞争，青年期刊如何才能做到最优？这是今天的青年期刊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时代媒体的竞争核心就是平台之争。与纸本时代以个刊为单元的平台不同，互联网时代的平台一定是信息聚合型的，这已成共识。因此，从传播理念和技术来说，青年期刊的平台重构就是要尽快地实现数字化转型和各种媒体手段的融合发展，构建信息聚合型学术传播平台应成为所有青年期刊的战略抉择。已具有一定组织系统的青年期刊就是一个天然的利益共同体，完全有条件和有可能打造共建共享的具有特色的青年研究聚合型平台。另一方面，或许更关键的还是要正确把握期刊与学者的关系，平台重构的目的仍然在于让平台回归学术共同体。从这个角度说，内容的重构与平台的重构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是在一个共同理念下各有侧重点的共同行动。
只有通过内容和平台的重构，青年期刊才可望结束学科构建中的“缺席”状态，并在条件和时机成熟时推动青年研究适时地向学科构建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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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剑，男，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历史学和编辑学等的研究。
[2] 吴小英注意到了青年研究者的身份问题，并认为，即使到了2000年后，仍然“既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术共同体也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吴小英．青年研究的代际更替及现状解析（上）［J］．青年研究，2012（4））。
[3] 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才是青年研究的开端，而对前七十年的“研究”，不仅不认同其学术价值，而且连其作为研究的性质也否定了。本文用“复苏”来表述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研究与前七十年的关系。
[4] 陆玉林通过对英美青年文化研究个案的分析指出，超前的学科构建可能给并不成熟的青年研究带来画地为牢的消极作用（陆玉林．论青年研究的学科与路径问题——以英美的青年文化研究为例［J］．当代青年研究，2009（6）．）。
[5] 孟利艳、高中建指出：“青年研究的学科化，首要解决的硬核是研究范式的形成。作为一门综合学科，青年研究自身的特质问题给学科范式的形成造成了困难：1．多学科的理论分析尚未能形成论题共域；2．不同的方法论研究进路都未能提供学科说明的整体图景；3．学术共同体在青年研究的核心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孟利艳，高中建．青年研究学科化的范式困境及其范式革命［J］．当代青年研究，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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